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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星星之火
一
时光飞逝，转瞬已来到了1919年。这一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接着，革命的激浪波及全国。上海、天津、安徽、陕西、广东等地的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特别是安徽，受陈独秀的影响行动最快。这时，欧玉佩从北平回来了。与他一道回来的还有他的战友吴可和王相圃。他们很快组织，发动不少学校的有志学生，推选代表与各地学校联系，并迅速召开了各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罢课、游行、示威的决议案。游行示威后，成立了皖北学生联合会，并派代表去北京请愿。长期沉默的淮北大地动荡起来，奔腾在地下的岩浆开始猛烈地喷发出来。然而，没有多久，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便在封建军阀等反动势力破坏下，日趋低落下来。毕竟“五四”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已深入人心，一个民主、进步、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就要到来。
这是初夏晴朗的一天，只有天气稳定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日子……在这些日子，一切色彩都柔和起来，明净而并不鲜艳；一切都带着一种动人的温柔感。在这些日子，天气有时热得历害，有时田野的斜高坡上有些闷热；可是风把郁积的热气吹散，赶走，旋风是天气稳定不变的确实的征候，形成高高的白色的柱子，沿着道路，穿过耕地游移着。在干燥而清净的空气中，散布着油菜花香的气味；甚至在入夜前还能感觉到。这种天气是农人割麦所盼望的天气。
就在这一派丰收的季节里，欧玉佩回到了清凉家中。此时，五岁的老虎正在家中听私塾先生讲《论语》。由于老虎聪颖好学，对学过的《大学》、《中庸》、《学而》、《齐仁》、《万章》等四书五经中的一些句子，不可能说出大意，而且能背出来。欧玉佩很高兴，便利用这段时间抽空为老虎补习功课，不久，欧老虎考入沱河北的大店高小学堂读书。
欧玉佩把孙子送入大店高小学堂后，又和战友吴可、王相圃一起赶往北平去了。
转眼半年过去了。这一天，欧老虎与同学王文光、窦绍曾等全班同学在中文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宿县与灵璧交界地——“唐槐”。老师介绍说：“这棵槐树是唐初当地箫柳村一位柳姓大户人家所植，当时种下两棵，一棵早夭，一棵存活。相传大英雄秦琼在树上挂过锏，罗成拴过马。后来，有个扬州客商去宿州经商，途经灵璧时不幸染上风寒住在一家客店里，仆人劝回扬州治病，店家说距此西去宿州不过百里，其间必经老槐树，传说槐仙时常显灵，你们不是去宿州吗？正好可以拜一拜，说不定槐仙会显灵治好病呢！客商闻听便决定一试，当他们主仆来到这里诚心礼拜后，客商病情果然好转。随后，客商来到宿州逢人便说，渐渐地，唐槐显灵的事在周边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传开。宿县与灵璧置县后便以此树为界，过往人车都要拜一拜它。‘槐仙’、‘槐公公’、‘槐姑姑’各种称呼都有。有来求升官发财的，有来求治病长寿的。一千多年间，唐槐有过二次枯死，可仍会死而复生，至今香火不断。你们大家有什么要求的吗？”其他同学纷纷拜求升官发财，只有欧老虎与王文光、窦绍曾三人所求内容不同，欧老虎求拜说：“老槐树，老槐树，保我家乡平安永驻！”王文光与窦绍曾也都是相同意愿。中文老师沉思一会儿后，笑了笑说：“同学们，你们要向欧明海、王文光、窦绍曾三位同学学习，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报效国家，为老百姓造福。”
二
当时的安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就在“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首推陈独秀、李大钊。世称“南陈北李” 。而陈独秀就是安徽人。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传播，首先是通过进步书报的出版发行来进行的。
一九二零年，五四运动后，跟随李大钊革命的欧玉佩及战友吴可、王相圃又回到了家乡，首先，他们以淮北西大门一带做为根据地，在当地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团结、培育和带动了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在皖北的传播架起了桥梁。
在他们的多方加油下，传入淮北西大门一带及周边乡镇城市的进步书刊有《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星期评论》、《创造周刊》以及《共产主义ABC》、《辩证唯物论》等。
这些书刊在淮北西大门一带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哺育过一代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这些书刊，对于渴望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对于当时反动的政府来说，则极为恐惧。政府派员到处捜捕淮北西大门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查禁进步书籍。淮北西大门马列主义小组组长欧玉佩，根据当时形式所迫，就把吴可（张希贤）、王相圃及这些书刊带回到不易被当时政府发现的欧玉佩家乡清凉村，藏在了清凉寺中。由此可见，90多年前，传播马克思主义，能读到一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一张进步报刊，是何等不易啊！
