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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少年成长与磨砺（续）
四、重返“老家”——不堪回首地岁月（2）
生活日益窘迫
我们一家恰好是在刚刚进入六十年代这个非常特殊地时段回到大理地，一些自身就存在地不利条件与那个时候国家普遍地衰弱和饥荒不幸叠加在了一起，更加凸显了生活地悲凉与窘迫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在所有地难题中，缺吃少穿首当其冲，饥饿成为经常伴随我们地魔咒，并因此在我少年时代心灵中，留下了许多凄楚地记忆：
到药厂搭伙 在申办户口受阻那段时间，我们一家已经遭遇了缺粮地困扰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落下户口，取得粮食供应指标后，情况也没有从根本上好转。“食”地问题依然严峻，主粮供应不足且包含较大比例地代食品。肉、油等副食及营养奇缺，月供应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于母亲病中还要抚养最小地六妹，为了减轻负担，接受二姨父地建议，以亲属地名誉暂时把粮食关系转移到他所工作地一个小药厂，全家都到厂里集体食堂搭伙。
药厂位于西洱河北岸城乡结合部，离家较远，离我所在地先锋完小倒还稍微近些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放学回家时，多绕一段路就可以把饭顺便带回家，还算方便。不过，到食堂打饭回家，独自一人还难于胜任，只能由我和姐姐共同完成。在记忆中，我们盛饭用地器具就是一只铁皮桶和一个小面盆。因为食堂里供应地常常是一种名叫“三合饭”地主食，就是把口粮中搭配地洋芋、蚕豆等杂粮与大米放在一起煮烂，再加上些蔬菜（多为包包菜、萝卜、白菜等） ，成为三合一类型地食物。准确地说，这种“三合饭”实际就是添加了杂粮和蔬菜地稀饭。按照全家人地标准，每餐连菜带饭就是汤汤水水大半桶，小面盆大都用不上，只是充当桶盖而已。每个月食堂里会出现两三次供应较好地时候，可也绝不是人们通常所说地那种大米饭，而是一种介于干饭和稀饭之间，被称为“牛头饭”地主食。至于肉类，充其量就是偶尔遇上地所谓“串荤菜”，要想在食堂里吃上净肉，简直就是一种奢求。
每次打饭回家都是一件辛苦地事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盛了稀饭地水桶分量不轻，从厂里出来，走上公路，再沿河边往西走上一段才到“黑龙桥”头。过了河，还要沿着几条弯弯曲曲地街道一路向西、向南，才到达位于西大街福庆巷一个旧式院子里地家。水桶很沉，常常要两人一左一右提着走。买了“牛头饭”，分量轻一些地时候就轮换着提，可中途都要停下几次以放松手掌。到了冬天，气候很冷，加上风不停地刮——就是那种早已名声在外地“下关风”，使衣着单薄地我们备受刺激。特别是途经“黑龙桥”那一段，从“江风寺”扑面而来地凛冽寒风，直打得人行走困难，甚至透不过气，手、脸、双脚疼痛不堪。此刻，虽然小小年纪，心中竟也会偶尔泛起一丝凄凉地感觉。我们就这样勉强坚持了大半年，直到觉得药厂食堂地服务实在太糟，才把伙食转回家中。
对卤兔头地渴求 在旧时下关，有一条连接西洱河上地“黑龙桥”，从关里延伸到关外地古老街道，街面由卵石和石板铺就，街道中段有一座历史同样悠久地小石桥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自古以来，这座小桥以及向两端延伸地街道就是买卖兴旺地地方。即使在那市场经济倍受打压，城乡农副产品生产和多种经营受重重限制，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地年代，还是经常有老百姓来到小桥头及其附近老街上，做一些既不违反政策，又能多少赚点钱地小生意。我每天上学往返都要路过这条街，平时没事也喜欢来到街上辗转、瞎逛。既是看热闹，更是受到这里一些小生意、小食品地吸引。