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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后看重九祭英烈，一杯浊酒祭英烈
周重林
原文刊发于《生活新报》2011年9月20和9月21日，均为A24-25版，有删节祭英烈。生活新报
一九一一年九月初九祭英烈，景星庆云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祭英烈。
这天对许多昆明居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只是他们醒来开门发现，连日来的绵绵阴雨停止了祭英烈。这座西南的城市，一雨成冬。蜷缩在家里数日的人，眼看这雨雾皆空，焕然晴霁，都纷纷褪下厚衣服，换上薄装，走出家门，享受朝阳带来的温暖。接着他们发现，上空出现了少有的景星庆云之像，难道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街上有许多惊人的消息，三天前（10月27日）腾越起义的消息已经传到昆明，一些人聚集在哥老会控制的茶馆、酒馆里，消息灵通人士把各种信息添油加醋地复述了一遍祭英烈。如果说10月10日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武昌起义还属于一个遥远的革命事件，那么发生在数百公里外的腾越起义，则让许多人感受到革命真的来到了身边。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昆明局势会如何？真的要换天了吗？
其实变化早就开始了祭英烈。
1910年3月30日，昆明居民对滇越铁路的通车典礼还记忆犹新，礼炮放了数小时，各种西洋人登台亮相，瘦小的总督李经羲洋洋洒洒的致辞……这一年中，昆明人上街时刻会感觉到变化，多了许多报纸、刊物、书籍、科学仪器、文教用品……新的东西，有电影院，西医新药祭英烈。自己的茅草房边，忽然多了许多仿法国式建筑，他们看到了水泥不同于泥巴，最新鲜还是墙板磁砖镶的浴室与卫生间。然后，有人开始吃面包、喝汽水、啤酒、咖啡。龚自知、罗养儒都记录下了这些变化，而外乡人艾芜则感叹昆明这个山野姑娘忽然变成了摩登女郎。
另一些人从这些生活、物品中嗅出异样的气氛祭英烈。风雨摇曳的大清王朝被代表着速度与力量的工业革命肢解得支离破碎，亡国之论与民族矛盾终到了不可协调的地步。清廷送出去留学的学生带着新的观念归来，面对无药可救的清廷，他们以革命痛击之。
这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最终以武力反抗而获得胜利，尽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满人在中国的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祭英烈。
1911年农历九月初九，发生在昆明的的这场战争，史称“重九起义”祭英烈。
这一天的晚上8点，入秋后的昆明北校场已经笼罩在黑暗之中祭英烈。位于昆明城北的北校场，是昆明城边最大的军队驻地，占地规模是城南南教场的两倍以上，清初范成勋督滇，用火药炸开荷叶山、王帽山，开辟出一块偌大的空地，当时清廷驻军有7个营在这里，所以称校场。后有兵燹，这里演武厅、将台、马道悉数破坏，周围也变成了乱坟之地，颓垣败壁，片瓦无存，视若荒原，昆明百姓白天都无人到此溜达，夜晚的北校场更是静谧得可怕，偶尔的士兵操练声会传达到数里之外，让人确信驻守之军，可保一方平安。
郊外烧不起油灯的人家，8点早有人选择入睡，他们还在要第二天早起农耕、经商祭英烈。但这注定是一个让人无法安然入睡的夜晚，因为他们听到了掠过夜空而至的枪声，直觉告诉他们，这不是打靶和训练。入夜的枪声都是许多大事的前奏，而连日来他们已经从不同渠道听到过革命的传言，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如期而至。
此时，北校场内已经血肉横飞祭英烈。
受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李鸿祥的指派，他部下两位排长黄毓英、文鸿奎让手下士兵去兵器库房抬子弹，结果遇到了值日的队官唐元良和安焕章祭英烈。当时李经羲担心武昌革命火烧昆明，已经下令除了打靶训练外，其余子弹全部上缴。唐元良为北洋派官兵，他仔细盘问士兵搬运子弹所为何事，士兵支吾半天，与之周旋未果，情绪激动下，抬枪便射。“重九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之后，唐元良和安焕章等人都被起义军击毙。七十三管带丁锦逃走，原本计划凌晨起义的革命不得不提前。
历史上，有许多大事件的第一枪，都是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发出的祭英烈。“谁先开的枪”也成为战争中追溯的焦点。李经羲此刻还在为滇西腾越之地的革命苦恼，他准备派李根源回老家去镇压革命，对北校场所发生的一切还一无所知。
