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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故里今何在,盐山夜珠高家村
——唐朝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籍里考辨
史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唐朝著名诗人高适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一生充满坎坷曲折且富有传奇色彩，他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成为盛唐诗坛屈指可数的大诗人，而且文武兼修，卓有见识，晚年历任刺史、节度使、散骑常侍等高官，最后晋封渤海县侯，成为当时政坛上一位独当一面、身系国家安危的重要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他的籍贯问题却长期众说纷纭，目前，高适的故里主要有河北景县、河北沧县、河北盐山、河南洛阳等四种说法。那么，唐朝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的故里到底是哪里呢？
一、河北景县说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其依据是唐末五代时期后晋刘昫等人编著的《旧唐书·高适传》，书中记载：“高适者，渤海蓨人也。”蓨县即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景县。
渤海是汉代的郡名，后汉时蓨县属渤海郡；隋朝废渤海郡，蓨县属观州；唐朝废观州，蓨县属德州(故治在今山东陵县)，后来又先后改属冀州、景州，近代废府、州为县，景州改称景县乐陵祠堂家谱族谱。由此可见，在高适生活的年代，早已没有渤海郡了，而且蓨县也早已成为德州下辖的一个县。那么《旧唐书》为什么还称高适为“渤海蓨人”呢？
原来，这里的“渤海蓨人”并非指高适的籍里，而是就高氏的“郡望“而言乐陵祠堂家谱族谱。“郡望”是一个姓氏的名门望族所在地。“渤海蓨县”就是天下高姓人的郡望。唐朝人非常重视郡望，正如《新唐书·高俭传》所言：“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当时一说起高氏，人们自然也就会想到 “渤海蓨县”。 唐朝文学家韩愈本是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可却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也是因为昌黎是韩姓人郡望的缘故。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高氏出自姜姓乐陵祠堂家谱族谱。齐太公(即西周姜太公，亦称姜尚、吕尚)六世孙文公赤生公子高”，公子高的孙子高傒即以“高”字为氏，成为高氏始祖。后汉时期，高傒的二十五世孙高洪任渤海郡太守，全家遂定居于渤海蓨县，其后裔人丁兴旺，很快成为郡内最强盛的家族之一，并形成渔阳、辽东、广陵、河南等多个支系。这就是后世天下高姓的主流，即“渤海高氏”。因此隋唐前即有“天下之高出于渤海”的说法。
唐朝人喜称郡望，乃是沿袭汉魏以来的旧习和风尚乐陵祠堂家谱族谱。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制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 在门阀制度下，是否属于某一个名门望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前途命运、婚姻问题，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也严格有别。
在《晋书》《北齐书》《隋书》《新唐书》等正史中，高氏有官爵者有一百四十多人，绝大多数都记为“渤海蓨人”，其实他们很多人的籍里和出生地并不在蓨县乐陵祠堂家谱族谱。隋朝宰相高颖身上有着鲜卑人的血统，不是纯正的汉族人，可为了显示其出身名门望族，他便也“自云渤海蓨人” （见《隋书·高颖传》）。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由于“唐人好标郡望”，友朋间也常常以郡望相称，以致官方修史时也不详细考辨人物家乡籍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乐陵祠堂家谱族谱。时风所在，这竟成为当时修史的一项“原则”，从而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时，因为李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刘知几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
