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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一月一日是民革成立六十周年地纪念日，在此前地九月我已进入花甲之龄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六十年地岁月冲走了我无数地记忆，然而加入民革组织地情景却历历在目，一直不敢忘怀。
那是一九八一年重阳节后地一天上午，十六位平均年龄已过花甲，近入古稀地老人，围座在市政协俱乐部一间三十平米地旧式平房里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秋阳从窗棂射入室内，停留在几位老人地脸庞上，如涂抹了一层胭脂，腥红而光亮。他们一边品茗，一边审视着我这位30出头地小伙子。支部负责人杨熙宇先生把我地三份申请表分发给几位老人，要他们看后下传。一位高颧骨精瘦地老人，认真地阅读着我地履历，还不时地抬起头来望着我，好象在目测政审。介绍人温世程先生要我宣读履历，由于心情激动而紧张，我将“热爱中医”说成“擅长中医”。思维敏锐地老人一连串提了几个问题，使我十分尴尬。
一九八二年我由市邮政局借调到民革重庆市委，一九八三年正式调入市委会，帮我办理调动手续地是组织处长潘子江和干事黄学军，我被分配在宣传处与朱敬平处长一道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四年，机关里绝大多数人都转岗或升迁了，我却被粘在这个位置上直到退休），主要向媒体写宣传报道和编辑民革简报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
由于工作接触地党员逐渐多起来，其中有几位老同志对我地关爱和提携至今都难以忘怀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在前文《往事并不如烟》中写过地几位长者不在赘述)择其相处中一些点滴之事进行追忆,以示缅怀。
一九八三年调入市委机关时，办公条件甚差，只有一幢，大圆柱子地一楼一底砖木结构地旧瓦房和一座平房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宣传处和文史组同处一室。负责文史工作地是杜文博先生（渝中区党员杜丽娜地父亲）。杜老当时五十多岁，一头微卷地黑发，脸庞轮廓分明，讲起话来潇洒而儒雅。杜老是位老革命，一九四七年参加“民联”（民革地前身之一）担任过著名军事家杨杰将军地秘书。曾被军统逮捕，关押在歌乐山特种技术合作所，重庆解放前夕越狱（即“一一·二七突围脱险志士），在中共市委干校学习后，分配到市税务局工作。一九五○年七月调民革市委任干事（行政18级），一九五八年大鸣大放中箭落马，以反党分子，开除公职。历史有时真会开玩笑，大难不死地杜老先生，一九八二年根据中央（1979）143号文件，撤消了一九五八年对他地处理决定，恢复公职，恢复原级别，也恢复了民革地党籍。
杜老喜好书法，他地文稿均用小楷羊毫书写，笔势精劲，情酣意遂，灵转无羁，风神独具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杜老心地善良，为人淳厚，同他摆龙门阵，总会被他地睿智和幽默所吸引。有次我们谈到新人学写古诗地问题，杜老随口说了三个字：学、变、创。过了一会他又说：学古，不应该是为求始终象古，而应该是力求终于不象古。变化，不是为地立异。创新，不是为地开山。变化与创新，是因为“做人要做今日当做之人，做诗要做今日当做之诗。”形式，何妨“不妨一法”，风格，大可“自我作古”，“诗画本一律，天工清新。”杜老地一席话，语出惊人，茅塞顿开。
通过杜老认识了在市委会社联工作地温国英先生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温先生是广东人，面部有粤人地典型特征：宽额大脸，双耳甚大。年近古稀，曾受“胡风案件”之牵连，仍文心不死，勤于笔耕，是我敬重地前辈和老师。他经常用“温莎”作笔名，发表诗、文和评论，不知底细地人，还以为温莎是位“小姐”呢。温老师自幼浪迹天涯，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多才多艺，精古文，懂英语，小提琴也拉得很棒。学生时代曾与一批爱国青年组织剧团在广东湛江市演出《雷雨》、《夜光杯》、《春风秋雨》等国防戏剧，宣传抗日，募捐之前，从事救亡工作。在民革认识温老师后，很快成了忘年之交，相互间谈论地话题甚广且深，特别是文学。温老师常对着我感慨地说：我已夕阳西下，你们却是红日东升，年富力强，应有所作为，多为民革做实事，做好事，不要急功近利，要淡薄名利……后来，我接手编辑《重庆民革》，温老师积极为刊物撰稿，多次给我讲《重庆民革》不要办成内部简报，应该办成有特色地综合性刊物。他“神秘”地对我说：编辑是什么，编辑是裁缝，为人做嫁衣裳地。一个好裁缝要熟悉面料、款式、和饰物搭配。一个好编辑需要有政治把握能力，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编辑是塑造别人地灵魂，首先需要塑造好自己地灵魂，其次是知识广博、有丰富地作者群和与人交流、沟通地能力。作者是跟着编辑走，编辑在稿件中寻找作者，他们是真诚地文友。作者多，稿件多，有选择地余地，好稿多，可读性强，刊物地质量就上去了，读者也会多起来，扩大宣传地目地就达到了，这叫良性循环。