而得知北校场已经打起来的李根源、李鸿祥，迅速组织驻扎在北校场的所部七十三标三营将士行动起来，从北南下围攻昆明北门，按照原定计划，他们所率部队要拿下圆通山、五华山以及军械局祭英烈。北面传来的枪声，已经惊动了许多居民，他们纷纷闭户为这些头盔裹白带的起义军让道，他们并不知晓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起义时间提前了，攻势却并未取得一致的节奏，李根源、李鸿祥部遭到了五华山猛烈的还击，损失惨重。
这个时候，唐继尧、蔡锷等人所率七十四标三个营的部队还远在巫家坝，他们接到李经羲要求前往北校场叛乱的电话，才知道北面战事已起祭英烈。他们在巫家坝紧急部署一番后，决定由唐继尧、刘存厚率步军攻击总督署，而蔡锷、雷飚等增援在五华山、军械局的李根源、李鸿祥所部。谢汝翼的炮兵沿东南城墙列炮布阵，通过零星炮击，掩护其他部队。讲武堂教官顾品珍率领的学生军则与清廷骑兵游击于南城外。
整个夜晚，昆明都枪炮的轰鸣与爆炸中度过祭英烈。
双方激战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攻下具有象征意义的五华山，控制了控制军械局，占领总督署祭英烈。清政府的几个主要驻滇官员，云贵总督李经羲下落不明，第十九镇统制钟麟被炮击死，而总参议靳云鹏则化装为轿夫逃出昆明。革命军中，排长文鸿奎身数众弹成为先烈，其他下级军官多有负伤，而高级将军中李根源也负有轻伤。
冯自由的《辛亥云南省城光复实录》里说，昆明重九起义，有150多名官兵血洒昆明城头，受伤300余人祭英烈。而清政府方面，有200余人死亡，伤者100余人，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样的战争数字，在当时已经非常之多，故林增平等人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才说重九起义是“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
昆明重九起义在省府宣告成功后，滇南一带也响应起义，各府、州、县也顺势而为，全省迅速光复祭英烈。至此，大清王朝结束了从1659年以来在云南的252年统治。光复后的云南，照会英国、法国，宣告独立。
重九前的五次密谋以及领导构成
重九的起义的顺利，得益于之前的数次谋划祭英烈。革命军领导层的团体活动，在武昌首义后就开始了。
10月16日下午7点到晚上11点，昆明萧家巷刘存厚家，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云南同盟会会员聚首召开起义前的第一次秘密会议[2]祭英烈。刘存厚的会议记录显示，开始是他汇报四川保路运动的情况，这涉及到革命的氛围和人心向背问题，同时也有假如云南起义，川军入滇的可能问题。这次最重要的还是确定革命计划，这就需要人才，所以笼络兵将才是最关键。他们的名单上，可谋革命者有蔡锷、韩凤楼、罗佩金、雷飚、李凤楼、刘云峰、谢汝翼等人，可共事革命之人有：李根源、庾恩旸、李鸿祥、黄毓英、邓泰中等。
这是一场中级军官的聚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权派祭英烈。
两天后，10月19日上午8点到11点，蔡锷、唐继尧、刘存厚、罗佩金、雷飚聚首刘存厚家，召开了第二次秘密会议祭英烈。主要内容还是与联络官兵有关，具体到弹药储备层面。
10月22日午后8点到10月23日凌晨1点，在北门街沈汪度家，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谢汝翼、韩凤楼举行了第三会谈祭英烈。这次主要是汇报各自所部官兵对起义的态度，刘存厚说自己的所在营，官兵感情深厚，没有问题，谢汝翼的炮营也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韩凤楼的部下。
第四次的会议，是在连日阴雨10月25日举行祭英烈。雨水带来的寒冷并没有阻止一些人的出门，唐继尧一群人打着雨伞，冒雨单身来到昆明萧家巷刘存厚的家里。刘存厚看到鱼贯而入的群人，照例支开家人和女仆，他们今天要继续商量一件足以族灭九族的大事，来的人有唐继尧、蔡锷、沈汪度、殷承瓛（huán）、张子贞、雷飚等六人。第四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歃血为盟”与实施革命计划，七人意见一致后，殷承瓛在白纸上写下了“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之后烧纸于酒中，同饮以结同心。