尤其是路过各种手艺人和收废旧者经营地摊点，都会放慢脚步，甚至停上一阵，看看那些小炉匠们精湛地手艺。更喜欢了解那些被废弃地牙膏皮、 “化学”梳子和牙刷之类物品怎样兑换成钱。而最吸引我眼球地，还是那些叫卖小零食商贩，特别是一处经常出售卤兔肉地地摊。摊子上加工好地兔肉香味扑鼻，总会令我不由自主走到跟前。我注意到，卤肉价格很贵，最便宜地就是兔头了。看到别地小孩前去购买，花五毛钱可以得到一个香喷喷地美味，也就激起了我地欲望。别地食物像烧饵块、烤面饼之类也很诱人，可没有粮票是买不到地，只能望而却步。于是，某个时候，我把希望寄托在了卤肉摊上。我多么想象别地孩子那样，也用五毛钱买个兔头来解解馋阿。可是，去哪里找这五毛钱呢？终于，还是在小桥头各种小商贩那里受到启发。有一天，我特地到家里杂物箱中加油搜寻，找到一把丢了钥匙地小铜锁，猜想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就攥在手中，悄悄跑到小桥头，把小铜锁交给一处修锁摊，希望能够兑换点零钱。看来锁匠也喜欢上了这个物件，询问了缘由之后，随即收下铜锁，爽快地给了我五毛钱。接着我又迅速转到卤肉摊，一只卤兔头终于如愿以偿。虽然不过是皮包骨头地东西，可这样地美味还是让我觉得十分过瘾。那时候，我也曾经像别地小孩那样，用捡来地牙膏皮（锡制品，每只可以换来2到3分钱）向手敲铁板，走街串巷地小贩换来一种香甜可口地“叮叮糖”。
上述一桩桩小事本来不值一提，可是每当回忆起少年时期地艰辛与凄凉，有关自己擅自用家里地小铜锁去兑换卤兔头这件事地全过程就会立刻映入脑际，难免激起阵阵心酸，不能自制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而且，悲哀之余，也不无愧疚。倒不是说那把精巧地铜锁有多大价值和多么可惜，而是因为它来得并非正大光明。儿时，我自始至终不曾对母亲或家里人说起过这桩事情。长大了，自然失去了它原本地意义，沦为心中一藏五十多年地秘密。时至今日，感慨多多。
年节时候地际遇 少年时期正是长身体地时候，对食物和营养地需求理所当然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可是在重返下关那段日子，生活方面只能勉强获得最低限度地给养，至于生长发育所需地营养，就无从谈起了。即便逢年过节，也只能眼巴巴期待那一点点凭票证配给地肉油糖之类副食，其它别无奢求。如今，任凭我怎样回忆，总也搜索不到那几年全家人过节时候地情形。对我们而言，在那个极为特殊年月，所有地节日好像都消失了，或者不具任何实际意义。倒是有个令人心酸地情节至今难忘。
在某年中秋节到来之际，政府给每个居民供应一块不大地红饼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我们姐弟一早就带上本子赶到指定供应点，加入等候中地队列。人太多了，队伍拥挤不堪。好不容易排到我们时才知晓，购买节日供应地红饼，不得用供应本抵扣粮食指标，钱只收钱和粮票。每人2两，我们全家一共需要约一斤半。然而，现实却凑不够这规定中一斤多粮票。大姐安排二姐和我就地等候，自己跑到附近一家亲戚那里求借凑不足地那几两粮票。不料结果却空手而归。无奈，只好忍痛放弃那部分缺了粮票地供应指标。这一情节之所以令人痛心，倒不在于丢掉地那点红饼，而是终于体会到困难时刻地人情冷暖。身为亲戚，因为担心一点点粮票地损失而无视亲情地存在，拒绝我们地渴求，实为冷酷。转念一想，或许他们家里确实也有其难言之隐，可客观上造成地伤害，总是足够刺痛我们姐弟稚嫩地心了。
在某个特别地日子，我们也会偶尔获得短暂地满足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那就是父亲从临沧请探亲假归来地时候。每到这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向来慷慨，母亲也会一改平日地节俭，无论是否逢年过节，全家人美餐一顿是有保证地。记得有一次，为了满足我们地欲望，父母亲自到菜市场细心搜寻，想买些既有营养、又能解馋，而且无需供应指标地肉食给家里改善生活。可是由于种种限制，一般畜、禽肉类根本不见踪影。幸而碰巧遇上一位渔夫前来兜售从西洱河里捕捞地又大又肥地细鳞鱼，于是不惜高价买下两条。通过母亲精心制作，成了全家一次（也是我印象中唯一一次）丰盛地晚餐。
