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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国红（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首先对证成“汉家尧后”说的传世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汉皇室攀附帝尧意在获取正统地位，稳固汉王朝的统治菏泽市祭祀。在此基础上，分析汉朝皇室在众多的尧文化遗迹中选择成阳作为祭祖之地的原因，认为其理由有三：一是自古以来成阳就有丰厚的尧文化内涵，具备入选的前提条件。二是成阳与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沛县毗邻，能够加强“汉家尧后”说的可信度。三是春秋末期出奔齐国的晋卿范氏在成阳落脚后，将成阳尧文化发扬光大，降至汉初，此地成功吸引了汉皇室的关注，由此成为汉家祭祖的首选圣地。
一、“汉家尧后”说的证成
汉朝皇室自称为帝尧的后裔，即：汉家尧后菏泽市祭祀。这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来是在西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载，这一年泰山出现“大石自立”的奇观，眭弘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有“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字样。[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4页。]而据现代学者研究，“汉家尧后”的观念应该早在此之前就开始萌芽并流布了。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中说：“眭孟言汉为尧后，不述所本，以事属当时共信，无烦引据也。”[ 钱穆：《两汉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页。]杨向奎也直言“汉家尧后”说是当时“一般学者”的“主张”。[ 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台北：独立出版社，2000年，第93页。]可见，到眭弘把“汉家尧后”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来时，它其实已是汉朝民众的普遍共识。
众所周知，汉王朝的创建者高祖刘邦“起于闾巷”，[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760页菏泽市祭祀。]出身并不高贵，“汉家尧后”说的提出无疑是为了弥补汉皇室出身寒微的遗憾，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天下百姓相信汉朝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为自己寻求一个源远流长而高贵的血统，这是一个关乎汉王朝统治稳固与否的重大政治命题，它的确立意义重大。
汉皇室之所以选定古帝王尧作为远祖是有其理由的：
首先，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对尧、舜禅让故事的阐述，帝尧作为远古圣王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是社会各阶层普遍敬仰的政治楷模，有满满的正能量，以帝尧为远祖能为汉皇室的政治形象加分菏泽市祭祀。
其次菏泽市祭祀，先秦典籍能切实提供“汉家尧后”说的文字依据，《左传》中有数处记载可以证成此说：
1、昭公二十九年记载了晋大夫蔡墨答魏献子的一段话：“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菏泽市祭祀。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500-1502页。]
2、襄公二十四年，晋卿范宣子（范匄，范武子士会之孙）在接待鲁国的使臣穆叔时，曾与之谈论世族“死而不朽”这个命题菏泽市祭祀。范宣子在这场谈话中追述了自己的族氏传统，“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087-1088页。]
由上面所引述的两段文献对勘可知菏泽市祭祀，晋国的显赫世族范氏是帝尧的后裔，其世系流传情况是这样的：（五帝时期）陶唐氏（尧）……（夏）御龙氏（刘累）……（商）豕韦氏……（周）唐杜氏……（春秋）范氏
春秋时期的晋卿范氏在范武子时，由于一个特殊的机缘，他的子孙有一支留在了秦国，以刘为氏菏泽市祭祀。相关记载在《左传》文公十三年中，这一年晋国诸卿为诱使出奔秦国的晋卿士会（范武子）归国而绞尽脑汁，“乃使魏寿馀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馀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魏人譟而还。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杨伯峻注曰：“士会之子孙有未返晋而仍居秦者，以刘为氏。所以氏刘者，士会尧后，昭二十九年传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则为刘累之胤，故复累之姓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595-596页。]简言之，秦国刘氏是晋国范氏的分支，以夏时祖先刘累之氏为氏，自然也是帝尧的后裔。