至今，它们仍是有志于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名著。
随后，淮北西大门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清凉扎根。欧玉佩、吴可、王相圃三人以清凉寺为根据地，利用教书先生、工匠、商人身份，在清凉街及周边学校、集市、乡村私塾讲课和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同时，吸收了清凉寺的和尚加入组织。在他们积极开展活动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反对军阀、土豪劣绅把持学校，革新教育的斗争连续不断。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打开了渠道。
祖父欧玉佩他们的革命行动，在欧老虎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烙印。
在这部小说里,有史可查的吴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今安徽宿州市埇桥区大泽乡镇水池铺村人，1900年出生。
吴可自幼父母双亡，与弟弟吴剑秋相依为命。后被徐州外国基督教会办的“教养院”收养长大，后来又上了半工半读教会中学。辛亥革命后，光复军将教会中的孤儿带至南京，故收养于南京政府内政部孤儿院，直到中学毕业。“五四”运动前夕，吴可在友人资助下，专程赴北京，以官费考入中国大学。
在这里，吴可一面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面走入社会，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这样，他结识了李大钊。当时，已经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经常在《晨报》、《新青年》以及《每周评论》上发表抨击时弊、提倡改革的文章，使吴可从中开阔了视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到中国大学，青年学生大受鼓舞。中国大学以吴可为首的青年学生怀着满腔义愤，冲破重重阻力，走出校门，积极投入这场爱国运动，很快成立了中国大学学生联合会。六月三日，北京各校学生为反对军阀政府媚日卖国外交，分赴四城讲演。是日起，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逮捕爱国学生一千多人。为了声援北京学生“六三”运动，在吴可的领导下，六月九日中国大学校学生罢课集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随着运动的发展，成立了学生联合总会。在学联总会的号召下，各校纷纷成立宣传队，到街头宣传。在游行中，还吴可走在最前边，带领学生呼口号。他还带领学生跑到几十里外的乡村中去讲演，散发传单。吴可还和学生总会一班人，还组织了查禁日贷的小分队。他们冲向火车站货场、各大商店及其仓库和各大富商家中，搜查日货，市民无不拍手称快。
1920年2月，宿县学生王香圃（后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纪委副书记、山东省政协常委）到北京，就是由吴可介绍面见李大钊并汇报宿县学生运动情况的。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秘密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的任务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学说。吴可是最早参加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对外称俄文补习班成）成员，并多次组织以反封建教育为目标的，配合工农群众开展反封建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联络还在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宿县籍学生，组成安徽宿县旅京同乡会，在北京凤阳会馆学 产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吴可他们还经常研读《新青年》、《新潮》等新杂志和《民国日报》、《每周评论》、《时事新报》等报纸，还喜欢阅读《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唯物史观》(中华书局出版)等进步书籍。
1922年暑假，吴可回到宿县，为了便于隐蔽，吴可住进了宿州玉皇寺。这期间，他的吃、住、行均由宿州玉皇寺负责，奇量住持还派武僧暗中保护他的安全。
吴可积极上下奔走，多方联络在外地求学的暑假回乡青年学生，组成了宿县旅外同乡会，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宿县一带影响很大。后来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有不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事业的骨干。
吴可除和北大保持联系外，还和湖南一师(长沙)、山东一师(济南)、浙江一师(杭州)等全国较有影响的学校取得联系，互寄书刊，**意见。湖南的《湘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常寄到宿州来。
吴可也积极创办进步刊物，宣传共产主义理论与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思想。该刊由于思想新颖，内容通俗易懂，讲的又是青年们所关心的问题，宿州青年学生订阅的很多．并发行到外地，每期印数四、五百份，在宿州地区影响很大。
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络与促进下，吴可把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的骨干成员秘密组成宿州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秋，吴可因在校外集会结社，反对校长吕复，而被校方无辜关押七、八天后予以开除学籍。
