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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下乡”的乱象最近已在媒体报道中出现寿宁县祭祀。我相信这样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媒体肯定是报喜不报优的。偶尔的问题报道，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几天前曾经想过写一篇文章谈对“家电下乡”的看法，后来刚好报社的朋友约我谈一个关于乡村文明消失的话题，我就顺便说到了这个问题（本文的红字部分）。考虑到媒体版面的限制，没有展开论述。简言之，我认为当前的“家电下乡”在本质上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商家执行的“商业下乡”工程，而我是反对“商业下乡”的，这是对中国乡村文明的最后一次“殖民掠夺”。将报社记者整理的稿贴在这里，作为保存。
寿宁县祭祀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故乡
□时报记者张天潘/文
对那些进城发展的年轻一代而言，故乡始终是一个魂牵梦萦、欲说还休的话题寿宁县祭祀。2月25日，3位老家都在乡村的媒体人，就自己的亲身经历，畅谈让他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
曾念长（文化批评家）故乡：福建省漳平市吾祠乡厚德村和凤山村
黄陈锋（记者）故乡：福建宁德寿宁县芹洋乡黄瑶村
张天潘（记者）故乡：福建闽东屏南县代溪镇往里新村
“不少人回乡后表现出非常严重的人际焦虑”
张天潘：大家春节都回家了，从一个长期生活的省会城市福州回到老家，从各个方面，一定有很多不适应吧？我回家那十来天，刚回家，就拉肚子了，这是最直接的不适应寿宁县祭祀。我的感觉，好像很熟悉的家乡，却总是感觉越来越来陌生，总认为自己不属于那里，完全是局外人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曾念长：村庄对我而言依然充满了亲切感，它是我在城市疲惫不堪的时候回来修养身心的好地方寿宁县祭祀。可我知道，我对村庄的这种热爱是相当虚伪的，这跟城市背包客对乡村事物的热爱并无本质的不同。我们已经不属于村庄，一路向城市奔去，然后偶尔转过身来把村庄征服为我们生活世界的补充品。
黄陈锋：我的需求很少，城里乡下，只要有几本书相伴，都可以过得舒坦寿宁县祭祀。不过我观察到，不少人回乡后表现出非常厉害的人际焦虑，一天到晚捧着个手机向城里的朋友发短信、打电话——他的心没有回乡，他更像一个心不在焉的远方来客。
我的内心其实更倾向于田园牧歌的生活，今天，这样的生活在城里、乡下都已经不可能有了寿宁县祭祀。城市大造别墅，只为营造乡村的味道，而现代城市文明的营造则是欠缺的，比如广泛活跃于各个社区的社工、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自我组织，都非常薄弱甚至没有。城市人仍然是原子型的，从这一点来说，今天的城市人和乡下人没有区别；乡村为了接近现代化，满眼都是钢筋水泥，这是半拉子的城市化，就像某些村委会选举沦为“发洗衣粉、请客吃饭”一样，这种形式的破败，尤使人心酸。
“我的村庄是在走向幸福寿宁县祭祀，还是在走向灾难？”
张天潘：我的老家，是福建较为有名的贫困县，原来还是国家级的，现在好像摘掉这个帽子了，很多去过我家乡的人，评论都是山清水秀，十分宜居寿宁县祭祀。可是山清水秀的另一面就是经济落后，我一直在矛盾，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因为一个山清水秀的代价是无数的乡亲们要远离家乡到外寻求生存。而如果发展起来的话，代价的第一步就是环境的破坏！
黄陈锋：我的家乡，情况跟天潘的很相似寿宁县祭祀。环境倒没怎么被破坏，因为没有建工厂，家庭收入也没见得有什么增长。因为浇灌了水泥路，好几家买了摩托车，交通会刺激思想和经济的活力。可公共交通太落后了，跟我十年前在老家念书的时候一样，从乡镇到城关，还是那几辆中巴车。我曾想，如果建立城乡公交系统，让班车多一些，村民进城再容易点，也许可以消解一部分的城乡两极分化。
曾念长：在我读初中之前，我先后在两个村庄度过童年寿宁县祭祀。凤山村是我的出生地，厚德村是我的成长地，两个村庄分别在一顶尖的南麓和北麓。一顶尖是一座海拔接近1500米的高峰，是福建第二大江——九龙江的发源地之一。这里虽然没有大江，可清澈的溪流与我的童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今天，水的消失与农村人对水环境的疏离构成了人与自然相互背叛的一个缩影。我的村庄是在走向幸福，还是在走向灾难？
“每个人都走不出寿宁县祭祀他的童年”
