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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钱杭，江苏武进人族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副。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人类学）成员。长期从事中国社会史、宗族史、水利社会史和人类学等方面研究，发表论文130余篇，出版有《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宗族的世系学研究》《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等著作。
摘要
濑川昌久通过对新界W氏族谱中最“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值？人们如何从族谱中发现宗族？”他“希望通过解释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阐明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关于时间的推移和超越时间的持续性所具有的非显性意识族谱。”日本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是从族谱中看到宗族的实态，使族谱研究回归族谱本身的一次重要实践，值得中国族谱阅读者和研究者高度重视。
关键词：族谱：家族；濑川昌久
2021年2月，东京风响社出版了日本国立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濑川昌久教授（以下敬称略）所著574页的《希求连续性——由族谱所见“家族”的历史人类学》（「連続性への希求一族譜を通じてみた「家族」の歴史人類学」）一书族谱。在原序及第一章中，作者概括本书的写作初心，是通过“虚心谦恭阅读”族谱中通常令一般家族成员都会感到“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来回答“编制这类族谱的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值”这样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他还声明：“本书并不是要把族谱作为辅助资料来阐明什么，而是希望通过解释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阐明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关于时间的推移和超越时间的持续性所具有的非显性意识。”在作者看来，“把族谱作为辅助资料”来阐明某些东西这一传统性的“史料型”策略，虽然早已是学界的常态并因此将族谱推至一个资料宝库的位置，却可能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对宗族、族谱的功能主义整理与评价上，而他希望深入了解的、以“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的非显性意识”为主要内容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则容易被忽略，甚至被湮没而不再有人问起。
笔者理解濑川昌久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对于探究“个人当下人际关系的存在方式”的执着，也赞成他提问题的方法；可最主要的，则是在有关宗族及族谱研究的学术史评价和尽力弥补某些遗憾的路径选择上，我们通过几十年深入交往，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相同的立场，取得了足够的默契族谱。这就是推动本人在获赠样书后立即细读、并很快发现值得向国内学界译介这部著作的直接原因。
钱杭《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
作为中文版的译者（也是第一读者），笔者对全书大意、主要成就和可作进一步讨论的疑点有一些完全基于个人的理解，虽然不一定对，可愿意提出来供读者参考和批评；目的是以此书的翻译出版为契机，结合作者提出的上述“根本性问题”，以加油认清长久以来学界在族谱研究领域的积累和实践中的长短得失为基础，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或通过何种路径来调整、改善当下的族谱阅读方法和研究策略族谱。
01
对于一位资深作者来说，根据学科要求、课题目标和对资料的收集整理情况，在展开学术研究之前必定都会对所需资料的性质、种类、份额及解读路径，作出主辅、轻重、先后的安排族谱。因此，濑川昌久要加油与之有所不同的“以族谱为辅助资料来阐明某些东西”的表态，并不意味着他在质疑这个方法本身，而只是强调他需要把族谱资料放在一个更有利于实现本人所定目标的位置上。
