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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0年，第五次东巡的秦始皇在途中突然染病，车驾行至沙丘宫时病重不起祭父。自知大限已至的秦始皇在病榻前授遗诏，命宦官赵高笔录，然后赐送远在北部边境监军的长子扶苏。
秦始皇的遗诏内容，大意是让扶苏将兵权托付给大将军蒙恬，速速赶回咸阳主持丧礼并继承大统，可封存好的遗诏尚未来得及交给使者送出，秦始皇就驾崩了祭父。
秦始皇病逝后，赵高联合丞相李斯等人篡改遗诏，改立胡亥为继承人，同时伪造另一道遗诏赐予扶苏和蒙恬，指二人犯下累累罪过，太子扶苏更犯有诽谤父皇的不孝死罪，命他们自戕祭父。
接获遗诏的蒙恬感到事有蹊跷，劝扶苏不要轻信所谓的使者带来的遗诏，应设法查明真相祭父。然而，素来耿直的扶苏并未采纳，他想的是君父要臣子死，臣子不得不死。
一、立法尊父权
扶苏与秦始皇既是子与父，也是臣与君祭父。扶苏之所以没有反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愿落得不忠不孝的罪名，因为抗旨不遵与他一直以来被灌输的忠孝理念是相悖的。
1.尊崇父权祭父，有法可依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1100枚竹简，竹简上记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包括秦朝的法律制度，里面不乏一些详实的案例祭父。
这批云梦竹简之中有共98简的《封诊式》，其中记载咸阳一名父亲状告儿子不孝，请求官府鋈足并将儿子流放至偏远蜀地，终身不得离开蜀地，官府也确实依律照办了祭父。
睡虎地秦墓的墓主人名叫“喜”，是县内一名小吏，担任抄录秦朝法律的文职，这宗父亲以不孝之名将儿子扭送官府惩处的案例，正是他生前记录的祭父。
在喜记录的另一宗案例里，官府审判时确认为人子的不孝行为后，更是直接将其杀头，甚至都没有阐述具体罪名祭父。由此不难看出，秦朝为人父者对子女人身的绝对支配权是有律法支持的。
2.以法治国祭父，严惩不孝
战国时期各国征战不休，法家奖励耕战以求兵农合一的特点可谓应势而谋，与古代军国主义的先秦体制十分契合，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法家理念在秦国得到广泛传播祭父。
《吕氏春秋》曾提及，原本深受蛮夷部落影响的秦国在变法后，社会风气发生巨大转变，孝道逐渐受到重视，凡不孝之人不仅会惹其公愤，还会被世人唾弃祭父。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灭六国一统天下祭父。一跃成为天下之主的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策略，而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以刑驭民”，也就出现将孝道上升至法律层面，正式定立不孝罪。
秦朝人若是殴打父母或爷爷奶奶等长辈，均以不孝罪论处，在不孝者脸上刺字施以黥刑，男的被发配去修筑长城，女的则会被发配去舂米祭父。
云梦秦简记录的秦朝法律里还有一条，父亲侵占子女财产不以“盗”论处，官府亦不予受理，如果儿子侵占父母财产即属“盗”，要负刑责，极可能还要背负不孝重罪，轻则鋈足流放，重则死罪祭父。
秦朝律法对于惩处不孝是严刑厉法，执法速度更是雷厉风行祭父。秦律规定，六十岁以上老人状告儿子不孝，请求处以死刑的，官府无需经过三审程序，就可以立即将其抓捕，以防不孝子逃逸。
父亲这一角色处于家庭中的主导地位，拥有极高的权威，甚至可以说拥有法律赋予的特权祭父。对于无视或破坏父权权威的子女，父亲是可以严惩不贷的。
秦朝治国以法家思想为主，可显然对孝道有着非常强烈的坚持祭父。韩非子虽然曾经批评孔子不识忠孝真谛，可法家理论对“父权”的主张与儒家高度一致，将“父权”抬升至相当的高度。
“孝治”并非儒家的专利，不孝的行为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宁和稳定，甚至动摇统治根基，在那个时代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遏制亦是无可厚非祭父。
二、礼孝治家国
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将孝道定义为“善事父母为孝”，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善待父母，满足父母的基本物质需求，以及对父母的由衷尊敬，可“孝”从礼制而言并不仅仅指对父母的孝顺祭父。
《礼记·祭义》中有这么一句“事君不忠，非孝也”，忠于君王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伦理道德准则之一，亦是礼制要求的其中一项祭父。