对于高适的籍里，前人早已作出辨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高常侍集》提要中指出：“考唐代士人多题郡望，史传亦复因之，往往失其籍里乐陵祠堂家谱族谱。”这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到了北宋年间，史学家欧阳修、宋祁等人撰写《新唐书》时，觉察到《旧唐书》存在的这一问题，于是经认真考辨，确定高适为“沧州渤海人”，摆明了就是不承认高适的籍贯是“渤海蓨县”。
二、河北沧县说乐陵祠堂家谱族谱。《新唐书·高适传》记载：“高适，字达夫，沧州渤海人”。《新唐书》断然摒弃了高适籍里在蓨县（即河北景县）的说法，可同时也带来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沧州和渤海又是什么关系呢？
据史籍记载，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孝明帝设置沧州，到唐朝时，其行政区域大致相当于后汉渤海郡所辖地区，统领南皮、盐山、东光、乐陵等十二县，可不包括蓨县，因为此时蓨县归德州统领乐陵祠堂家谱族谱。
如果《新唐书·高适传》中所说的“渤海”是郡名，那么与“沧州”其实指同一地域，属同地异名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可《新唐书》把不同时代代表同一地区的古今两个地名混合在一起说，实在有些不伦不类，令人不知所云。如果《新唐书·高适传》中所说的“渤海”是个县名，在高适生活的时代，还真有一个渤海县，可当时属棣州管辖，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滨州一带，跟沧州并无关系。
正因为看到了《新唐书》记载高适籍贯的矛盾和混乱，所以后来很多学者干脆把高适直接记为“沧州人”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说：“高适，字达夫，沧州人。”明代陈循等编纂的《寰宇通志》卷二说：“高适，沧州人。”明代天顺年间编纂的《明一統志》卷二：“高适，沧州人。”明代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卷三十二：“高适，字达夫，沧州人。”
宋代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十《沧州人物》云：“唐高适，玄宗时举有道科，官至谏议大夫，负气敢言，权近侧目乐陵祠堂家谱族谱。”直接把高适列为“沧州人物”。万历《沧州志》卷四、康熙《沧州志》卷八、乾隆《沧州志》卷九、民国《沧县志》卷八皆谓高适沧州人（这是历代州志中的记载）。嘉靖《河间府志》卷二十、万历《河间府志》卷十一、乾隆《天津府志》卷二十八《文苑》均谓高适沧州人（这是历代府志中的记载）。
需要予以说明的是，明朝嘉靖和万历年间的两部《河间府志》均属地方官修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当时沧州、景州（景县的前身）均隶属河间府管辖，编纂者对高适的籍里在沧州还是在景州需要作出抉择，最后他们舍弃了景州，选择了沧州。到了清朝乾隆初期，此时沧州（包括南皮、盐山）已经划归天津府，高适也随之“划拨”出去，进入了《天津府志》，而乾隆版的《河间府志》也就没有再收录高适。
即使在文学作品中，记载高适为沧州人的地方也比比皆是乐陵祠堂家谱族谱。
明末清初诗人方文（1612—1669）有《沧州饮马倩若参军》诗：“暮秋曾过此，转眼又新秋乐陵祠堂家谱族谱。雨宿署斋冷，三年官况愁。酒深鸡易唱，风急雁难留。借问高常侍，如今有后否？（原注：唐高适，沧州人。）”（《涂山续集》之《北游草》）
清初诗人施闰章（1618—1683）《舟泊沧州登毘卢庵》诗云：“僧庐依断岸，物色占沧州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借问高常侍（自注：唐高适，沧州人），何人识故丘？”（《学余堂诗集》卷二十六）
康熙年间诗人汪绎（1671—1706）《沧州为高达夫故里》诗：“生计都归南亩田（高适的诗句），诗篇清绝到今传乐陵祠堂家谱族谱。抛官我亦寻诗去，还早先生二十年。（旧唐书谓“达夫年五十始学为诗”）”（《秋影楼诗集》卷六。