家谱、氏谱、族谱等私家性谱类文献自逐渐定型后，曾在中国历史上一些特殊时期成为统治集团建立并维持门阀政治和与之相适应的选拔、鉴别制度的重要凭证族谱。魏晋以后，朝廷制定“九品中正”制度，“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于是，谱类文献的种类、数量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直接或间接介入程度急剧扩大，从而在魏至唐的约七百年间，达致“中国谱学最盛之时期”。如唐刘知几（661—721年）所总结：“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司选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除了谱学本身的体例、规则得到全面整理、系统提升和广泛普及外，以谱类文献为理解文史古籍之“辅助资料”的有益性和可行性也日益为史官、学者所接受，取得杰出成就者如刘宋裴松之（372—451年）的《三国志注》，南梁刘孝标（463—521年）的《世说新语注》，北魏郦道元（466—527年）的《水经注》，南梁萧统（501—531年）的《文选注》，唐李贤（655—684年）的《后汉书注》等，都频繁引谱入注或引谱为注，用私家性谱类文献中关于人物生平、家庭背景和亲类关系的资料，补充了正史及其他公共性文献普遍缺乏的相关内容，展示了“以族谱为辅助资料来阐明某些东西”的独特效果。北齐魏收（507—572年）“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虽然史识不高，导致所著正史被后人贬为“秽史”，可也是“以族谱为辅助资料”的一次重要实践，仅看展示于《魏书》卷14以下94种《列传》目录和卷114《官氏志》中各传主庞大的父系直旁系亲属名单，就可知北宋著名史学家刘分（1023-1089）、刘恕（1032-1078）等人说魏收为著《魏书》而“博访百家谱状，搜采遗铁，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是符合事实的评价，足令人“窥见当日官史与私谱之因缘”。
古代文献学家在注释古籍时运用谱类文献，多半是出于对私家文献可以提供某类非外人所易知资料的自发尊重，也就是对其特殊“有用性”的肯定，总体上还不是基于一般“必要性”的方法论认识；只有当清代学者将族谱定位为家族之史后，如著名史学思想家章学诚（1738—1801年）所谓“谱为一家之史”，文史教育家朱次琦（1808—1881年）所谓“谱牒之学，史学也”，才达到了对族谱所具综合价值的自觉认定阶段族谱。理论视野上的这一突破，终于把族谱仅仅作为“补正史列传之阙略”的外部添加剂地位，上升到欲呈现历史合力而不可或缺之必备条件之一的高度，为读者从公私兼容的广阔视角，更细致、更全面了解历史事件中某族聚散离合及相关人物命运起伏的过程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以族谱为辅助资料”的工具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不必迟至20世纪初梁启超等“新史学”开拓者力倡区域史、行业史和下层民众史研究以后才为人所认知、所实践，早在“新史学”发轫以前很久，学者们就已经这样做，并卓有成效了。
当然，如果说濑川昌久未对“以族谱为辅助资料”的研究取向持一定的批评态度也不符合实际，否则就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要与其保持距离了族谱。1996年，濑川昌久在《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以下简称“《华南汉族》”）一书的原序中，就说过自己以前“只是把族谱当做一种田野资料的旁证材料，或是关于村落、宗族以往历史的辅助性资料来看待”，而一旦开始写作，随着所设目标——阐释族谱编纂者的意识结构，以及存在于他们背后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规范——的逐渐展开，就越来越明确感觉到应该严格依据族谱“本身记载”的内容（如宗族间的通婚关系、墓地风水理念以及与祖先移居传说的关系等等），来探明存在于族谱中的“那一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只满足于把族谱作为理解田野所获资料的旁证和构成一部综合性村史族史的辅助性材料，显然就不仅是在使用层面上是否充分、是否恰当的问题，而是对族谱“本体”价值是否做到准确领悟的问题了。至于过了25年后，当濑川昌久进一步为自己设立了一组被称之为“根本性问题”的新目标后，以族谱为主体资料而非辅助资料，就更成为首先要牢固确立的研究前提了。
宗族是族谱的“原体”，族谱是宗族的“载体”，以族谱为研究宗族事务的主体资料，是适合社会史“眼光向下”范式转变要求的一条必经之道族谱。1931年，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者之一的柳诒徵（1880-1956）撰《族谱研究举例》，以《钱氏家乘》《陆氏谱》《长洲彭氏宗谱》《秦氏宗谱》《武进庄氏族谱》等为例，为读者如何研究“吾国特有之民史”提供了重要示范。日本现代中国社会史学家牧野巽（1905-1974）发表于上世纪30年代的几篇著名论文，如1935年的《表现在中国近世族谱中的始祖》，1936年的《明清族谱研究序说》《北平图书馆藏明代善本族谱》《论乾隆十一年重修之〈范氏家乘〉》，就展示了作者希望从族谱中“看到新的历史”的强烈愿望，以及在此愿望下取得的重要进展。1948年和 1949年，他继续以《庐江何氏书院全谱》和《苏氏武功书院世谱》为主体资料，发表《广东的合族祠与合族谱》之一、之二两文，通过谱中记载的联宗过程，系统揭示了联宗祠的构成机制和实践特征，奠定了研究中国明清以来联宗祠及联宗组织的理论基础。年纪稍长于牧野氏的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1967年）完成于 1937年、出版于 1947年的名著《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所用基础资料虽然是《嘉兴府志》《嘉禾征献录》《深州风土记》以及一批科举试卷，可使用更频繁且作用更大的关键资料，则是《瓯山金氏如心堂谱》《朱氏重修迁浙支谱》《灵泉许氏家谱》《柞溪沈氏家谱》《嘉兴谭氏家谱》《嘉善曹氏惇叙录》《嘉兴新篁王氏宗谱》《金陵通传》《甬上族望表》《河朔氏族谱略》等32种足以全面显示望族间婚姻关系和揭示望族衰败原因的谱牒及家族文献。