“礼”之一字，本意是祭神、敬神，这种祭祀是为颂扬祖先功德，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与祖宗崇拜、父权崇拜直接相关祭父。父权涉及的便是以家族孝道和亲子孝道为核心的宗法伦理。
自夏朝起，夏舜将王位传给儿子启，一国之领导权和领导职务，开始由同一个家庭或同一个家族的人世代继承，天下变成家天下，被同一个家族的人所统治祭父。
家族的宗法令每个家庭都要有一个主心骨，通常就是由家庭中父亲这个角色担任主心骨的执行责任，而国家同样需要一个君主来担任主心骨来统理国家的内部事务，治家与治国的内核是一致的祭父。
整个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是这个大家的家长，更是天下百姓之父，所以国即是家，家即是国，家国同体祭父。百姓对国家和君主的“忠”也就是“孝”，故称“子民”。
在家国天下的社会架构之下，家族宗法礼制同样适用于国家统治祭父。这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治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毕竟国无礼则不宁。
《大戴礼记》曾说君子之“孝”，须是由衷表现在态度与行为上的敬方算是“礼”，可见孝与礼是互为表里祭父。这样的“孝”放之社会就是礼制与礼法，执行礼法就是“礼治”，礼治即孝治。
《史记》记载，为祭祀天地，秦始皇亲自主持制定大典的礼仪规范，琅琊刻石因此留下对秦始皇的称颂，秦二世根据宗庙制度尊始皇庙为祖庙，同样是躬行天子之孝祭父。
无论是琅琊刻石，还是赞颂始皇“孝道显明”的峄山刻石，抑或称颂始皇“光施文惠，明以义理”的之罘刻石，都是纪录皇帝功德的同时，大力宣扬礼制，教化万民的显示屏祭父。
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这些举措，所反映的是秦朝凭国家政权强力推行的礼制教化祭父。秦朝律法中对宗法“父权”的维护，也是对“孝”这一礼治核心思想的重要体现。
处于封建社会顶端的秦朝皇帝践行礼孝，秦朝郡守则担任着对百姓教化的职责，颁布教令强调为人臣者须忠孝，忠孝亦是选拔官吏时对德行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祭父。
三、以儒兴国学
秦朝凭律法以孝之名维护父权，通过大力推行礼制教化实现礼治，可儒法结合也是秦朝治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这一点在尤其体现在国学教育祭父。
彼时的秦朝儒者甚多，儒学在秦朝影响极为广泛，在教育领域也都占据重要地位祭父。扶苏曾直谏秦始皇，如果严刑重惩诵法孔子的儒生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安，可见儒学信奉者之众。
后世多以“焚书坑儒”说事，可秦始皇从未明确表示要禁绝某学派，或是诛杀某学派的学子，他所焚的是可能引起百姓胡思乱想的诗和书，博士馆藏的经典著作如《周易》、《孟子》等均未被焚毁祭父。
至于“坑儒”，则是指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发现方士卢生、侯生不仅没有尽心寻仙药，还在咸阳四处散播诽谤他的流言，甚至卷款潜逃，秦始皇这才一气之下迁怒参与诽谤的400余人祭父。
所谓的焚书坑儒是两千多年来对秦始皇的误解，事实上他对儒学并不抵触，反而还促使儒学获得秦朝统一天下之前，从未有过的崇高地位——国学祭父。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征聘七十名博士，下设两千余名诸生祭父。这些博士、诸生当中就不乏闻名后世的儒学大家，如《尚书》的伏生、“汉家儒宗”叔孙通等人。
秦朝国学以儒学传授经典，灌输宗法伦理，将“孝”列入选士标准，以忠孝为本提倡既做“孝子”更要做“忠臣”，让儒学成为秦朝治理社会的内在思想学说祭父。
秦朝以孝治天下所推行一系列措施，是借宗法伦理治理国家，促使社会思想达到统一，让奉行孝道和忠心事君形成更有利于巩固统治，以及稳定社会的道德体系祭父。
受秦朝的影响，西汉更加坚定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祭父。汉武帝就曾经多次宣扬孝道，更在用人制度上要求官吏举荐孝廉之人，此后各代也延续并不断完善孝治国策。
总结
秦朝以后的历代王朝都主张 “以孝治天下”， 历代君王也多以“君父”自居，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家国不两分，以“孝”维护君臣关系，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祭父。
不可否认，“以孝治天下”是封建王朝巩固皇权统治的手段之一，可也确实有益于构建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祭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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