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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网上祭祀,网上祭奠,线上祭祀,线上祭奠发布时间：2021-04-26分类：祭祀家谱浏览：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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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在武氏祠堂 常静 摄影
包头市昆区阿尔丁南大街42号，新落成的云龙大楼高高耸立。平时，这里病患进出，飞驰驶入的救护车常拖着急促的警报声在楼下停留，医护人员急匆匆地将车上的伤者送进楼里……
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云龙大楼，一座新建的医院综合楼；但更多的人并不知道，在这座20层建筑的顶层，一个装修考究的“武氏祠堂”隐匿其中，60多位武姓先贤的牌位在这里享受着香薰膜拜。
“这有可能是包头市唯一一座新建的祠堂。”包头市著名历史学者张贵的说法还有待考证，但祠堂的设立者却相信，当人们去追寻传承，重拾历史记忆的时候，设立祠堂的意义就会慢慢显现。
武英在武氏祠堂
城市高楼里的“武氏祠堂”
年过古稀的武英最终还是在距老家武川县二百多公里之外的包头建起了一座祠堂。这是他赋闲之后一直想要完成的心愿。
那是2007年的秋天，这位云龙骨科医院的创立者审视着即将动工的云龙大楼设计图纸，在纵横交织的线段勾勒成的20层楼体上，顶层的一个空间是他特意为“武氏祠堂”选定的位置。那里是整栋大楼的制高点。“就是让后人时刻谨记，武氏家训和传承的精神要放在最高处。”这是武英为祠堂选址时的想法，也是建立祠堂的初衷。
五年多之后，装修古朴考究的“武氏祠堂”里，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66位武姓先贤被选为“代表”，刻有他们名字的红木牌位按照朝代次序，由高到低依次被供奉在正面，高高在上。
建祠堂，是武英的一个梦，但梦的缘起却是那本源于民国初年的老家谱。
按照武英的说法，老家谱是从自己的先人武祯手里传下来的，因为沿着家谱 中的《武氏世系表》推算，盘根错节的世系关系最终都指向了这位生活在清末民初的人物。而老家谱中的记载也给出了印证：“武祯，清光绪年间定居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桃园库新都一都二角，中华民国四年十一月建此世系”。
武氏祠堂
老家谱躲过日寇“扫荡”
民国四年，是公元1915年。那一年的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了帝制，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内忧外患。
这场近百年前的浩劫并没有在这份薄薄的家谱中留下任何痕迹。1942年出生的武英也没法仅凭一本家谱了解自己先人当时的境遇，“他们从哪儿来？为什么迁居山西？”这些问题，似乎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他甚至对这一世系迁居内蒙古的细节也所知甚少，祖父和父亲口中的“走西口”成了他对那段历史唯一的解释，但他依稀记得，祖父在世时，他们在老家武川县乌兰不浪乡什拉兔村殷实的家底，“那时候，我爷爷是大地主，在村里有四五顷土地，家里有两大群牲口，我们和爷爷住在一处大院子里……”
儿时的幸福好像还停留在武英的记忆里，但家业却在日寇的“三光政策”下化为灰烬。1941-1942年间，日寇对晋陕蒙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武英的家乡未能幸免。“日本人抢了粮食，赶走了牛羊，还把我家的房子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剩下的只有一些方便携带的财物和这本家谱。”武英说，家谱是父辈在得知“鬼子要进村”的消息后，提前放进包袱里带走的。
这是第一次，让武英觉得“家谱和钱财一样重要”，但年幼的他没有想到，这本家谱将在二十多年后再面临一次存亡劫难，而保护家谱的重担将会落在自己身上。
1968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后，所谓的“挖肃”运动在内蒙古地区甚嚣尘上，当时在二分子公社卫生院当医生的武英也被卷进了这场运动的洪流之中，扣上了“内人党”的帽子，那本从日本人的火把下幸存的家谱又成了红卫兵们寻找的“四旧罪证”。
“当时，我有一种预感，总觉得红卫兵要来抄家，找家谱，破‘四旧’。”多年之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武英仍然心有余悸，“我趁着夜色把家谱用塑料布包裹好，埋在凉房地下。”为了安全，他还把存放粮食的大瓮压在了上面。
几天之后，武英在当地“挖内人党”的运动中被停止行医，并被软禁起来写“反省材料”。红卫兵果然去抄了他的家，木柜中的医书全部被搬到屋外，一把火烧得精光。
那本家谱就这样留在了瓮底的泥土里，直到1969年武英被平反才重见天日。后来，武英举家迁居我市，创立了云龙骨科医院，这本老家谱也被放在行囊里背到了这里，成为武英建立“武氏祠堂”的根源。
武英经常以“武氏家训”教育子女
建的是祠堂，传的是家训和文化
循着家谱，武英找到了几千年前武氏的根，那位名叫“武丁”的姓氏祖先的排位，被高高地供奉在所有排位的顶端，但这间建在钢筋混凝土之中的“武氏祠堂”或许已离祠堂文化产生的根——乡村社会的宗法制度越来越远。
一直以来，地处北疆的包头就鲜有宗族祠堂出现。在张贵看来，历史上经济文化的落后让这一现象成为必然。
“土生土长的蒙古民族没有建宗族祠堂的传统习俗。即使是在包头有着几百年繁衍生息史的巴氏家族也绝没有家谱，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祠堂。”张贵说，清末民初的人口迁徙‘走西口’虽然让具有传续家谱、建立祠堂的晋商来到了这里，但晋商在发家之后都会返回原籍，再编修家谱、修葺家祠，“以创立包头最古老的商号复盛公的乔贵发来说，他在包头发家之后，就携妻带子返回山西省祁县老家，盖起了乔家大院。”这正是陕晋地区的传统。
武英
在当下的现代城市里，从乡村社会的宗法制度中衍生出来的祠堂或许更像是无源之水。一位要求匿名的社会学者就坦言：“一座建在城市中的祠堂，失去了宗法社会的基础，又在社会中缺失了祭祀的本来功能，它的意义何在？”
但这并不是武英愿意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当下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碎片化，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的精神需要一种文化来凝聚，而姓氏宗亲的文化正应该是中华传统文化长河中不可或缺的那“一滴水”。
“我建的是祠堂，供的是祖先，要传的却是家训和文化。”在祠堂里的武英正襟危坐，目光望向高悬在朱红立柱上的两个匾额，上书：“继祖先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鉴行正道，唯读唯耕”。
这是从老家谱上摘录的《武氏家训》。也许，这才是他建祠堂的本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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