1924年秋，香山枫叶正红。吴可受党组织委派，来到香山脚下的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设立于1919年，由下野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督办并自任院长。在院的600多名男女儿童，他们外无亲友送来的欢愉，内有封建教育的桎梏，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慈幼院只要求孩子们具有谋生的技能，至于国家社会的生存发展，个人的理想和前途，都不容过问，更谈不到让孩子们起来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吴可到这里的任务，就是在学生中宣传革命，启发他们的觉醒，让他们从冷酷阴森的封建樊笼走向震撼世界的战斗天地。
香山慈幼院附设的男子中学，有吴可在南京孤儿院的三位同学。首先接待他的是那三位同学的班长胡健（曾任丹东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由于吴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两人很快就熟悉起来。其他一些同学围上来听吴可讲话。虽然当时他们对吴可所讲述的革命道理还不甚理解，可总觉得他知识渊博，见闻丰富，谈吐风趣，吸引力强，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从此以后，吴可成了慈幼院的常客。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同学们中间，耐心地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到1926年暑假，吴可在这所中学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发展工作。当胡健得知吴可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时，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吴可亲切而郑重地对他说：“你要做革命工作吗?可以的，等你考上大学再说。”
同年秋，胡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吴可便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并开始在吴可领导下从事青运工作和工运工作。后来胡健在谈到吴可时说：“我们慈幼院能有一大批同学加入共产党，参加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行列中，岂非吴可同志的启迪引导之功么!”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起来，到处搜捕革命者，李大钊、吴可等主要领导均在通缉之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吴可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由于吴可坚持不懈的加油，先后在香山慈幼院建立了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在北京农学院、法政学院、中国大学及电话总局、财政部印刷厂等处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同时，在李大钊的倡议下，他还来到北京郊区卢沟桥一带，建立开展农民运动的宣传据点。
1926年3月底，为了暂避军阀当局的监视和搜捕，李大钊和吴可以及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公使馆西院的兵营里。可是，公使馆门前仍有伪装成拉洋车工人的敌侦探，一见有人从公使馆出来，就跟踪而上。在险恶环境的，中共北方区委仍然通过种种办法，与北方各地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保持联系。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为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到这里联系工作的，最多曾达到二三百人。有时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装，躲过敌探的监视，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一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也前来求教。吴可协助李大钊对前来联系的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4月，时令已入初春，而北京的政治气候，则令人感到寒冷阴森。在此之前，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自称为安国政府“大元师”，在北京袍笏登场。这个出身于东北深山密林中的“红胡子”，自清末混迹军旅，割据称雄，几十年的官场角逐，使他练就了一套观察风云、翻云覆雨的本领。当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击破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诸部，进军长江下游，特别是日帝国主义叫嚷中国“赤化”时，张作霖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同时取得将来与南方谈判议和的对等地位，所以就职伊始，即以“反赤”、“讨赤”为标榜，抢在蒋介石之前，扮演反共急先锋。在他的反动统治下，安国军总司令部和京师警察厅昼夜出动大批军警和密探，在北京城内外到处缉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的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敌人的垂死挣扎，使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机关的处境愈来愈为险恶。吴可感到公使馆并非绝对安全之处，因为奉系军阀出于反动本性，不会遵守外交惯例，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也不会阻止反动军警进入苏联使馆，所以需要改变目前的处境，另行开创局面。经过充分研究，吴可在一天深夜，告别李大钊，走出苏联公使馆，打算回到报子胡同一个秘密住所去。