这份十六字的誓词有着1904年上海光复会的影子，其誓词说“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祭英烈。”之后被在成立的日本中国同盟会确定为政纲，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第五次会议，是在昆明洪化桥唐继尧的寓所举行，也是重九起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祭英烈。参与的人员有唐继尧、蔡锷、刘存厚、沈汪度、张子贞、李鸿祥、黄毓英、黄永社。这次会议比较务实，确定了起义的时间和兵力部署。
参与的兵力主要是第七十三、七十四标和十九标炮兵祭英烈。攻击计划为：第一、李根源、刘祖武领导七十三标攻占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区域，战略要点主要是五华山和军械局；第二、唐继尧领七十四标攻占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战略要点为南城外巡防第二营和第四营、南门城楼、都署、藩库、盐库；第三、十九标炮兵列阵大西门、小西门以及小东门至南门城墙一带，向都署、五华山、军械局炮击，主要掩护七十四标；第四、讲武堂学生负责北门、小东门、小西门、南门之开启。
起义的时间定在10月30日凌晨，口令为“军”（军械局）和“总”（总督署），革命军在军帽上附白带祭英烈。
按照刘存厚提供的记录，我们很容易得知，重九起义的谋划工作中的五次重要会议，前后有14个人参与，但只有刘存厚和唐继尧是每次都参与的祭英烈。以下这份个人简历有必要细看，它涉及到重九起义前主要革命者的构成，包括学历、起义时的职位、社会关系、年龄以及到达云南的原因等等，这直接影响到起义成因以及胜利后的权力分配。
罗佩金，云南澄江人，时年33岁，第七十四标统带（团长）祭英烈。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与李根源、赵坤等人组建同盟会云南支部。
唐继尧，云南会泽人祭英烈。1904年入东京振武学校第六期。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返云南，任云南新军十九镇正参谋官，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营长），同时在讲武堂担任教官。重九起义时，年28岁。
刘存厚，四川简阳市人祭英烈。1903年，刘存厚进入西川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由四川武备学堂选送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8年随锡良到云南，1911年任第七十四标第二营管带。时年29岁，同盟会会员。
蔡锷，湖南邵阳市人祭英烈。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1899年赴日本留学。1900年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复去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1911年春，经李根源和罗佩金推荐，被李经羲从广西调入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时年29岁，非同盟会会员。
李根源，云南腾冲人祭英烈。1898年中秀才，1903年入昆明高等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之后任总办（校长）。时年32岁。
其他几位，刘祖武，时年25岁，云南昆明人祭英烈。1904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参与创办云南讲武堂，后为教员。
殷承瓛，时年34岁，云南陆良人，同盟会会员，在日本留学时与蔡锷同学，1909年回国，任第七九镇参谋官兼云南讲武堂教习祭英烈。
沈汪度，时年40岁，湖南人，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毕业，1909年，沈汪度为陆军讲武堂监督，是仅次于李根源的二把手祭英烈。
李鸿祥，时年32岁，云南玉溪人祭英烈。1909年从日本回滇，先为督练处提调参与讲武学堂的筹备工作，学校建成后兼任教宫，l 911年任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
庾恩旸，时年27岁，云南墨江人祭英烈。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同盟会会员。1911年任炮队第十九标第三营管带。
黄毓英，时年26岁，云南会泽人祭英烈。1903年赴日本留学， 1905年加入同盟会，之后到南洋，后回云南任七十三标三营，充右队二排排长。