张天潘：一回到家寿宁县祭祀，肯定首先有很多感触吧？除了那些街头冒出的一张张不熟悉的后生的脸，感觉自己真的老了之外，还有那些变化呢？
曾念长：大年三十那天，我骑着摩托车到我的出生地凤山村寿宁县祭祀。我已经近十年没有回到这里了。当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村庄正在萎缩。老宅正前方的小溪几乎干涸，河床变窄，河道充塞了各种垃圾物；钢筋混泥土材质的砖房多数以半成品的形式插在乡间大地上，显示了人们在过渡文明时期的粗糙与暴戾；多数乡间小道已经消失，还有一两条路浇上了水泥，通往不知所终的幸福；稻田、菜地多数被废弃，仿佛这片干瘪的大地已经失去了哺育能力。太多的记忆在这里凋零，当时我拿着相机在田间地头疯狂地跑，感觉这个村庄在缩小，再也难以找回十年前的饱满状态。
黄陈锋：每一年都是一个时间的刻度，平时忽略了时光的流逝，可回乡过年就是一次残酷的提醒寿宁县祭祀。我每次看到童年去邻村上学必经的小径，都禁不住唏嘘叹惋。我认为，每个人都走不出他的童年，他一生的行事与立志都从这里发芽，而且绝对看得见哪颗种子是如何埋下的。
为此，我格外注意观察少年人的学业与品格寿宁县祭祀。我希望他们找我谈天，问我应该读些什么书，或者要不要恋爱？这两方面我都谈不上专业，可作为一个朋友，总够资格吧？可他们普遍都不感兴趣，读书，他们认为无用，而且父母都不识字；恋爱，他们认为这很“色”，是不宜谈论的，他们会很不自然地脸红，好像自己根本就是圣人，不近女色的。可事实上，他们一旦到了十八九岁，出去打工一年半载，就会带回家一名怀了孕的年轻女子，而且父母会觉得这很有本事。这使我看到，许多人的生活是欠缺思考的。农村的孩子，从被生下来、受教育、社会化等，所有的环节都是来不及思考的。
至于我自己，则一年比一年更深地卷入生活，被生活打击，偶尔也反抗生活，可我感觉前几年那个充满不驯之气的青年已经远离，留下的则是被生活规训，甚至渴望被规训，以获得一些生活的基本资源的模样寿宁县祭祀。我觉得这很可怕。同时，我感到了年龄增长的速度，既想趁年轻好好工作打拼以获得生活资源，又急于趁年轻打好知识的功底，可两者都没有做好，夜里，不免为此感到彷徨不安。我生活在焦虑之中。
“整个中国都在面对教育的后果”
张天潘：虽然家乡一直都在发展，而且变化真的很大，不过有喜有忧，就我个人来说，我忧虑的地方更多，我总是无法把自己现在看到和记忆中的老家相联系起来寿宁县祭祀。人们生活上的变化带来的很多乡村内核的东西的改变，就像乡村普遍的祭祀等乡俗活动，现在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一代人的身影，连小孩子都不感兴趣了，而当我们小时候，每年都很喜欢这些热闹、喜庆的活动。我一直在忧虑，如果农村的这种独特文化发生断层，那么农村，真的就是接近消失了……
黄陈锋：是啊寿宁县祭祀。年轻人普遍不信这一套，更要命的是不理这一套，你若劝他，一句话就盖过来，“迷信”！我个人还是会信一点超自然的力量之类的东西，觉得，人力探索到的毕竟只是局部的世界，可以肯定，许多东西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会去祭祀，这样才算真正融到乡村生活中。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都被教坏了，你跟他们中的一些人聊天或者讨论，常常会哑口无言，比如你跟他说某些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理念值得学习，他就会反驳说“你又没去过，你怎么知道它好”，或者干脆顶回来“你喜欢那国家，你就搬到过去住嘛，这里是中国，不是某某国，请你不要乱批评寿宁县祭祀。”他们不相信一些可靠的间接经验，事实上他们对什么都兴趣，除了上学、上班和娱乐，他们什么都不关心。
陈丹青说面对坏的教育并不可怕，面对坏教育的后果才可怕寿宁县祭祀。那么，我们是否正在面对这样的后果呢？
曾念长：乡村文明的消失是大势所趋寿宁县祭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治理体系，一种是以国家文明为基础的君王统治体系，另外一种就是以乡村文明为基础的长老统治体系，这两种体系有着分明的界限，却又保持着微妙的互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乡村文明及其治理体系经历了两次重大冲击：第一次发生于人民公社运动时期，中央政权长驱直入乡村，彻底结束了国家权力只到县的“七品芝麻官时代”；第二次发生于改革开放以后，商业意识形态渗入乡村，农村人彻底放弃了几千年来坚守的乡村文明形态。
“愿意做田野调查的人太少寿宁县祭祀了”