由此可见，古今众多的专家学者对高适是沧州人这一说法基本无甚分歧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可是，因为沧州治所（即州政府所在地）在沧县，所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认为，“高适是沧州渤海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沧县。”
其实，这样的认定是很勉强和武断的乐陵祠堂家谱族谱。沧州的治所在沧县，高适就成了沧县人；如果某人是山东人，难道他就一定是省会济南人吗？中国的首都是北京，那么任何一个中国人，就都可以说是北京人了。显而易见，这样的推断逻辑是很成问题的。
三、河北盐山说乐陵祠堂家谱族谱。
高适是沧州人的说法，古今学者是比较认同的；可沧州毕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高适籍里的具体位置仍是个疑团乐陵祠堂家谱族谱。蓨县（即景县）在历史上曾先后归属观州、德州、冀州、景州管理，跟沧州从无隶属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曾短暂属于沧县专区），所以首先被排除在外。沧县作为沧州的治所，也不必然是高适的籍里，前面已有论述。那么，具体来说，高适的籍里到底是沧州的哪个县、乡、村呢？
其实，这个问题前人早已给出答案了，那就是原属南皮，今属盐山的夜珠高村乐陵祠堂家谱族谱。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三记载：“高适故里，在南皮县东南六十里，今改夜珠高家。”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十七：“高适故里，在南皮县东南六十里。”雍正《畿辅通志》、嘉庆《大清一统志》都是国家最高政府官修的史籍，学术认定应具有权威性。
雍正《长芦盐法志》附录援证卷十《古迹·甘井》，谓在高适故里，今称夜珠高家乐陵祠堂家谱族谱。乾隆《天津府志》卷十一《古迹》、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古迹》，皆称：“高适故里，在南皮县东南六十里，今改称夜珠高家。”
康熙《南皮县志》卷一《古迹》：“高适故里，在东南六十里，今名夜珠高家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卷七《人物•文苑》：“高适，字达夫，沧州南皮人，居夜珠高家庄。”光绪《南皮县志》卷一《古迹》：“高适故里，在东南六十里，今名夜珠高家。”卷十一《人物》中收录有高适。民国《南皮县志》卷十三《故实志•古迹》：“高适故里，城东南八十里，今名夜珠高庄。”卷九《文献志•文苑》收录有高适。
南皮诗人张芝郁（嘉庆十八年举人）有《高适故里》诗（见《南皮诗钞》卷五），其题下自注：“在县东南六十里，今名夜珠高家乐陵祠堂家谱族谱。”民国时期著名方志专家贾恩绂（fu），在《盐山新志》卷二十六《金石》篇中也提到了南皮夜珠高村是高适故里。今人傅希克《高适藉里求是》（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3期也认为，高适籍里应是唐沧州饶安（今河北省盐山县夜珠高村），而不是河北景县。
当然，古代的“南皮”、“盐山”与今天的“南皮”、“盐山”行政区域不尽相同乐陵祠堂家谱族谱。“沧州”与 “沧州市”也是两个时空不同的概念。这是在辨析高适的籍贯问题时需要特别提请大家注意的。
明朝初年，蓨县归属景州管辖，并且是景州的治所即州政府所在地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当时景州属于河间府，下辖吴桥、东光、故城三县。清代分河间府东半部设置天津府，并让景州下辖的三个县直属河间府，这样一来，景州就成了一个光杆州。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州为县，景州改为景县。这就是今天衡水市景县的由来。
高适籍贯的沧州、景州（即景县）之争，其实说到底就是新、旧《唐书》之争乐陵祠堂家谱族谱。首先，《新唐书》之所以重修，就是因为看到了《旧唐书》存在的这样那样一些问题，新旧《唐书》之间的差异，正是两个学术班底修史理念以及掌握文献资料的不同。其次，南皮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划归景州，而《旧唐书》编纂时，正值五代后晋时期，南皮恰恰归景州管辖；而北宋年间欧阳修等人编纂《新唐书》时，南皮又重回了沧州。因此说高适的籍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属于景州管辖，与高适是沧州南皮夜珠高村（后划归盐山）人的说法应该并不矛盾。