到《汉书·高帝纪》中，又记载了这支刘氏的去向菏泽市祭祀。该篇开篇即云：“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文末赞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81页。]很显然，上面的文字其实是对汉皇室刘氏来历的一个交代，可是，奇怪的是，《汉书》的作者班固并没有在《高帝纪》正文中正常叙述汉皇室刘氏的来历，而是借用西汉学者刘向的口吻来说的。考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春秋时期出现在秦国的刘氏，在此后的文献中失去了踪迹，刘向此说不知何据，可却是将汉皇室刘氏与帝尧扯上关系的重要环节。班固自己因文献不足徵，无法考证出汉皇室刘氏的渊源，故而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算是将这个问题解决了。
其实，笔者倒觉得，刘向所言画蛇添足，理由如下：其一，前文已谈到，早在西汉昭帝之前，社会上已潜移默化地形成“汉家尧后”的共识，无人再深究其理菏泽市祭祀。举一例为证：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汉昭帝）出生后，汉武帝“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 （汉）班固：《汉书·外戚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956页。]“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 （汉）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985页。]从上引文献可知，“尧母门”的命名具有特定的政治意涵，群臣对此均心知肚明，根本毋需明言，这自然是“汉家尧后”观念深入人心的体现。其二，先秦文献有明确的记载说夏时的刘累为帝尧后裔，而汉皇室为刘氏，是毋庸争辩的事实，它完全可以直接攀附夏时的刘累为自家的直系祖先，这样更顺理成章。其三，上文已说到，秦国的刘氏在以后的文献中失载，刘向那么牵强地说其有东迁之举，却拿不出可靠的文献来印证，反而削弱“汉家尧后”的可信性。故而，刘向此说未必贴合汉皇室的心意。这样，我们也能理解班固为何以“可备一说”的姿态将其说法放在“赞”中了。
汉皇室既然证成了自家源出帝尧，从此便具备了高贵的血统，成为了“绍休圣绪”[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页菏泽市祭祀。]的正统。而对于帝尧绵延不绝的祭祀，则是进一步巩固人们“汉家尧后”观念、稳定汉家天下的重要措施。
二、成阳为汉皇室祭祖地的原因蠡测
众所周知，尧是我国五帝时期部落联盟的首领，在传世文献中被尊崇为古圣贤王，围绕他而形成的尧文化遗迹，自古以来所在多有，学者间为此也争论不休菏泽市祭祀。就笔者所知，现在河北省保定市的顺平、望都、唐县和邢台市的隆尧，山西南部的临汾、长子，山东省西南部的菏泽市，甚至江苏省扬州市的高邮，都有与尧相关的传说与遗迹，尧文化地域分布之宽广由此可见。在尧文化广泛分布的地域中，山东菏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地点，因为自诩为“尧后”的汉朝皇室将其祭祖之地确定在此。
今山东菏泽，在汉代是济阴郡所辖九县之一的成阳菏泽市祭祀。近年来，在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加油下，成阳古城遗址已经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被发现，“专家学者们认为，该城址应始建于春秋时期，汉代大规模扩建补筑，均经过多次修补，至金代墙体废弃，这与文献中汉成阳城的具体地望和其兴衰的历史是相吻合的。”[ 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编：《山东省菏泽市成阳尧陵资料汇编》，2017年10月，第3页。]据《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成阳“有尧冢、灵台”，[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571页。]是汉皇室祭祀祖先帝尧的所在，历任皇帝多遣使祭拜，[ 如《后汉书·志·祭祀中》记载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上东巡狩，将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尧于济阴成阳灵台”。（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83页]礼仪隆重。上文我们讲到，今山西南部也有多地存在帝尧遗迹，其规模和影响也不容小觑，这里距离汉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更近、祭祀更方便，汉皇室为什么舍弃晋南，而首选遥远的成阳为祭祖地呢？下面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略作蠡测：
（一）成阳在成为汉皇室祭祖地之前，就有丰富的尧文化内涵，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因此，成阳具备入选的前提条件，这是汉皇室将其确立为祭祖地的原因之一菏泽市祭祀。
