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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著名作家叶兆言老师发表文章指出，“斗士诚坚共抗流”是鲁迅先生的诗句，在中学时代，它萦绕在心头，始终让我困惑，好像弄懂了，又不太明白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免不了望文生义，作为一名十年动乱时期的中学生，鲁迅的作品，他的杂文和小说，他的旧体诗，是当时难得有点文学含量的东西。然而还是有太多的似懂非懂，太多的想当然，譬如他的《题三义塔》，其中“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前半句容易理解，后半句一直迷糊。虽然也有注解帮忙，帮忙帮忙，有时候越帮越忙，越注解，越混乱。
一，为了便于回忆，容易解释，不妨先把鲁迅的全诗录下来：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残垣剩饿鸠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很长时间，“共抗流”的“共”，我都是理解为共产党的“共”，当年的中学生竟然会那么幼稚，说起来可笑，却不足为奇。如果不这么理解，没办法解释下一联句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十年动乱，流行斗争哲学，什么都可以阶级斗争。革命者都是斗士，鲁迅这首诗给了我们一些什么印象呢，按照当时逻辑，革命者，无产阶级，都站在反战的一边，而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世界列强，包括国民党反动当局，又站在了另一边。“兄弟”是指全世界的无产者，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
鲁迅的这首诗，并没选进中学教材，被选的是《友邦惊诧论》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根据当时解释，所谓“友邦”就是国联代表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它们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鲁迅因此很愤怒，搁一起一顿痛骂。大先生的风格，向来是要骂一起骂，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国民党政府，日本人，国联的英美法，都要骂，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不妨看看那个年代的注解，1976江西大学图书馆编的《鲁迅诗歌选注》是这么写的：中日人民应该意志坚定，共同抗击反动逆流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那么饿鸠虽死，也一定会象精卫鸟一样在中日人民心中复苏，填平日本统治者在两国人民间制造的鸿沟，唤起两国人民团结奋斗，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这是作者写本诗的愿望。尾联鲁迅以马列主义历史观高贍远瞩预见到：经历了千准万阻，冲破惊涛骇浪，革命人民必将把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彻底消灭掉，到那世界人民会师日，什么恩呀仇呀统统置之一笑，那才会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革命情谊呢！
鲁迅用马列主义阶级观把日本统治阶级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把世界被压迫人民视为兄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为共同推翻一切剥削制度而斗争，这就再一次证明，鲁迅“不可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正在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日本人民正在逐渐认清苏修和美帝两霸的真面目，鲁迅的愿望一定要在日本实现。正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八日伟大领袖毛 为日本工人朋友题词说的：“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
1 977年出版的由临沂师专中文系编的《鲁迅诗歌注析》，这时候，十年动乱虽然已经结束，腔调还是差不多：“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这一联运用革命浪漫主义手法，发挥丰富的想象，以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为喻，激励中日两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法西斯逆流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这是作者写本诗的美好愿望。一九三三年二月，鲁迅在吊唁日本共产党员作家小林多喜二的电文中说，“中日两国人民群众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中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可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
语境从来都很重要，我们常常会说时过境迁，所谓境迁，就是语言环境已不一样，在不同语境下，对世界的看法会发生变化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斗士诚坚共抗流”的“共”，理解为共产党的共，当然是不对的。这很容易改正，问题在于鲁迅所说的“斗士”到底是谁，真说不太清楚。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依然迷糊，很迷糊。诗无达诂，疑义相析，所能见到的更早一些注释，譬如张向天先生的《鲁迅旧诗笺注》，这本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是1959年，关于“斗士”的注释直截了当。
【斗士】暗指序中的日本农人，也指当时为世界和平加油献身的日本反战人士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斗士暗指日本“农人”有些牵强，为写这篇文章，特地查了周振甫先生的《鲁迅诗歌注》，这本书初版于1962年，后来又出过修订版。我对周先生做学问的认真态度一向佩服，可惜关于“斗士”二字，竟然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注。鲁迅的《题三义塔》，不仅有小序，还有跋，“农人”最早出现在序文中：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