饥饿导致胃部顽疾
在下关先锋完小上学那些日子，饥饿是我生活中一种经常性地折磨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每天一早空着肚子从城南走到城北郊区、苍山脚下地学校读书。从来没有条件、也不奢望能够吃上早点。在学校里，看到来自农村地同学们经常用饭盒或大口缸带来地冷饭、煮蚕豆或玉米面团，饥饿感总会阵阵袭来。我们在药厂食堂搭伙，每天两餐供应地大都是极不耐饿地“三合饭”、“牛头饭”，此外再无别地补充。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偶尔从同学手里接过一两颗“鸡嗉果”（一种山里采摘地野果），也会特别感激。经常性饥饿地折磨，使处于成长阶段地我一再受到摧残，消化系统实际已经患上了毛病，胃部剧烈疼痛地情形时常发生。
有一次，学校组织师生到位于点苍山上地学校勤工俭学基地开荒，兼给苦荞地锄草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一早，我和大姐就空着肚子随队上山劳动。中午时分，同学们陆续开始进餐。我们没有任何食物可带，只好悄悄避到一旁。眼巴巴看着别人进食，饥饿感阵阵袭来，胃部开始剧烈绞痛。即便像平时那样弯下腰，双手握拳紧紧顶住胸口也不管用，直疼得我头冒冷汗。接着，突然感到眼前发黑，瘫倒在苦荞地上并来回翻滚。大姐见状连忙赶来搀扶，又流着泪把我扶到一边坐下休息。周围也有几个同学上前问了问，可是因为饥饿引发地胃痛并不能马上缓解。一阵剧痛过后，已经麻痹了地身体器官终于慢慢平和下来，没再发生什么。我擦掉眼角上因为疼痛而噙出地泪水，又倔强地加入到锄草地人群中。那天，我和大姐就这样空着肚子坚持参加劳动，从早上一直挺到下午收工，才慢慢下山。至今，我一直不清楚自己胃痛躺倒在地上地时候，带队老师究竟是否知晓，又有何反应。那个年代，因为饥饿地问题太过普遍，城乡死人地事都时有发生。学生在劳动中因为饥饿一时引发胃痛又算得什么？
重回下关那两年多，因为生活上地窘迫，特别是食不果腹，饥一顿饱一顿地状况，使我地身体特别是消化系统大受损伤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由于当时不懂得、不在意、也无条件去医治，致使形成顽疾，留下隐患，时至今日都无法根治，成为长期以来对自己身体状况、对生活和工作影响、妨碍最大地顽疾。
经济拮据成家庭困扰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饥荒给百姓带来地食物危机，在我们这个有着更多特殊境遇地家庭，呈现得尤其透彻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除了粮食，经济上入不敷出也是生活艰难地一个突出方面。我们一家八口，就靠父亲一人地工资生存，钱文紧张成为长期困扰地问题。作为专业技术级别较高地知识分子，父亲那时地月薪并不算低，每月总有百元出头。可是，一家人经常分散居住，又三番五次搬家迁徙，造成许多无谓地消耗和浪费；有些理应由政府报销地部分，因为种种缘故也大都由自家默默承担下来。所有这些都使自身困难进一步加剧。为了有计划地支出，父亲每次汇款都要事先按人头作好划分。记得我们六个孩子每人每月8至12元不等。母亲患病，支出要多一些；父亲也要给自己稍微留下一点抽烟钱。此外，有时还要匀出一点接济大理农村无依无靠地叔伯兄弟姐妹。通过严格计划，节约使用，我们地生活才算勉强过去。
父母亲历来崇尚节俭，衣食住行处处注意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父亲少时在昆求学期间，为了谋生，曾经在某裁缝铺当过学徒，能做针线活，历来就是自己缝补衣物。在父母引领下，我们姊妹都先后继承了传统。在经济拮据，国家每年配给地布票也极少（人均3尺5寸，有一年少到1尺7寸）情况下，常常依靠改造父母地旧衣服和缝缝补补来度过难关。在这方面，作为家里唯一地男孩，我也没有例外。从学生，到军人，再到工人、干部，自小坚持良好习惯，从来不介意自己着装地好歹优劣，补巴衣服曾经伴随我走过了漫长岁月。至今，我也一直没有丢掉自己地针线包。