汉皇室攀附帝尧，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绍休圣绪”的资格，汉王朝君临天下是顺天应命菏泽市祭祀。因此，为了取信于民，其祭祖地的择取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确定的。汉王朝在建国后，很快便以帝尧之后自居，而其立国前，只有秦王朝短短十五年的统治，故而，我们推测，最迟在战国时期，成阳一带就应该有很丰厚的尧文化（包括尧的出生地、活动地、葬地，甚至仍有留居故地的帝尧后裔等）积淀了，而且附近地域的民众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这难免让我们想到传世文献盛载的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禅让思潮，作为“禅让”主角的帝尧在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的著作中备受称道、形象至伟菏泽市祭祀。《论语·泰伯》记孔子赞美帝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魏）何晏注，（宋）邢邴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7页。]继孔子之后的儒家代表孟子对帝尧也是推崇备至，这在《孟子》诸篇多有表述。《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陬”与“邹”通假，故《正义》云：“夫子生在邹，长徙曲阜。”[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905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轲，驺人也。”《索隐》与《正义》径直将“驺”作“邹”，曰“鲁地名”。[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3-2344页。]今查，“邹”即今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孔子既长而徙的“曲阜”即今山东省济宁市的曲阜，两地与今菏泽市毗邻。那么，我们推测孔、孟两位大学问家受到了咫尺之遥的成阳尧文化的影响，并将其发扬光大，应该是合理的吧。故而，他们对帝尧事迹的描述，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其地域背景与文化依托的。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提示我们，今山东菏泽一带的文化根脉源远流长，可以上溯至史前时代，而帝尧时代所属的龙山文化遗存更是丰富菏泽市祭祀。据《山东省菏泽市成阳尧陵资料汇编》所言，东距成阳故城1公里，有尧陵遗址位于今尧王寺村南，“文献记载及当地相传为帝尧陵所在，现仍有尧陵、尧庙坐落在遗址之上。经勘探得知，遗址南北长320米，东西宽220米，总面积70400平方米，为堌堆型古聚落遗址，……据出土的遗物分析，最早属龙山文化时期。”“另外，在尧陵南约600米的古赵王河西岸毛庄村，地表下6.3～13.5米也发现了厚约7米的文化堆积层，……这里与文献记载中的尧母庆都陵的地望相吻合。”[ 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编：《山东省菏泽市成阳尧陵资料汇编》，2017年10月，第6-8页。]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进一步论道：“在菏泽市境内，现在已有许多龙山文化古迹发现菏泽市祭祀。菏泽境内多有大土堌堆存在，这些土堌堆皆为古迹之遗存。经考古研究，这些土堌堆，多为大禹治水前先人之居住地。如距陶丘仅数里许的现在菏泽市境内的安邱堌堆，就有龙山文化时代即尧舜时代的文化遗存，其考古发掘过程及成果均见《菏泽市志》。类似的土堌堆在现在的地区级大菏泽市境内有几十处之多。这说明在尧舜时代，今菏泽大地上有多处人群聚居。这些堌堆下，都有古文化遗迹。”[ 彭立荣：《论尧、舜故都等有关圣迹的确切地址及现代开发》，《东岳论丛》，2002年第6期，第98页。]
综上所述，不论传世文献还是考古发现，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一脉相承的，成阳一带丰富的尧文化，使自称“尧后”的汉皇室有充足的底气将其确定为祭祖之地菏泽市祭祀。
（二）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沛县（今江苏省徐州市沛县），距离成阳（今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不远，其直线距离只有约148公里，地域的临近更增添了汉皇室刘氏认祖归宗的可信度，这应该是汉皇室舍弃其他尧文化的传说地而将成阳定为帝尧祭地（祭祖地）的又一原因菏泽市祭祀。
（三）我们陈述的第三点理由，论据不是十分充足，可既然有所思考，还是想拿出来与诸位师友共同商讨菏泽市祭祀。希望以后有新材料（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资料）的发现，能检验此论点的真伪。
前文我们谈到，春秋战国时期，成阳一带应该有浓郁的尧文化氛围菏泽市祭祀。那么，除了孔、孟等大师的极力宣扬和此地确实遗留的尧文化踪迹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对加重这里的尧文化氛围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呢？我们认为，《左传》中似乎有一些蛛丝马迹。且看下面的分析：