在研究梳理历史文献资料的同时，笔者也曾到高适故里夜珠高村实地探访过有关情况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夜珠高村位于现在的盐山县城西南七十华里漳卫新河北岸，今属圣佛镇。相传村南有一片松林，林中有一野猪，两眼放光，犹如夜明珠，于是借当地望族高氏的姓，取名夜珠高。村中原有一高氏祠堂，祠堂门柱的对联“汉朝以来是老户，饶安城西故人家”（饶安是盐山的旧称），据传就出于高适之手。村东有高氏祖坟，占地二十四亩，有石碑数块，据说高适即葬于其中。据《高氏族谱》记载，高适的儿子名叫高文举，曾任大学士；孙子名叫高堂，任户部员外郎；高堂的儿子高光道，任六合知县。
四、至于河南洛阳说，古今史籍向无记载乐陵祠堂家谱族谱。此种观点的提出，乃是当代几个学人通过研究在洛阳出土的几方墓志，进而证实墓志的主人就是高适的家人和族人。既然这些人死后都葬在了洛阳，那么高适是洛阳人必然无疑。
高适家族的墓志，自二十世纪初在洛阳便陆续有所发现，按照出土先后顺序，依次为《高岑（cen）墓志》《高琛（chen）墓志》《高琛夫人杜兰墓志》《高嬇（kui）墓志》《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共计六方乐陵祠堂家谱族谱。
《高嬇墓志》碑文摘要如下：“夫人讳嬇，渤海蓨人也乐陵祠堂家谱族谱。……曾祖子□，皇朝（指唐朝）宕州别驾；祖偘（kan），左卫大将军；父崇文，韶州长史。……年十三，归我朱氏。……呜呼！享年不永，以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六月廿二日遘疾，终于洛阳县界毓财里之私第，春秋卅有七。”（《大唐前益州长史成都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并序》）
因为《旧唐书·高适传》记载：高适“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对照《高嬇墓志》，有人考证出，唐朝前益州长史成都尉朱守臣故夫人高嬇是高从文（墓志中记为高崇文）的女儿，也就是高适的姐姐（比高适约大十四岁）。其祖父是唐高宗时名将高偘，其曾祖佚名，曾任宕州别驾。
从其它几方墓志里，还发现高适的父亲高崇文有两个哥哥高崇德和高崇礼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崇德的儿子叫高琛，高琛的儿子叫高逸；崇礼的儿子叫高琮（cong），高琮的孙子叫高岑。这样就构成了高适家族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系。
可笔者却一直不敢确认这几方墓志的真实性乐陵祠堂家谱族谱。
高适父亲高崇文的墓志全文如下：“君讳崇文，字崇文，渤海蓨人也乐陵祠堂家谱族谱。春秋六十七，以开元七年（719）五月十一日终于广陵私第。以开元八年岁次庚申六月壬午朔廿五日景午，迁窆（bian，坟茔）于河南府洛阳县平阴里积润村北原，礼也。夫人渤海吴氏合葬茔。”（《高崇文玄堂记》）
我们看到高崇文的墓志文相当简陋，仅有寥寥数十字，只记录了最简单的信息，这在已出土的唐朝墓志中是极为少见的乐陵祠堂家谱族谱。高适作为死者已成年的儿子(二十岁左右)，并以文学见长，若其在父亲落葬时，同意制作这样一方简陋而草率到几乎失去墓志意义的玄堂记，似乎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高崇文的父亲是唐高宗时的名将，声威煊赫，墓志文中也只字不提，这不仅不符合墓志文体详叙先世官爵以自矜的惯例，而且与高适家族其它几方墓志详细铺叙家世的文字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可以拿高适侄孙高岑的墓志文来做对照，其文如下（有删略）：“府君讳岑，字柳奴，渤海蓚县人乐陵祠堂家谱族谱。……隋左散骑常侍佑，公之五世祖。高祖讳偘，皇（指唐朝）左监门大将军，辽东、陇右两道持节大总管，谥曰威公，恩礼加也。曾祖讳崇礼，皇云麾将军左卫率府中郎将；祖讳元琮，皇遂州司户参军；皆以大名令德，可谓冠婚，振扬佳声，克诏前烈。府君则司户公之元子也。……岂期穹苍昧鉴，不禄于陕府陕县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三。呜呼！才屈于寿命也，去贞元十四年闰五月五日，扶謢于洛阳县平阴乡五赵村邙山之阳。”（《唐故朝散郎前太子左赞善大夫高府君墓志铭并序》）
