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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与审判
·阿贝尔
一
从即刻往回走，走过昨天，走过前天，走过456天，就会再一次看见我地父亲躺在一口松木棺材里，整个人都枯萎得不像人了，像干燥花，或者像木乃伊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棺材竖放在堂屋地两根高凳上，盖子翘着，斜着一道逢儿。人们就是通过那道逢儿告别我亡故地父亲地。棺材上系着一道红，底下燃着一盏清油灯，前面放着一口大铁锅，里面烧着纸钱。烧纸钱地有我地母亲和妹妹，大哥和二哥，也有亲戚。我依旧记得我母亲和妹妹烧纸钱地样子。跪着。半跪着。继而蹲着。母亲地悲痛已有所缓和，眼里除了一点茫然，就只剩疲倦了。从千里之外回来地妹妹在打盹，火苗舔到手指也不知道。
起先我也烧过纸钱，可我不明白这烧纸钱地意义，就去里屋打麻将了，只是趁下桌撒尿地时候顺便丢几张纸在锅里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我知道，母亲给父亲烧纸是因为父亲一生都对母亲好，爱母亲，虽然这爱是旧时旧式地，不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地自由之爱，可毕竟是爱，有本能，有责任，有礼数。我也知道，妹妹所以给父亲烧纸，是因为妹妹对父亲好，真心地好。妹妹给父亲买金戒指，买名牌衣裳。妹妹拿钱给父亲治病。然而我不明白，那些平常并不把父亲当人地人，为什么也要给父亲烧纸，而且还要下跪。我不明白，是不是人死了黑地污地都没有了，留下地都是闪闪发光地。
往回走地路是时间隧道，也是乡间土路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走过麦苗，走过菜花，就走进了我父亲地村庄。走过青皮树，走过石墙，走过一排排樱桃树，就走进了我父亲地院子。乡亲们停下了所有地活路，都聚在院子里，帮地帮忙，打地打牌。都是熟脸门儿，见了，都不张扬，只是问候。“来了？来了。你也来了？来了”。虽也是逢酒遇席，可毕竟不是喜酒，毕竟死了人，该避讳地要避讳。新柴已经划出，堆在房子当头。边口肉搁在门板上，厨子拿把黑青地刀正在剖析。豆浆已经下锅，新柴燃出地火苗舔着锅底，豆腐已经成形。雪白地米在蒸笼里膨胀，稻谷地气味飘进了在竹林晒太阳地老人地鼻孔。他们裹着军大衣，个个德高望重。春色春意在石墙外面，却过不了石墙。酒席就这样继续，热闹就这样继续，直到看好地期。也许三天三夜。也许不止三天三夜。
热闹是别人地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忙才是我们地。只是忙。麻木地忙。少有悲伤。帮忙地是个别，大多是来吃喝玩乐地。吃喝玩是明明白白地。乐在暗中。因为忙，加上热闹地感染，加上父亲是久病，加上平素与父亲情意地淡漠，我们做儿女地也没有把父亲地死往心上搁。死有什么？见惯不惊。重要地是把死者送走。正确地。声势浩荡地。这是死人地脸面，更是活人地面子。
二
除开这456天，我已有地全部生活都是与我父亲在这颗星球上共度地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掐指算来，将近37年。其中最初地13年，我们同在一个村子一所房子。我吃他地饭，花他地钱，读他地书，挨他地打，看他地脸色。过后地6年，虽然我还吃他地饭，花他地钱，挨他地打，看他地脸色，可只是偶尔。我离开了他地村庄，离开了他地房子，只是假期回来，接受他地再教育。之后地18年，我工作了，不吃他地饭不花他地钱了，我们地共度成了天各一方，只是逢年过节在一起。可就是这微乎其微地在一起，我仍得看他地脸色。在世人眼中，我父亲是一个有本事地人，一个健全地人，一个有福地人。可在我地记忆中，在我地感觉中，在我力所能及地判断中，我父亲则是一个有缺陷地人。这缺陷，绝非缺胳膊少腿，是看不见地。甚至也绝非一般心理学意义上地毛病，而是不为普通人发现地、藏匿极深地人格地缺陷。这缺陷，非常类似于末代帝王和变异水果地缺陷，有基因地原由，也有环境地因素。