春秋后期，晋国诸卿争权夺利的斗局越演愈烈，其中，“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之争是晋国后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矛盾最为复杂的一场战争”，[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143页菏泽市祭祀。]这场争斗历时八年之久，最终以范氏、中行氏的败亡为结局。《左传》哀公五年记载：“春，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629页。]范氏战败后，在晋国失去了立足之地，宗子范吉射率领剩余的族众出奔同盟齐国。那么，范氏出奔齐国后的落脚点在哪里？《左传》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国语·晋语九》记载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者赵氏家族的宗子赵简子与其谋臣窦犨之间的一段对话，其中窦犨讲到：“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99页。]细揣窦犨之语，似乎是说范氏余众入齐后沦落成了社会的下层。然而，我们知道，春秋时期贵族出奔是有一定的礼制存在的，接纳国一般会根据其在原属国的政治地位给予相应的安排，这在《左传》中多有记载，此不赘。范氏虽然战败逃亡，可宗子仍在，家族依然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譬如：此时掌管齐国国政的田氏家族就是在陈国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出奔齐国的，在齐国经过数代的打拼，已然把持齐政，威势显赫。《左传》哀公五年记载范吉射奔齐后，范氏家臣张柳朔叮嘱其子：“尔从主，勉之。我将止死。”“遂死于柏人。”[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630页。]可见，在晋国政坛上失势后，范氏既有死节之臣，也有从亡之属。《国语·晋语九》记载赵简子的心愿云：“吾愿得范、中行之良臣。”其属官史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言曰：“夫二子之良，将勤营其君，復使立于外，死而后止，何日以来？若来，乃非良臣也。”[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97页。]由所引文献可以推知，范氏在入齐后并未消沉，而是应该有过一番重整家族事业的作为。
入齐后的范氏，最有可能被安置在哪里呢？我们推测，成阳一带应该就是范氏在齐国的立足之地菏泽市祭祀。理由如下：
其一，此时的成阳很有可能是属齐的菏泽市祭祀。春秋时期，很多国家存在境外“飞地”，这是人所共知的，成阳应该就是齐国的“飞地”。据《春秋经》庄公八年记载：“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公羊传》据此认为郕灭于齐。[ （汉）公羊寿传 （汉）何休解诂 （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230页。]现代学者顾德融、朱顺龙的《春秋史》在“齐国的疆域形势”小节内有这样的表述：“齐桓公凭借日益强盛的国力，于公元前686年取郕国（今河南范县东南），公元前684年伐灭谭国（今山东历城），又于公元前681年逼迫鲁国献出遂邑（今山东宁阳），国势得以扩张。”[ 顾德融 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8页。]此小节所述略有失误，公元前686年为齐襄公十二年，而非齐桓公在位年，可郕（通假“成”）从此成为齐国的附庸或属地则是毋庸置疑的。[ 《左传》文公十一年和十二年依然有与“郕”相关的记载，所以我们推测郕降齐后，沦为齐的附庸。]杨伯峻在为“郕”作注时说：“《元和郡县志》十二、《太平寰宇记》十四、《路史·国名记》五、王应麟《诗地理考》六并云东汉成阳县为古郕伯国。”[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40页。]
其二，此时把持齐国朝政的田氏家族应该不会情愿将范氏留在齐都附近菏泽市祭祀。田氏自家在齐国的发展经历，会让其对范氏产生顾忌，将范氏逐离齐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安排在远离齐国本土的飞地，既安置了范氏，又将范氏可能对自家造成的威胁提前化解。
其三，成阳一带自古以来就有尧文化的流传，将身为帝尧后裔的范氏余众安排在祖居地，是任谁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的菏泽市祭祀。
其四，考古发现成阳古城的修建始于春秋时期，“城垣的主体始建于战国”，[ 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编：《山东省菏泽市成阳尧陵资料汇编》，2017年10月，第3、4页菏泽市祭祀。]正与《左传》等文献记载的范氏出奔齐国的时间相吻合。
基于以上四点认识，我们推测成阳应是范氏入齐后的落脚点菏泽市祭祀。被安置在成阳一带的范氏余众，应该会竭尽全力复兴家族，而将本处的尧文化发扬光大，是提升范氏家族社会声誉的极佳措施。范氏的加油，使这一带的尧迹更加繁盛，到汉王朝建立，便成功吸引了自称“尧后”的汉皇室刘氏的关注。而范氏自身具备的流传有序的帝尧世系传统，更会让亟需获取“绍休圣绪”资格的汉皇室急于归宗。
论证出奔齐国的范氏是成阳一带尧文化繁荣的推动者，最关键的就是认定其安置地在成阳，而这一点在文献中找不到记载，只能做以上推测菏泽市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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