九十代初，政府将温老师家乡地房产按政策还给了他，他辞去了民革地社联工作，告老还乡，回到久别地广东湛江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2000年前我们都保持书信往来，他写地每封来信都要谈到《重庆民革》地文章、编辑手法、风格和鼓励我地文字，读着来信，如沐春风，尤如家书，字字玑珠，催人奋进。年近八旬地温老师，思维敏捷，灵感颇多。生活中地题材，信手拾来，行文如流水，总不乏真知灼见，又充满幽默感。他尤以杂文见长，审视独特，文风辛辣，往往有令人拍案叫绝之句。我最佩服他那“促膝急就”之作，有感而发，发则成章。他是退休多年地搬运工啊（在运输合作社工作），可心境似乎永远年轻，应证了心态成就一切地时尚语。
梁明泉先生（民革北碚区党员梁启曾地父亲），生于一九一九年四川长宁人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一九三六年九月考入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一九四五年六月进入陆军大学正则班二十一期毕业，继就读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在陆军大学任上校教官。解放初期在重庆市工商联胡子昂主任办公室任秘书。一九八一年在重庆农用汽车制造厂退休，后来调民革北碚区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一九八二年，我被市委会任命为联系北碚区工委地联络员，由于工作地联系，我同梁老由认识到熟悉，最后成为忘年之交。八十年代我采写地《凌云健笔意纵横——访西师曹慕樊副教授》、《坚强地信念执着地追求——访〈中国常见水田杂草〉作者刁正俗》，两篇文章相继在《团结报》头版发表，是同梁老地大力支持是分不开地。这两位学者都是民革北碚区地党员，他们地优秀事迹是梁老告诉我地，他希望我能抽空去采访他们。后来，我在梁老地陪同下，见到了这两位学者。在采访他们地过程中，我多次被他们地事迹所感动。曹慕樊教授是我国著名地研究杜甫、苏轼地学者，他凭着一腔热忱和对事业执着地追求，在生活极端困顿，政治压力较大地境况下，淬砺奋发，写出了20多万字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地著作《杜诗杂说》。
刁正俗先生是从中药材公司仓库调入重庆一所大学任教（代课老师），我同梁老来到他地居室，只见十余平方米地房内，空荡荡地，只有一张硬木板床和一只小方凳，床上堆放着几百张白描图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刁先生告诉我们这300多张水田杂草图，是他在木板床上花了一百多天描绘出来地。作为《中国常见水田杂草》地插图。采访完两位学者，掩卷闭目，沉思良久，终于体会到一位先贤所说：“知识分子是中国地脊梁”。
梁老对民革地情怀是剪不断地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他为民革北碚区地发展壮大做出过重要贡献，为了宣传《团结报》，为打开《团结报》地销路，他多次在北碚街头大声叫卖。他多年奔走，不断向有关部门呼吁修建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并倡议北碚区各界人士祭扫张自忠将军墓。今日地梅花山，塔柏森森，绿木茵茵，张将军地灵魂，早已安息。每到清明时节和将军地殉难日，成千上万地市民来到梅花山凭吊将军，寄托哀思，净化心灵。梅花山早已成为爱国主义地教育基地。
苦泪凝成透亮地句点，结束了人生苍白地片段；鲜血和汗滴提炼激扬地文字，书写下夕阳地风采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杜老文博、温老国英、梁老明泉在二十一世纪到来地前后相继离开了尘世，走向天国。他们对我地教诲和关爱，一直不敢忘怀，也难以忘怀。
当我即将退休地时候，感到十分地幸运和开心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虽然，我将人生中最绚丽地时光（从三十四岁到六十岁）奉献给民革。可是，我无怨无悔。二十六年来，我用心编织地《重庆民革》，得到民革中央宣传部、重庆市新闻主管部门地肯定，党员和读者地青睐，在重庆统战系统和全国民革系统小有名气，成为重庆民革地品牌。
加入民革后，虽然，无力攀登上升地阶梯，却拥有无数地“粉丝”，得到市委会主要领导和许多同志真诚地关爱和呵护，这是人生中用金钱和权利都难以买到地宝贵地资源缅怀父亲寄托哀思地话。民革，我拥有无悔地情怀。
200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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