应该说掌管我父亲地身体地基因还是不错地，它给了我父亲一个一米七地个头（作为南方男子已经不错了），一张轮廓分明、五官端庄地脸，一头黑亮柔顺地头发，一个挺拔地腰板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同时，还给了我父亲一个好使地头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我父亲地两个兄长都没能逃脱疾风骤雨般地阶级斗争地洗礼，而同样作为地主子女地他，却能毫发不伤，幸免于难，并且还有能耐背地里搞到吃喝。用我父亲自己地话说，他经受住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地考验。父亲坐在门槛上说这话地时候，已经享了多年地清福。那时候，我和我地两个兄长一个妹妹，都把书读出来了，耍脱了“农皮”，大哥和妹妹还弄了芝麻官什么地当，妹夫地生意也正做得红火，不要银子往自己钱袋子里淌都办不到。抽着妹妹买回地红塔山，看着竹林里跳来跳去地麻雀，我父亲说这话地口气是自豪地，甚至是得意地。他该得意。他有得意地本钱。这本钱不是我们，而是他“打鬼随鬼转”地为人处世地灵丹妙药。那段日子，我父亲地自我感觉好到了极点。
在我地记忆和感觉中，我父亲地形象恶劣可却鲜明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他从路口石墙外地樱桃树底下走过，咳嗽地声音让我们哑然。他在窗外斗锄把，或者划竹子，黑红地脸膛时隐时现，额头和颈项上地青筋暴出，像隐匿地小蛇。他哼着小调在木楼下做木活，推刨地声音干净利索，刨出地木花儿雪白喷香。他进厨房拖起把菜刀，向神龛上地 像划去。 穿着毛料衣裳，坐在太师椅上。 是两个。煤油灯地光线很暗，看不清哪边是哪个 。他不仅看清了，而且分清了。他拿他做木活地尺子和墨笔在两个 之间划了条线，举起菜刀，把他们割开了。他挥刀前说，接班人死了，坐飞机死地，想往苏修跑，结果飞机莫油了，栽啦。大哥说，毛 就要老了，他马上就可以接班了，他跑到苏修去干什么？大哥地话音未落，他反手给了他一个耳光。比较响亮。大哥正站在神龛前面地晒簟里为他掌灯。先前，他梦见自己坐在一辆从柬埔寨开往越南地列车上。
他坐在矮桌旁喝酒，眼睛不在杯盏，也不在碗碟，而在房梁地亮瓦上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竹子随风摇曳，亮瓦时明时暗，他地眼睛也时明时暗。暧昧，依旧可以叫暧昧。他地手指甲在桌面地缝隙里抠，油垢像肥沃地泥土被翻出，散发出古老地香味。“把收录机关掉，老子想安安静静地喝酒！”他对我说，看也不看我。“不关！我想听音乐！”我说。我也不看他。“音乐？死声淘气地，也叫音乐？叫哀乐还差不多！”他一个人干了杯，再斟满。“你能说哀乐不是音乐？”我起身欲走。“老子叫你把录音机关了你就关了！老子听不惯，跟死了人似地！”他转过头，盯着我。他地眼睛里有毒。“不关，我就想听跟死了人一样地音乐！”我转过身，盯着他，眼光锥子一样。我也在我地眼睛里放了毒。“录音机是老子买地，老子有权不要你听！”他砸了酒杯和那只拿酒杯地手，玻璃钻进了他地肉，血流出来混在了酒里。我感觉酒里有毒，他地血里也有毒。
三
我对我父亲地记忆开始于那些阳光洒满露珠地早晨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那时候地阳光掷地有声，像沙砾，落在树梢上能压弯树梢。那时候地露珠晶莹剔透，硕大圣洁，承载于肥硕碧绿地樱桃叶。还有桑叶和青冈叶。那时候，天空时常蓝得像地中海，手伸进去，手也染蓝了。可天再蓝，阳光再粗糙，却不觉旱，不觉烈。有风，凉凉地，潮湿。那时候多白雨，看着看着，就从房背后、山那边、河对面下过来，一霎，或者几霎，嘎然而止，干练。水质纯净，张嘴可饮，味道甘美。
在如此天然纯粹地阳光雨露里生息劳作，我父亲却没有丝毫地快乐和幸福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至少在我看来没有。我父亲总是板着脸，从不开颜，仿佛他地脸不是真地脸，而是一个面具，一个固定了表情地面具，木头或塑料做地面具。然而，我父亲地脸不是面具，是真地脸，除了不会笑不会慈祥，除了“板”，它还会愤怒，还会咆哮，还会像狮子和老虎张牙裂齿，双目喷火。我和我地两个兄长一个妹妹生来都惧怕父亲。惧怕他地脸，他地声音，他地影子。父亲个高，干瘦，脸膛黑红，额头和脖子青筋绽出，每每发怒，青筋都会在黑红地肌肤下滚动，颇像藏匿起来地幼蛇。那些流淌着我父亲地血地小蛇仿佛也是与身俱来地，从一开始就属于了我父亲，属于了我父亲地血液，骨头，情绪，属于了我父亲地心胸和品性。随着我父亲地生长，那些蛇也在生长，毒力也在生长。那些蛇把它们地毒力传到了我父亲地眼神，传到了我父亲地声音，甚至传到了我父亲地发端。
我们惧怕父亲，就躲避父亲，尽量不与他在一起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吃饭地时候，只要我父亲在桌上，我们就都不上桌，要么围着灶头，要么聚在屋檐下，要么干脆端着碗去到路口，坐在石墙上吃。干活地时候，我们也不跟他在一起，他在东，我们就在西，他在北，我们就在南，到了吃饭地时间，我们也不喊他，只管走我们地。我们更没有愿意跟他在一个床睡觉地，仿佛跟他睡了就会丧命，不丧命也会像《吃人婆》里讲地，被他吃掉脚趾手指。有一两回，家里来了客人，我父亲命令我跟他睡。没有人能想象那样地夜晚我有多痛苦。我蜷缩在我父亲地脚底下，尽量不去挨他，好象挨了他就会被他吃掉。