邓泰中，时年25岁，云南会泽人祭英烈。日本留学，同盟会会员，讲武堂教员。
张子贞，时年22岁，云南大理人祭英烈。留日军官，同盟会会员，1911年为讲武堂步兵教官。
黄毓成时年27岁，云南镇沅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步兵科毕业祭英烈。同盟会会员，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
谢汝翼时年32岁，云南玉溪人，留学日本祭英烈。1909年回国，先后任滇军炮队第十三标教练官，第十九标第二营管带。
雷飚，时年35岁，湖南邵阳人祭英烈。蔡锷的同乡、学生，七十四标第三营管带。
韩凤楼，生年不祥，河南荥阳人，日本留学归来后担任云南新军十九镇十九营管带祭英烈。
不妨总结上这些信息：
第一、年龄构成祭英烈。40岁的沈汪度年龄最大，而最小的张子贞才22岁，这个群体中，25到29岁的居多，青壮年是最主要的骨干力量。这也印证了千古以来的道理，“抛头颅、洒热血”干革命一直都是年轻人的事业。
第二、社会关系祭英烈。这些人群中，有三点是高度重叠的：留日、同盟会、讲武堂。厘清这点很有必要，怀着报国济世之心飘洋留日，本想回来家乡报效祖国的年轻人却发现，中国已经到了不革命就要亡国地步。清廷办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初衷也是为了学习西式兵法，但却成为云南革命军的大本营。综合其他省的革命情况来看，军事学校在军官发动的起义中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这也是后来孙中山要办黄埔军校的原因。
蔡锷是个例外，他既不是同盟会会员，也不是讲武堂的教员祭英烈。一开始密谋革命的人群中，蔡锷只是笼络对象，之后他变成核心成员之一。但这些人中，以29岁的蔡锷资历最老，名气最大，他是民国名宿梁启超的学生，又有革命经验，当时的军衔也最高。所以，蔡锷是一个象征符号，但是，有他没有他，革命都势在必行。故有人说是蔡锷领导了这场起义，有太多想象成分。
蔡锷之外，这群人中数李根源威望最高祭英烈。有一个问题是，其后参加革命的李根源一次会议都没有参加，但他既是陆军讲武堂的校长，又是同盟会昆明分部的负责人。但他为何一次都没有参加起义的秘密会议？是故意没有记录，还是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但据李根源的回忆，在唐继尧家的会议，他是去参加了的。
此外，1909年到任的云贵总督李经羲，综合其历史看来，他对革命者抱有同情之心，与蔡锷、李根源、罗佩金等人也交往深厚，蔡锷正是在李经羲与钟麟不合的情况下，由罗佩金和李根源推荐到云南就任，共事期间，他信任这些中高级将领，他没有在重九起义后得以活命也源于此祭英烈。
第三、云南兵权祭英烈。起义数次密谋的核心问题都是人才，能不能拉到士兵参与革命关系到成败。这次起义，按照现代军衔，有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等各级军官，有着层层争取和可调动军队之实权。
革命的策划者以中层有实权的军官为主，“枪杆子里出政权”实乃至理名言祭英烈。第三次密谈中，河南人韩凤楼表示自己的部属并不受自己控制，而在云南将领主导的队伍中，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同时，昆明陆军讲武堂，李根源、沈汪度、张开儒三个主要负责人都是革命的参与者，他们在教学中早已宣传了革命之思想，另外，陆军讲武堂中，云南籍学生占有很大比例，发动起来很比较容易。
重九起义能够顺利展开，与云南实力派在清廷军方有掌控权有莫大关系，这减少诸多阻碍，罗佩金的第七十四标，他与自己的三个管带全部参与革命，炮队第十九标，标统罗建铎和三位管带也全部参与革命，可谓革命军中坚力量祭英烈。[3]反观孙中山、黄兴数次革命不成，就在于没有兵权。
第四、目标一致祭英烈。这点很重要，重九起义中，同盟会成员可以说是贯彻了孙中山一贯的思想主张，是就是驱除满族的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民主革命政权。有了这个共识，大家才起兵革命，起义军内部也没有分歧。所有的分歧都出现在打下江山来，谁做主以及怎么做主的问题上。
那么，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昆明重九起义，是以一群留日同盟会成员策划、主导，以云南将领为首的一场反清、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件，它最终以击败清廷在昆明的势力而获得胜利，并在昆明建立属于自己的革命政权祭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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