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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观点 2019-12-13 15:51:45
中国早期祭祀的产生，与人类“交易思想”的进化有重大关系祭祀。以交易的方式互通有无，是人类由绝对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化的开始，也是合作意识发展的重要表现。
在人类早期的族群时代，无论是类人猿还是类猿人，其集体主义意识非常严重祭祀。在族群内部，一切收获都要归公，由集体进行分配。最初的收获主要是食物，后来增加了衣物和工具。此时生产力水平极低，生产关系极简单，主要矛盾非常单一，人类的思想纯洁，缺乏个人意识和私有意识，族群内部往往不会积存衣食等必要的生存资料，根本就不会出现交易等活动。而族群之间的领地往往有明确的界限，不同族群一般不发生关系，主要是不发生合作关系，尽量避免敌对关系。没有这种交易意识的人类根本就不会产生向神灵奉献以换取福祉的想法和行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狩猎和采摘能力的提高，族群内有了相对充足的生存资料，促使族群内的先知有条件开始思考宇宙人神的宏观关系，逐步萌发了惧怕和崇拜自然神灵的倾向祭祀。这种思考能力的进化是人类思想意识发展的重大进步（惧怕是一种本能，无法宣泄恐惧会造成更大的恐惧，祭祀是早期人类宣泄对自然现象、物质、规律恐惧的重要手段，甚至在很长时间内是唯一手段。交易是祭祀的基本方式和本质）。此时族群间也正在逐渐的进行横向的试探性交往，彼此产生了除防御和进攻方式以外的交流模式，于是有了交易活动，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交易意识。
交易活动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和自发性，大概先产生于族群内部的成员之间，继而发生在族群和成员之间祭祀。生存资料的相对丰富促使了以占有欲为基本特征私有意识的产生。于是，由集体统一储存和分配的生存资料开始向个人支配倾斜，这或许开始于某一成员的工具专属化。比如，某一把石斧经常被成员甲使用，于是众成员就默认这把石斧专属于成员甲了，那么这把石斧就成为了成员甲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存在必然催生私有意识的发展与成熟，因此族群内原本属于集体的生存资料和技能就被逐渐私有化了。私有化生存资料和技能是人类在无意识之中完成的。在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素质的不同和特权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财产分配产生不均衡。不均衡局就容易产生的流通，流通就会产生交易。于是人类至关重要的进化时代来临了，私有和交易时代。
人类社会交易意识和活动的开展为神道的产生和发展做了重要的准备祭祀。任何一种文明的神道，无不是在本土文明人道基础上的扩大化和完美化，因此不同地域的神道具有鲜明的个性。神灵崇拜，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物质、规律和现象的神化。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人类由于未知、恐惧、受益和受害等原因，运用自身的想象力和经验逐步将自身能力之外的现象进行神化，产生了最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对自然神的崇拜是早于祭祀活动的。当对自然神的神化和崇拜达到一定程度时，一部分先知逐步产生了与神交流的愿望与冲动。他们按照与人交换的现世经验，开始向神灵贡献食物，于是祭祀产生了。
崇拜神灵和祭祀神灵在早期是一种集体行为，伴随着技能专属和权力特殊化，逐渐被氏族首领和巫师专享，进而垄断祭祀。在这以后，氏族成员要与神沟通必须借助巫的力量，因此巫的地位开始提升和特殊起来。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私有化的表现之一。