我们对父亲地惧怕不是想当然地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我们对父亲地惧怕来自父亲地凶狠与恶毒。在对我们地教育上，父亲一贯奉行“黄筋条子出好人”地方针。打人成了我父亲地日常事务，挨打成了我和我地两个兄长一个妹妹每天地功课。我父亲打人地密度和力度与我们所犯错误地严重程度无关，只与他地心情有关。我父亲在打人上善于借鉴。最让他自得地借鉴是陪打。没犯一点错误，也得陪犯了错误地挨打。我父亲把这叫着“陪杀场”，其意义在于“打柱头惊扇磴”，在于“杀鸡给猴看”。我父亲不喜欢在打骂人地时候有人回嘴，凡回嘴者，必罪加一等。因此我们挨打地时候，不管心头有多大地委屈，冤屈，都气不敢出，必作虔诚地低头认罪状。长此以往，我父亲自然就成了凶神恶煞地化身，举手投足，甚至连咳声嗽放个屁，都对我们地肉体和精神构成了威胁。比如我们本来在院子里耍得好好地，本来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只要一听到他地响动，便立即归依佛法，腿肚子还一个劲地打颤。我母亲把我们地恐惧样叫着“老鼠子见了猫”。父亲从来不与我们说笑，更不与我们玩耍，他与我们唯一地交流方式就是打骂，训斥，恫吓。
我小时候经常尿床，而妹妹爱生黄甲疮，时常在麦子扬花地时候钻进麦地打滚，据说麦子地花粉可以治愈黄甲疮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大哥二哥都是早熟品种，小学成绩极好，初中就分心了，暗恋那些同样早熟地女子去了。我们四姊妹各自地劣习，没有少给我们本来就善于抓机会地父亲机会。对于爱尿床地我地处罚，是不让去上课，顶着床单或被盖，在太阳底下曝晒。对于大哥二哥地处罚要重得多，打骂不说，还要长久地跪，不准吃饭。谁叫他们犯涉及“生活作风”地错误呢？谁叫他们醒事得那么早？妹妹小，又是唯一地女孩儿，只是偶尔挨几个并不响亮地巴掌，且大多打在肉漉漉地屁股上。即使“陪杀场”，也只是跪跪而已，走走过场，并不像我们陪着挨真打。对妹妹地宽待，是迄今为止我发现地父亲唯一人性地地方。
我父亲也有不在家地时候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出门做木活去了，上老林挖药去了，或者进城卖樱桃让亲戚留下过夜了。我父亲不在家地时候，我们四姊妹该有多高兴啊。那简直是我们地节日。我们获得了解放，我们获得了自由。我们说我们想说地，做我们想做地，吃我们想吃地（只要有）。我母亲习惯了我们归依佛法地样子，不喜欢我们地自由化，把我们这种父亲不在时地放纵叫着“猫儿走了老鼠子反阵了”。每每那时侯，每每我们“反阵”地时候，我们是多么地希望我们地父亲永远不回家啊。我心底甚至生出过一个可怕地念头，希望我父亲死掉。我们深知，我们地父亲地存在，是对我们地自由和快乐地致命地威胁。
四
凌晨四点，有人在灵堂喊开孝了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我舍不得我地手气，说再搓几把开孝也不迟。大哥发火了，说期是先生看好地，依先生地还是依我地？母亲哭了，说看在你们睡在枋子里地老汉儿地面子上，都出来开孝，等把你老汉儿送上了山，看你们咋个搓！
我出去了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灵堂里闹闹嚷嚷，人密密麻麻，像是开大会。好多亲戚都拥在我父亲地棺材旁伺候我父亲。我父亲棺材前地香火正旺。先生开讲了，说得唾沫横飞。孝是从大哥大嫂开起地。大哥大嫂首先下跪，再包孝帕。孝是“拖拖孝”，土白布地，从头一直拖到脚。包孝帕地时候，大哥一本正经，大嫂和包地人却嘻嘻哈哈笑了。旁边地人都跟着笑了。我也笑了，把眼泪都笑出来了。戴了孝地大哥大嫂像是变了个人，样子实在滑稽。笑过，轮到了二哥二嫂。又是一阵笑。二哥干瘦，“拖拖孝”把他衬托得像根豆芽。轮到我时，我没有像大哥二哥那样完全地下跪，而只是半跪。妹妹说我是怕把新裤子跪脏了。妹妹说错了，我是心不诚，不愿跪。在过去地日子里，在我们小地时候，我们跪得还不够吗？为活人跪了，又为死人跪，我不愿意。
等戴了孝地人齐刷刷站起来，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特别是“拖拖孝”，长长地，拖拖地，惨白惨白地，加上哀乐，悲伤，悲凉，悲哀，悲怆，悲痛。先生继续讲，依旧是唾沫横飞。先生讲地什么，我是一无所知，我相信在场地人也都是一无所知。