张天潘：在目前，很多学者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坐而论道，或者经过走马观花地提出一些老生常谈的观点，而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往往没有做出该有的分析与田野调查，这种的书斋式理论，对农村往往是一种致命的摧残寿宁县祭祀。
曾念长：我们往往被宏大的国家学术命题给套牢了，只能单向度地思考问题寿宁县祭祀。今年启动的“家电下乡”工程，我是持反对态度的。国内理论界都一致认为，中国的未来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农村消费市场的开发来拉动内需。在这个理论支持下，我们发现，“家电下乡”只不过是将农民培养为现代消费者的第一步战术。吊诡的是，这一战术竟然是以“惠民政策”的面目出现的。拉长一些时段来看，这只不过是发生于新世纪中国的“商业下乡”运动的前奏。
黄陈锋：愿意做田野调查的人太少了，可能是怕吃苦，还有可能是，他们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寿宁县祭祀。此外，我对“三农”专家的提法也颇不同意。中国可以有水利专家、地质专家、经济专家等各学科门类的专家，可三农专家是什么？也许那些被冠以三农专家的人，实质上是有其术业专长的，可这大帽子一戴，对不起，我认不出来了，我只看到他们在“汇报”些什么，不可想象他竟然“研究”些什么。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非常大寿宁县祭祀。政府开会谈“三农”尚可理解，一帮学者也来凑这个热闹，似乎不合学术伦理——该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去。谁拿得出切切实实的成果，谁做名牌专家——真学者的学术生命永远比它的时代长。赶着诠释什么热词，一轰而上，不是很像古代的读书人抢着做“起居注”么？
“即使是自己的家乡寿宁县祭祀，也不应当盲目歌颂”
张天潘：那对于我们这些从老家走出来的人，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寿宁县祭祀。尽管我们的力量还是这么微不足道，可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加油，都是对故乡的一种回报。前一段时间，在国内，比如熊培云、十年砍柴等很多知名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在为各自的家乡乃至中国农村在做一些事情，用自己的笔头记录那些正在消失的东西，这给我的触动很大。
黄陈锋：我不太有作为小圈子意识的“同乡”意识，我也不爱扎老乡堆，甚至于厌恶哪怕是礼节性的故乡询问寿宁县祭祀。我向往康有为所构想的世界大同,人类不应该被这样粗暴地以肤色、国别、民族等外在因素，而被划分。仔细追究起来，只有当人们需要结成利益同盟的时候，才会喜欢这种划分，比如“老乡会”在更多的时候是起到一个利益共同体的纽带作用，民族常常伴随着“民族主义”热潮。
早在民国的时候，知识分子很有行动力和影响力，办刊物、搞政治，都有模有样的寿宁县祭祀。今天受到许多赞誉的行动，跟他们比起来，还非常稚嫩。可这可能跟自由市场经济的渐次发育直接相关。随着中产阶层的发育，一些知识分子获得了财务自由，他们不再害怕“被下岗”，拥有了较大的行动能力，起而行之的时机到了。比如汶川大地震当中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以及目前广泛活跃在社会事务当中的维权律师，当然也包括与体制脱钩的，从事自由写作的独立学者和自由作家。它们会成为推动当代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同时，他们的行迹也会启发更多的观望者，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这是可以乐观估计的。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作为一个读书人，首先要读够多的有用之书，开化自己，使自己脱离蠢人的泥潭，进而带领其他的人也脱离寿宁县祭祀。然后，力所能及地多写一些有益的文字、少写甚至要敢于拒绝写那些虚假的东西，即使是自己的家乡，也不应当盲目歌颂。多回家看看吧，山与水常在，可我们会一天天老去，孩子会一天天长大，总得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以免多年以后村中童子“笑问客从何处来”。
曾念长：我是一个“传统不变论”者，今天的问题必然可以在传统中找到病机，同样的道理，我们对我们的后代负有责任寿宁县祭祀。可我不主张去毁灭先人创造的某种文明形态和碎片，因为它们与“传统”并不是一回事。恰恰相反，毁灭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比如“一把火烧尽前朝的房子”，再比如“排山倒海的旧街改造”，恰恰是我们的传统中最坚实的部分。当我得知我老家漳平县城的一条“民国街”要被“改造”之后，我沮丧到了极点。