跋也不是很长：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鲁迅并记。周振甫关于这段掌故的注解非常清楚：《鲁迅日记》1933年6月21日：“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云：‘奔霆飞焰歼人子……’。诗中“熛”作“焰”。西村真琴是个日本医生，一二八事变中，他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医疗服务团团长来上海，在闸北三义里废墟中得一鸽，携归日本，与家中鸽子养在一起，不久死去，即埋于院子内，并立一碑，上刻“三义冢”。冢上立碑称为塔，鸠就是鸽子。
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位日本记者采访，问我南京人怎么看待日本人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此前不久，一位台湾朋友也问过类似问题。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回答的，这个话题有些沉重，一时还真答不出来。首先，我出生在南京，却并非土著。生活在一个讲吴语的圈子里，儿时从未听过本地人说当年日本人怎么样。周围小伙伴跟我一样，父母都不是南京人。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电影银幕上的日本鬼子，《红灯记》，《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它们是最初的教材。日本人给我们的印象，第一是坏，第二是蠢。
1974年中学毕业，进工厂当学徒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当时月薪十四元，下车间，政工组长叮嘱，所在小组有个四类分子，姓胡，以后不要喊师傅，他若有反动言论应该汇报。好在车间里的阶级斗争不强烈，大家都干活，四类分子也一样，一样说笑，一样吃女工豆腐。有一天说起解放前，说小日本曾用糖果哄过他们。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听说南京人说日本人，说用糖果哄小孩。直觉就是有点反动，很反动，当然，还不至于要把这事去汇报，只是在心里想，难怪会是四类分子，竟然吃过小鬼子的糖果。
在工厂干了四年，直到上大学才离开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这期间，没接触到任何有关大屠杀的文字，对南京的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我的一名中学同学父亲是国军少将，出身黄埔，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们因为他是国军，虽然起义成了共军，成了军事院校的教官，也仍然不太把他当回事。他知道大家有些轻视，不把他放在眼里，因此很认真地对我们说：“蒋打不过共产党，这是对的，说他不抗日，恐怕也不完全正确。”同学父亲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从上海一直退到南京，在南京死守，最后凭借两个粪桶，绑在一起，渡江逃了一条命。太多的战友都死了，作为幸存者，他说八年抗战，整整八年，自己一直都在玩命和日本人对抗，真枪实弹，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战死了，怎么能说他们不抗日。
在很长时间里，有些血与火的历史仿佛根本不存在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读大学后，开始阅读各级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里面有大量回忆文章，开始知道不少没听说过的故事，接触很多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文字。对于当时历史真相，终于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终于明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前前后后，很多人不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从媒体上略知一点皮毛，然后自以为是地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是对逝者的最大不敬，抗日战争的悲壮，南京保卫战的惨烈，前所未有，把被俘将士被杀说成孱弱，把市民不反抗说成麻木，不止是无知，而且非常恶毒。
因为大量阅读，对鲁迅的旧诗《题三义塔》，有了新认识，对那位向鲁迅索诗的日本友人西村真琴，也有了比较全面了解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西村博士比鲁迅小两岁，比周作人大一岁，基本上可以算作同龄人。他们经历相似，在孩童时期，经历了中日甲午之战，然后又目睹了庚子事变，目睹了日俄战争。都是旁观者，都到过对方的国家，都在对方国家生活过，都熟悉对方国情。都是学医出身，最后都放弃了做医生，周振甫注释说他是位行医的医生，并不准确。
日本《西村真琴与鲁迅展》中对西村的介绍：没有1931年的九一八，就不会有1932年的第一次一二八淞沪抗战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同样，没有1937年的七七事变，也不会有发生在同一年的第二次八一三淞沪抗战。因果关系显而易见，想阻挡也阻挡不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结束，西村率医疗服务团来到上海，在战火焚毁的闸北三义里，看到一只饿昏的鸽子。他救下了这只鸽子，把它带回日本精心饲养，给它起名为“三义”，还找了一只日本鸽子做伴侣，希望它们能繁衍后代。结果非常遗憾， “三义”第二年便客死他乡。西村在附近农人帮助下，在自己住宅院内，为它建了一座坟墓，立了墓碑，碑上刻“三义冢”三个字，背面写着“此处葬三义鸠之灵，哀哉”。
这以后，西村致信鲁迅，并附一幅《小鸠三义之图》，图中又有和歌一首：地处各西东，小鸽子们啊，生活在一个窝笼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父母之邦不相同，相互亲善乐融融。
回大阪后，（三义鸽）与日本鸽同舍共居，见其亲睦之姿态，感而咏之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说起中日的恩仇历史，“亲善”二字，作为被侵略被欺凌的一方，中国人绝对不认同。然而通过鲁迅和西村的交往，却不难体会双方当时的反战之心。事实难免是一厢情愿，“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恩仇一词很耐人咀嚼，要认真分析，可以仔细品味。恩仇并不是指恩和仇，这个汉语是有重点的，所谓偏正词汇，恩在此处是定语，是修饰词，它的中心语是“仇”，说是恩仇，其实只有仇，只剩下仇。换句话说，恩也用不着记，也无所谓报，关键是要泯灭心中的仇恨火种。
历史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用文学的眼光看，“三义鸠”客死他乡，充满了一种不祥的暗示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黑云压城城欲摧，善良的愿望有时候十分可笑，非常脆弱，根本不堪一击。细读鲁迅的《题三义塔》，让人最为感慨，不是精禽仍衔石，也不是斗士共抗流，更不是相逢一笑，泯灭了恩仇，而是需要不得不度尽的“劫波”。关于劫波的解释，查一下百度便可以搞定。专业的说法有些吓人，所谓劫波，是个外来词，梵语的音译，佛教中的时间概念，有大中小劫之分。一小劫是很多很多年，大约1679.8万年，二十小劫等于一中劫，八十中劫为一大劫，数目多得让人没办法想象。非要按照这个字面来解释，就是说要想度尽劫波，真比登天还难。