对潘光旦以族谱为推动研究的主体资料这一特点，罗香林（1906—1978年）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潘氏虽“于中国谱系之学自有相当贡献，然其重点所在，乃为就家谱以研究遗传与婚姻等关系，非全就家谱而为史学研究也”，而实际上这也是罗先生本人对待族谱资料的态度，比如他“在探究客家的源流或客家人的来历时，就直接把客家族谱中关于祖先移居的历史叙述当做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来处理”。日本杰出的中国谱牒学家多贺秋五郎（1912—1990年）1960年出版《宗谱的研究（资料篇）》，在全球范围内，根据他当时能够利用的条件，从日本（包括东洋文库816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237种、国会图书馆170种、支那文库 266种、内阁文库3种、东京教育大学史学研究室6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5种）、中国（国图353种、中科院图21种、南京图43种、广州中山60种、上图6种、山西省图10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7种、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926种）各公私单位收藏的中国宗谱以及“与中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宗谱”中，摘编了《义庄规条》《家塾规条》《家训家范》《家规宗约》《祭法祠规》《凡例谱例》等5大类350件资料，为展开以中国族谱为主体来源的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20年后，多贺秋五郎又出版《中国宗谱的研究》（全二卷），同样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前一部著作所蒐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日本的筑波大学、静嘉堂文库、外务省图书馆，中国的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大学、冯平山、中国科学院、广东省、中山大学、南京市图书馆，美国的国会、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中国族谱，目标是全面研究作为宗谱成立之伏线的古谱、宗谱的形成和发展、明代宗谱的发达、清代以后宗谱的盛行、与宗谱所见国法与族法的关系等谱牒史和社会史主题，取得了被濑川昌久赞为“涵盖时代之广，作为分析对象的具体事例之多，至今仍无出其右者”的惊人业绩。笔者近10年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如《略论〈瓯山金氏常州缸行街支谱〉的研究价值》《谱籍统计与分析：浙江新谱的区域分布》《“薛氏困惑”与消解之道——以1951年〈福建上杭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首序〉为中心》等，反映的类型也都是以族谱为主体资料展开的社会史研究。
郑振满《族谱研究》
然而，就如濑川昌久在本书第一章中对1996年所著《华南汉族》进行的反思一样，他当时“虽然从族谱的具体记载内容中提取并考察了”有关宗族的通婚、风水和移居资料及历史过程，可被作为主体资料使用的族谱内容，都是指“序文、后跋或附载的家训、族规等文件书写者的显性认识”，而“对系谱本体部分的解读分析还停留在局部的和表层性层面”，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族谱。厦门大学饶伟新虽然提醒族谱研究者要注意“族谱不止是一种供史家参考利用的文献资料，它首先是一种文本，一种与社会生活或社区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文本”，却没有讲明他所谓的“文本”与供人们“参考利用的文献资料”是否有区别，以及区别在哪里？族谱之所以能被包括史家在内的研究者“参考利用”，不就是因为它作为“文献资料……与社会生活或社区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并且还“作为一种文化权力因素参与这一历史过程”吗？族谱当然“首先是一种文本”，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也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首先”还代表了谱载内容所含的意义：“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始终与具体的人群、具体的社会生活密切关联”，这样来理解“首先”云云自然不能算错，可从构成族谱文本的基本事实出发，这又是不够准确的。族谱“首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其实并不是由历史学家不厌其烦一一细数的那些“诸如此类”的内容，绝大多数情况下，“首先”进入读者眼帘的族谱“文本”所反映内容，应该是濑川昌久在本书原序中提到的“全都被消除了生活中的喧嚣与气息”的那一个“具体的人群”，而不是无确指的泛化“人群”，他们“是作为父亲、儿子、妻子、母亲，在一个由相互关系编织的网络中，静静地生，悄悄地死，表现为一种‘无机质’群像”，而记录了这些“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文本”，已使得族谱成了“一部将已故祖先姓名及生卒之类信息绵延不断记录下来的死者之书”，而完全不在于它是否“与社会生活或社区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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