这是一篇比较规范的墓志文，虽然在出土的高氏墓志中不是最长的，可先辈的功德、本人的生平几乎都写到了，与他的叔祖、高适的父亲高崇文的墓志文明显不同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只是这方墓志也存在一个纰漏，那就是所记世系前后矛盾，它先说“祖讳元琮，皇遂州司户参军”，又云“府君则司户公之元子也”，那么高元琮到底是高岑的爷爷，还是高岑的父亲呢？让人一头雾水。现代有学者如南京大学教授周勋初先生、北大教授孙钦善先生直接把高岑判为高元琮的儿子，这样一来，墓志文中高岑先辈的世系就给全部打乱了；如果高岑是高元琮的孙子，而墓志文中丝毫不提其父亲，也太有悖于一般墓志铭的写法。为逝者做墓志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高岑墓志》却出现这样明显的错误，实在令人费解。
《高崇文玄堂记》和《高岑墓志》存在的诸多问题，令其权威性大打折扣乐陵祠堂家谱族谱。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墓志是真实无疑的，也仍不能就此判定墓碑的主人就一定是高适的家人和近亲。
第一，《旧唐书》上说高适“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而《高嬇墓志》和《高崇文玄堂记》中记载的高适父亲却都是“高崇文”，虽然有学者认为“‘从’与‘崇’或由音同而误”，可毕竟只是揣测之词，缺乏确凿证据乐陵祠堂家谱族谱。《旧唐书》上说高从文“位终韶州长史”，也就是说死在韶州长史任上，而《高崇文玄堂记》却说“以开元七年五月十一日终于广陵私第”，说明高崇文去世前早已离开韶州长史任上了。后来高适曾去过广陵（即扬州），可诗文中对父亲居住和去世的这一地点却毫无感喟。
第二，高崇文去世于开元七年（719），春秋六十七，开元八年（720）迁回洛阳安葬（见《高崇文玄堂记》），而此时，高适正当二十岁左右，父子二人竟然相差了将近五十岁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在高适《别韦参军》一诗中，他“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寰宇。”可见情绪高昂、意气风发，前往京城长安求取功名，自以为功名富贵唾手可得，此时完全看不到丧父期间的一点悲戚心情。
如果说因为信息难通，高适离家时对父亲的离世并不知晓，那么在长安求仕受挫后，他很快就离开了长安，可 “许国不成名，还家有惭色”（高适诗《酬庞十兵曹》），他并没有立即回家奔丧哀悼父亲，而是客居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一呆就是三十年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再说，如果洛阳真有高适那么多近亲，父亲的坟茔和亲姐姐的家也都在那里，前半生潦倒落魄的高适，为什么竟一次也没有投奔姐姐或接受族人的照顾呢？高适流传下来的二百多首诗中，竟然连一首也没有到过洛阳的记述。
第三，据墓志文，高适的祖父高偘曾擒突厥的车鼻可汗，参加攻高丽战争，立下赫赫战功，官至辽东道、陇右道持节大总管，安东都护，封平原君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卒，赠左卫大将军，谥曰威，陪葬昭陵（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可《旧唐书》却记载说：“适少濩（hu）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真不知平原君开国公高偘家族仅隔一代，孙子高适就落魄到如此地步。高适是不是高偘的孙子，真让人不可思议。
另外乐陵祠堂家谱族谱，在诗中高适还曾两次提到自己的侄儿高式颜（《宋中送族侄式颜时张大夫贬括州刺史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又送族侄式颜》）及一位曾任司功参军的叔叔（《宋中别司功叔各赋一物得商丘》）和任秘书郎的弟弟（《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可惟独从来没有一处提到过墓志文上的诸位兄弟侄孙，岂非咄咄怪事？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墓志上的高崇文或许根本就不是高适的父亲高从文，高适跟墓志文中提到的高偘、高琛等人也并无关系，因此，高适是洛阳人的观点也就没了着落乐陵祠堂家谱族谱。
综上所述，既然洛阳、景县、沧县都不可能是高适的籍里，那么高适是沧州盐山夜珠高村人的观点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乐陵祠堂家谱族谱。
（本文作者赤脚踏沧浪乐陵祠堂家谱族谱，本名闫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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