中国的巫源于族群内部的“史官”，彼时的“史官”的重要职责就是会计和记录祭祀。早期的结绳记事，就是人类有意识的总结经验的开始。人们会用打绳结的方式，记录大概在某一特殊的环境气候下狩猎采摘的成果和经验，这是很了不起的突破。例如，在花开的时候，可以打到野猪，在叶子变黄的时候会采摘到草籽。这种记录方式的缺点就是个性太突出不易于传承。族群内的“史官”一般会是经验丰富、善于观察总结的成员，在早期也是会“竞争”上岗的，不过彼时的竞争上岗的缺陷是大于世袭的，太不利于传承和专业化。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史官”技能专属后由“竞争”上岗演变为“世袭”制，并促使了专属记录符号化，成为了一种被史官家垄断的包括识别、使用和继承的神秘符号。为了增加其神秘性和保密性，史官必须不断的对符号进行抽象画的修改和增加，这就是最初的文字。在中国，文字一定是由史官创造发明的，史官与领袖的分离源于首领权力的高度化和专业化。
史官文化独享的现象在中国不同于西方，区别就在于中国上古文明中政教合一的局面没有长时间大范围的出现，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的巫起源于史，而史隶属于首领祭祀。史官作为技能专属人员是族群首领的下属，而不直接掌握族群权力，其职属功能由最初的为族群服务私有化为为酋长服务。因此中国古代历史是圣王历史，不同于西方的英雄历史。史官的职责就是用本身的知识和经验服务并歌颂在位酋长，因此史官做为古代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就确定了其隶属关系和历史地位。这也影响到几千年之后的整个中国历史，知识分子永远只能参与政权，偶尔执掌政权的知识分子鲜能善终。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性，这种特性反映在方方面面，比如中药中都要分清楚臣药和君药，史官作为臣的地位决定了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文化素养很高的史官认为人与神之间是存在沟通渠道的，而这种渠道或许可以人为的打开祭祀。那么就去打开。与神沟通的成果抑或说规矩就是礼，除了神化的因素外，还是古代史官对神尤其是自然物质、现象和规律的研究成果。比如何时祭祀某神，某时与某神沟通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实这就是一直将自身掌握的知识和经验通过神化的手段更加的保密化和专属化。又如，《清史稿•礼志》中罗列的祭祀活动时效性都很强，正月上辛祈谷，在正月过后正式种植谷物的时间段，而统治者先行向神灵祭祀祈谷，好像谷物的丰收恰是与神沟通奉献的结果，统治者此举无疑可以提高自身威望加强统治。
史官的作用就是帮助酋长总结和设计与神沟通的时间、方法和规模礼仪等具体操作内容祭祀。而在祭祀过程中，史官的作用类似于西周时期的“相”，代替酋长完成某些技术性的工作，比如唱诗、舞蹈诸如此类。史官与酋长的特殊关系使其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虽然在个别时段会产生孰强孰弱的现象，但总体是和谐的。史官地位的变化源于史官本身技能的走向，部分史官在参与祭祀中，过分的发展了本派的巫技，或者医技，或者史技，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另外，在集权的过程中人皇自觉地对神权的克制降低了神灵崇拜的力度。中国古代各部落崇拜神灵侧重点是不同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图腾的不同上。随着部落战争的加剧与频发，对祖先的崇拜与祭祀成为了共同点，于是黄帝统一华夏后才能进行神道和祭祀的改革。《尚书•吕刑》记载黄帝“乃命重黎绝天地通”，垄断了各部落的神道和祭祀，由大酋长任命祭司专门管理各部族的祭祀事宜。黄帝这次改革的另一贡献就是建立了以崇拜和祭祀祖先为主的人道而把对自然神的崇拜纳入到人道的范畴中来，使之为人服务，从而确定了王权至上的格局，杜绝了宗教势力的无限扩大。
祭祀行为出现以后，作为一种群体性活动必然就要制定一系列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从而规定祭祀谁，何时祭祀，谁祭祀，如何祭祀诸如此类的细节性工作祭祀。黄帝大概是第一个进行祭祀集权的大酋长，“绝天地通”正是通过垄断人与神沟通的渠道从而加强王权的政治活动。
“祭祀”的原意与饮食有关，反映了早期祭祀奉献的祭品主要是食物，这应该与早期缺乏饮食的现状密切相关祭祀。在那个时代，饮食就是交易中的硬通货，因此人们会以此为祭品。随着社会物品类别及总量的丰富、社会的发展，才逐渐出现了工具祭、礼器祭、人祭、金钱祭等各种形式，但是直到现在，中国几乎是地不分南北，各种形式的祭品中都少不了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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