还是周振甫注释简明扼要，“世界从成就到毁灭为劫”，并引佛学词典《祖庭事苑》上的句子，“日月岁数谓之时，成住坏空谓之劫”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当然，这注释不过是看起来简明和扼要，非要搞明白什么“成住坏空”，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要下一番工夫才行。鲁迅先生逝世于1936年10月，一年以后，上海再次成为血肉横飞的战场，这时候的中日大战，规模之大，伤亡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五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远远超过四十二年前的甲午之战。很难设想，如果那时鲁迅还健在，他会为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字。
鲁迅的独生子周海婴，那时候只有八岁，还没到可以当兵的年龄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日本的西村先生有三个儿子，无一例外地都卷入到了战火之中，有两个儿子死于战场。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战争一旦真爆发，很多事情便难以避免。子弹不会长眼睛，结果就是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十万青年十万军，我的父亲便差一点参加青年军，朱自清先生的长子朱迈先，田汉先生的长子田海男，都是在当时参加了国军。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幸，日本军队穷兵黩武，给亚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西村先生幸存的那个儿子叫西村晃，参加了随时准备玉碎的敢死队，在1945年8月14日那一天，本该轮到他去执行飞行任务，因为大雾而被迫放弃。第二天，日本宣布投降了，他总算有幸活了下来。 再以后，西村晃成了电影明星，主演过很多有名的电影。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只是扮演《追捕》中大反派长冈，一个为人心狠手辣的制药株式会社总经理，事件的幕后主使，虽然是配角，却演得出神入化，给观众留下很深刻印象。与父亲一样，他后来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日中再次对抗，是日中不再战的坚定拥护者。
《追捕》中的西村晃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说起中日友好，鲁迅与西村交往的这段佳话，经常还会被提起。当时的珍贵手迹应该不在了，信息发达的今天，如果有，早就被人发掘出来。可是“三义冢”还在，起码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还存在。西村的大女儿1912年出生在中国东北，“三义冢”则是在二女儿家院子里，晚年的西村和二女儿住一起，西村和二女儿离世，二女儿的女儿和子继续居住在这。因为房子是租的，后来搬家，便将“三义冢”搬进新宅院。大阪的市府曾经动员，要她把“三义冢”迁往公园，作为公共资源供大家参观，和子没有同意。
三，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有许多日本友人，喜欢日本文化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与内山完造先生相比，与山本初枝女士相比，与增田涉先生相比，西村显然算不上鲁迅特别熟悉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很一般。西村向鲁迅索诗题咏，更像是中国古代文化人之间那种普通交往，由此也可见到一个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好几年前，为了纪念中日建交四十年，南京一位在媒体工作的年轻人，发现一段不一样的史料。1937年日本军人占领南京期间，有位日本士兵在偷偷给一个南京婴儿送奶粉。在大屠杀横尸遍野的背景下，这个故事有着别样意蕴。主管领导很重视，觉得可以进一步挖掘，可是后来不得不放弃了，因为此前一直友好的中日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或者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的史料明显不合时宜。
2012年9月28日，日本《朝日新闻》以邮递问卷和面谈的方式，实施民调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结果发现中日民间对立情绪高涨，被调查的83%中国民众，90%的日本民众，认为中日关系不好。这个调查结果，让希望中日保持友好的人士非常失望，为什么会这样，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请注意2012年9月28日的时间节点，四十年前这一天，也就是1972年的9月28日，周恩来与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进行了最后一轮会谈。此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田中角荣，进行了认真和友好的谈话。此后一天，9月29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能左右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战争是人类的浩劫，能躲过这一劫是幸运的，然而因为历史的原因，相逢一笑泯恩仇，又谈何容易。《朝日新闻》的民调难免让人沮丧，为什么只有5%的日本人，觉得中日关系是良好，这个数字远远低于中国人，当然，觉得中日关系良好的中国人也不多，只有14%。这是2012年的民调，现在又怎么样呢，大概也不能太乐观。我们不能不相信民调，也不能太把民调当回事。回顾历史，鲁迅和西村生前，如果进行民调，恐怕会是100%的不友好，不仅不友好，相互敌视到了极致。日本发动了战争机器，疯狂碾压亚洲大地，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了惨痛恶果。
现实不乐观，前景并不一定悲哀离世和逝世有什么区别。太乐观是不对的，一点也不乐观，也是不对的。中国古人相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吃了一堑，会长一智。毫无疑问，鲁迅诗中的“斗士”，应该是反战的前贤，在人数上可能不一定多，或者说一定是少，可是“精禽梦觉仍衔石”，无论劫波多么漫长，无论愚昧多么得势，人类将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理智，要求和平的愿望，对战争的唾弃，终究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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