这次春节回家，内心五味杂陈却无法付诸笔端寿宁县祭祀。两个原因使我对这个话题保持了沉默：第一，我对“三农”问题研究得少，而国内的学院派学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严重透支；第二，我也觉得自己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显得有些矫情了，我似乎对乡村中那些让我感到温暖的事物充满了怀念，可让我回到乡村去捍卫这些事物，毫无疑问我做不到。前几天我还在想，等我把手头正在准备出版的这本著作脱手了，就着手写一本《保卫乡村》的书，我也不知道自己最终能不能践行这个想法。
二元意识的“文化震惊”
张天潘：大家都讲一个这次回老家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寿宁县祭祀。我先来讲一个。我刚回到家的第二天，就被母亲安排去赴一场乔迁宴，由于母亲的千叮万嘱，叫我千万要懂得规矩，坐好位置，不要做到“一位”和“二位”上，被人笑话。母亲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三个人一条凳子的中间位置，是肯定没有任何纰误。于是酒宴一开始就赶忙走向一桌，坐好在中间的位置，而左边的位置一直空着，因为那就是“一位”。“二位”上的那个老奶奶，也是在谦让了很久之后，得到大家公认后才客气地坐到这个位置上。
稍后，来了两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一走到桌旁，就问哪个是“一位”寿宁县祭祀。一般来说，在年长的乡亲印象里，年轻后生如果不识座位，只要他们懂得问，不要坐错，是没有任何不妥的，不会责怪他们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可情况峰回路转，一个小女孩得到回答之后，就直接坐上了“一位”，小女孩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谦让，以及那种大胆而随意的态度，让大家惊讶了一刻，然后马上就当作或者真的习惯了，可我分明观察看到二位上的老奶奶脸上的气愤与尴尬！
这种现象吧，可以称为“文化震惊”——一个社会学术语寿宁县祭祀。一种习俗，如果没有约束（也约束不了了），不管是刚性的还是软性的，任何的松绑，都将是对习俗本身的致命冲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解放。在乡村内部并存着二元意识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代际断裂层，甚至鸿沟便产生，而这裂口上写满着现代性的入侵，和传统性的萎缩。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在酒桌上的冲突，社会结构的裂变，有如同建构和解构的同时进行，充满着后现代戏剧的浓烈味道，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曾念长：具体的故事没有，就讲一个问题吧寿宁县祭祀。大年三十去凤山村，与亲戚讨论起水源枯竭的问题。经了解，水源枯竭的原因是一顶尖的林木盗伐过于严重。可他们对此并无忧虑，村里的大部分劳力都输出到城市，小孩子也都在城市读书，村里的小学只有三个学生。农村人都认为可以跟自己的村庄说“白白”了，这种只争朝夕的逐利心态正是中国的“游商传统”经过商业意识形态改造之后反渗入农村的后果之一。
黄陈锋：大年三十之夜，农村人都在这一天还债、催债，所以称为“年关”寿宁县祭祀。可2008年的大年三十，村里一赌徒来家里开口问我父亲借5000元钱，称逼债人正在他家里没见到钱不肯走。
大年初三，他兴奋地哼着小曲儿来还钱寿宁县祭祀。原来，父亲心软，终于还是背着我母亲借给他1000元。他说，与另一位朋友合作，共赢了1万元。大概也快40岁的人了，未婚，当天就离家，乘车去福州了。
10多年了，我对他的印象，大概都没有变寿宁县祭祀。没有文化，又不愿卖苦力，想发财，不脚踏实地，只好赌。“我拿青春赌明天”，青春总会输光的。可父母会老，自己也会老，一个四十岁的“小伙子”，这样的生活他过了十多年。
生活有着巨大的惯性，多少人一直在重复着昨天？那么，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寿宁县祭祀。可是，如何审视我们的生活呢？我和这个赌徒，其实都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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