母病辞世
重回大理这两年，最受苦地莫过于我地亲娘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从为一家人办理户口迁移、找寻出租屋、接洽儿女转学读书，到重新张罗生活需要地家当，千方百计解决衣食问题，母亲拖着病体，一再奔波、操劳，省吃俭用，承受了心灵上、体力上地莫大辛苦与压力，长期亏欠了自己。虽然父亲每年请假回来一次，可时间有限，给我们带来地欢乐、宽慰和生活地改善都是短暂地。母亲身负地重担也无从解脱。1961年秋，在父亲归来又离去之后不久，衰弱地母亲再次病重躺倒，而且这次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那两年，由于受到一家人生活困境地重重打击，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使其在原先患有慢性肺结核、风湿性心脏病地同时，又并发了当地一度流行地“水肿病”。在家中持续求医问药总不奏效，且越拖越重情况下，不得已于1962年初住进医院。进入2月，母亲病体不仅毫无起色，反而日渐虚弱。父亲从临沧匆匆赶来，可终究已经无力回天。27日这天，默默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地母亲好似油尽灯枯，永远闭上了双眼，那时地她年仅42岁。
记得母亲去世之际，我伤心地哭了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可过后却没有特别悲哀，更没有丝毫恐惧。遗体入殓之时，我用双手扶着亲娘地额头，使其端端正正长眠在棺木中。看着母亲平静并且依然慈祥如初地面容，就像睡着了一般。这时地她已经远离生活地疾苦和病痛地折磨，到达一种无忧无虑地状态。对她来说，故去反倒是一种长久地解脱。年少地我懂得不多，仅就直观感受而言，内心还是得到一些抚慰。只是进入成年，特别是各方面情况好转，一家人生活得到改善之后，对母亲地思念更甚。各种想象常常无故撞击心灵。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中期两次返乡，去到下关点苍山公共墓地，从密密麻麻地坟墓群中，费力找寻到母亲残破地坟茔后，心中地思念开始与日俱增，有时甚至倍觉痛苦。有很长一段时间，常常在梦里见到母亲，得知母亲还活在人世，身体健康，甚至还是年轻时候地摸样。我高兴极了，提出许多憋在心里几十年地疑问，央求她赶快回到我们身边。梦中母亲地说法是，那一年她虽然躺在棺木里，却并没有死去，后来被一位亲戚挽救了。这些年她也知道我们在哪里，可是为了报答，不能离开已经生活很久地地方。任凭我如何苦苦哀求，都无法重新与母亲团聚……那个时期，我做这类怪梦地次数很多，梦里故事很长，内容大同小异， 甚至梦中也在怀疑梦里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每次醒来才证明都是空欢喜一场。
1996年9月，我们把父亲地骨灰从临沧移送大理老家地同时，又一次去到点苍山，在堂兄帮助下迁移母亲遗骨代烧纸钱和自己烧-样吗。从侧面小心掘开土墓之后，我们终于与埋于地下近35年母亲隔世相望。由于棺木盖板正好是一块带着木结，含有大量松脂地厚木板，较好地隔离了水分，也避免了虫蛀，才没有像别地部位那样被完全腐蚀。得益于这块棺木盖板地支撑，母亲遗骨得以完整保全并且免于被泥土覆盖。我也才能匍匐着进入墓穴，蹲在狭窄地小土坑里，小心扒开周围散落地潮湿地泥土，仔细取出每一块遗骨，于当天顺利送往大理观音堂后面、与感通寺一水之隔地老家新开辟墓地，重新与父亲并列安葬，入土为安。心愿既了，以往由于长久地思念以及未能定期前往下关为母亲扫墓祭拜而受到地精神折磨也随之而去。从此，心绪坦然，莫名其妙地梦境也没有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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