死一般寂静的寒夜，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吴可悄然前行，当走到报子胡同住所的门口时，停了一下，用警惕的目光扫了一下四周。借着昏暗的路灯，他发现不远处有几个影子正向他这边移动。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立即意识到这里跟踪而来的侦探。吴可镇静地闪进大门，迅速走进大院内的一户人家藏了起来。几个侦探匆匆跑来，向大门口窥视，只见院内房屋参差不齐，约有十几户居民。侦探因为没有看清吴可进的是那间房子，加之胆小心虚，不敢贸然进去搜查，只好隐身在大门对面的树下守候，并在胡同两头派人巡查。
天亮以后，侦探仍未撤走。吴可为了摆脱险境，就请房东的一位老人到北师大找胡健设法解救。胡健得知情况后，思虑再三，终于想出一个金蝉脱壳的妙计。
傍晚时分，胡健来到张学良在北京开办的“讲武堂”里找到一个叫李炳国的青年军官。此人跟胡健是中学同窗，为人正直豪爽。经过商量，李炳国借口请了两个小时的外出假，胡健雇了一辆黄包车给他坐上，自己则骑自行车跟随，一同来到吴可住处的大门口停下。这时天已黄昏，还下着蒙蒙细雨。胡健让黄包车夫在门外等候，自己引着李炳国走进吴可的房间，按照胡健的安排，吴可迅速穿上李炳国的军装，随即出门登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安全离去。胡健同来时一样，仍旧骑车跟在后面，出宣武门，经过下斜街，穿过慈祥印刷厂，来到少年罪犯教养院的一位朋友家中。过了半小时，李炳国也穿着长袍马褂从容到来。次日清晨，吴可坐上胡健为他预先雇好的黄包车，由外城出彰义门，绕弯路到燕京大学。
那时，燕京大学完全处于敌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到处都有密探的眼睛，地下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为了改变不利情况，坚持隐蔽斗争，吴可决定把活动地点转移到碧云寺内。
碧云寺在香山东麓，从山门至山顶共6屋院落，层层殿堂，依山而起，松柏参天，浓荫蔽日。沿着寺中大殿向罗汉堂去的过道旁，有一间很不显眼的小屋，里边住着北师大一名叫王海镜的法文教员(此人后来到法国留学，在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占领法国时，先被投入集中营，后来失踪)。他那时负责党的一个支部的工作，同时又是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分部负责人。因为这间房子窄小陈旧，不被外人注意，因而成了一个开展革命活动最理想的地方。
一天下午，碧云寺游客如云。吴可在王冶秋的引导下，随游客走进罗汉堂后，闪进王海镜的那间房内。王海镜随即将里面的一个套间打开，只见里面堆满了玻璃家具，没有一点空隙，三个人好不容易收拾出一块地方，用几只破椅子搭成了一张床，凑了两条被褥，在原来的窗纸后面又糊上一层用墨汁涂黑的报纸，并用家具挡上，成了一间不见天日的小黑屋，吴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
就在吴可到来不久，碧云寺中忽然多了一个胖大的“和尚”，还经常看到不少面目生疏、贼眉鼠眼的人，混杂在游客之中，并不时在殿堂内外窥探。在这种情况下，吴可只能整天呆在小屋里，白天，王海镜去上课，像往常一样，把外屋门一锁就走了，这时吴可将套间的门打开，利用透进的一点光线看书、看报。王海镜回来时，总是悄悄地带回一点咸菜和几个烧饼，给吴可充饥。王冶秋往往在夜深人静时，来到吴可的住处，报告在外面听到的各种情况。吴可则根据情况向他布置工作，并要求他在附近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积极做好响应北伐的准备。
就在吴可隐藏于碧云寺期间，北京的党团组织正遭受着巨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血溅荒野；更为严重的是，以李大钊为首的领导机关与外界完全隔绝。吴可几次试图打通这个关系，都没有结果。
一天，王冶秋忽然从城里带来消息：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4月6日清晨，出动数百名军警，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德，悍然包围并搜查苏联公使馆，将李大钊等20位同志捕去。根据这个情况，吴可连夜召集附近党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应付突然事变的措施，并设法了解李大钊等人的下落。
过了几天，陆续有消息传来：李大钊正在受着严刑拷打和折磨，可他立场坚定，宁死不屈，在法庭上宣传共产主义，弄得敌人都害怕“过堂”。吴可被这种革命正气深深激励，更加坚定了斗争的信念。
1927年4月28日，在人民群众的社会舆论的谴责声中，奉系军阀张作霖悍然杀害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
吴可看过王冶秋带给他载有李大钊等人牺牲消息的报纸后，悲痛交加，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火焰。
“一定要报仇!我们一定要报这血海深仇!”吴可几乎大叫起来。过了一会，他抹去眼泪，望着李大钊的遗像，带领大家举起手立下誓言：
“大钊同志，我们一定要像你一样，斗争到底，流尽最后一滴血!”
第二天，吴可就急于进城，寻找被破坏的党组织。下午，游客众多，“胖和尚”正在睡午觉。在王冶秋的帮助下，吴可化装夹在游客中间，离开了碧云寺。由于敌人搜捕甚紧，他不得不到天津暂避几天，然后回到北京。不久，新的中共北京市委建立，吴可接通了关系，继续在市委的领导下，担负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重任。
这年6月，吴可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准备成立一个以家庭作掩护的地下机关。接受任务后，他派胡健寻找合适的地点并购买家具。开始，他在协和医院后面一个僻静的胡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户的两间小楼；不久，又迁到东城吉兆胡同8号。按当时北京居民的习惯，租房子需要有家眷。再说，一个家庭没有家眷，时间长了，很容易引起敌人怀疑。这个问题一时颇费踌躇。后来，经胡健介绍，一位名叫乐懿的女大学生来到吴可身边。
乐懿是知名人士景梅玖先生（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曾被北洋军阀通缉流亡日本。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病逝）的养女，原籍江苏徐州，中学时代在香山慈幼院师范就读。在该班任教的张涤岩老师是慈幼院的党支部书记。乐懿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思想进步，由张涤岩和另一位叫陈璧如的教师介绍，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党的组织。胡健在慈幼院就读时与乐懿相识，深信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同志。如果乐懿肯担负这个任务，在政治上是非常合适的。可是要一位少女来充当名义上的妻子，这需要有冲破封建礼教的勇气。胡健对这点没有把握。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乐懿。此时乐懿和另一位女生李芙蓉考上了朝阳大学，正要进城就读，当胡健说明来意后，乐懿和李芙蓉俩人慨然依允，随之就与吴可住进了吉兆胡同8号的秘密机关。乐懿与吴可以夫妻名义在一起生活、工作。
为了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吴可昼伏夜出，到处奔走活动，遇到特别不方便的地方和急需白天**的事，就由胡健找乐懿送信联系。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多不在北京，过去靠单线联系的同志也很难找到，因此，工作的开展很困难，他两天没有回来，大家都很为他担心。原来，他在燕京大学召集积极分子开会时，被警察发现抓去。吴可沉着应变，加上该校地处京郊，警察都不认识他，被拘留三天后，才从虎口脱身。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乐懿一边读书，一边协助吴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生活，使得两人的感情一天天加深起来，不久，乐懿真正成了吴可的忠实伴侣。
随着党组织在学校中的恢复和发展，吴可成了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时而城内，时而城外，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衫礼帽，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青年学生运动之中。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消息传到北京，吴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自把这个消息向各个学校的学生进行宣传。当他来到北师大时，被专门负责监视行动的警察认为形迹可疑，又一次被抓去查问。由于在场的警察没有一个认识他，又没有问出什么结果，只好把他放了。吴可第三次虎口脱险，继续战斗在各高等学校之间。
金色的秋天，香山枫叶红似火，野果飘香。在卧佛寺后面的山坡上，来自朝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学生，三三两两地坐在草坪上，有的看书、有的写生，实际上这些青年学生在进行组织活动。不一会儿，装成学生模样的吴可来到他们的面前，他们立即围坐在一块儿。吴可向学生们作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鼓励他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积蓄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吴可的报告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大钊牺牲后，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由王荷波主持。在敌人的刺刀和无数先烈的鲜血面前，北方区委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决定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因此，吴可在加快发展组织的同时，积极做好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
八七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的决议，派人及时传达到各地。北方区委按照决议的精神，拟定了武装暴动计划，并任命吴可为暴动总司令；同时秘密成立了北京市总工会，任命吴可为工会党团书记。接受任务后，吴可着手组织暴动大队，绘制暴动区域图，草拟北方区委实施暴动的通告，为暴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10月15日，北京市总工会派出的工人董建中，在西直门散发传单时被敌巡警发现，跟踪到西单藤牌营4号工会机关。 工会会长赵全林被捕叛变，供出北方区委、军事委员会、北京市委等秘密机关。敌人先后从上述机关捕去王荷波等17位同志。吴可当天到汇文中学开会，归途中被敌人发现，跟踪而来。当他回到住处，准备参加王荷波召开的会议时(他不知道王荷波已被捕)，敌人破门而入，将他捕去。他受到秘密审讯后，于11月11日凌晨3时，被害于北京安定门外剑垛西边。年仅27岁。
噩耗传到了碧云寺中学党支部，同志们无不深感到悲痛。尤其是王冶秋，他忘不了和吴可在一起战斗的日日夜夜。为了悼念18位烈士，就在吴可曾经住过的那间小屋中，为18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与会同志拭泪发誓：“我们一定要为死者报仇，我们一定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吴可烈士被杀害后，吴可的弟弟吴剑秋在武僧金刚法师的徒弟一空师傅的陪同下，专程北上为吴可料理后事。
1949年12月11日，周恩来总理及中共北京市委有关领导亲临八宝山，祭奠吴可及著名的北京十八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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