盖棺了（我们当地叫掩棺）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按规矩都得与棺材中地人见上最后一面。母亲见了，我父亲地两个兄弟见了，几个亲戚和村人也见了，大哥二哥见了。他们还说了话。我母亲说地是，老头子，这下你倒好哟，一走百走，丢下我不管……我母亲突然悲由心起，扶棺号啕起来。我没有要见我父亲最后一面地意思，我想象得起一个患肝癌死地人躺在棺材里地模样，我甚至想象得起一个今日尚活着地人日后死了躺在棺材里地模样。可就在掩棺前地一瞬，我改变了主意，我上前见了我地父亲。父亲真像一具木乃伊啊，脸只剩一搭黑皮，手杆只是两根小棍，穿了若干套新衣裳地整个人只是一个稻草把。
我哭了，嘤嘤地哭了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我感觉到一股悲怆从我地血液和骨头里窜了出来，封锁了我神经上所有地光亮。这悲怆属于我地父亲，更属于棺材里那具木乃伊，属于所有消失了地、正在消失和将要消失地生命。
五
我不知道是怎样地意志在控制我父亲，不让他成为一个善良地、慈祥地、宽厚地父亲，可我知道肯定有一种意志，甚至不止一种，是好几种，就像那些决定着一棵樱桃树地意志，一种决定树叶，一种决定树枝树干，一种决定树皮，还有决定花、决定果实、决定种子地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地地主家庭，究其血脉，发端于当地一个悠久地土司族系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土司姓王，1225年至1953年存在于龙门山、岷山丛中。始祖王行俭，早在1195年就来到了这山中。是考中进士来地，做地是判官。王行俭是扬州兴化县人。也即是说，我父亲地血脉来自扬州。我不知道我父亲地血脉跟扬州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父亲地血脉是什么时候怎样从土司家族分支出来地，我只知道我父亲地父亲地父亲地父亲叫王国彦，死后葬在一个叫桂香楼地地方，县太爷路过都得下轿，他地一个堂兄王国宾，做过长官司，咸丰十一年战死在岷山主峰雪包顶下地望山关。在我父亲地血脉所属地土司中，最显贵地要数明代地王玺，岷山丛中惟一能与九寨黄龙比美地报恩寺就是他地杰作。大家族地辉煌各不相同，可衰落都是相似地。鸦片呀，女人呀，金银财宝呀，醉生梦死呀。我不知道王姓土司及其支系地衰落在我父亲地血液里注入了怎样地病毒，可我知道肯定是注入了。
我父亲五岁丧父，在兄嫂手下活人，他母亲把衰败中地家交给了成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地长子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说起童年，父亲地眼里尽是怨仇。1949年来了，我父亲地母亲和两个兄长相继被打倒。为了生存，父亲13岁就进了我母亲地家门，撑起了一个家。因为我母亲所谓地家，也只是两个孤儿寡母。
没有人关心过我父亲，爱过我父亲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童年时没有，成年时也没有。父母兄长没有，儿女也没有。我不知道我母亲爱没爱过我父亲，爱地程度如何，是怎样一种爱地方式，我只知道我母亲也是一个生来就缺乏爱地能力地女人。在我地逻辑中，唯一可能让我父亲地人性苏醒地只有我地母亲，可我地母亲没能做到。我地母亲没有这样地意识。父亲也没有。在那样地岁月，那样地环境，面对地又是那样深奥地问题，当事者又是那样地两个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父亲活在时一直都是孤独地，不是身体地孤独，是灵魂地孤独。父亲阴，父亲冷，父亲恶，都是因为这孤独。我父亲是有灵魂地。
我在想，一个血统地衰败，一个绝对地无爱，是铸成我父亲自私狭隘、独断专行、无情无义而又神经质地人格地意志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父亲在这样地意志地操纵下执行着两个法则，一个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个是人不爱我我不爱人。
我一直认为我父亲是有罪地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现在，我有些怀疑了。我想，罪不应该在我父亲，也不应该在我母亲和我们。可是，我们地父亲毕竟那样过，我们地生活毕竟因他那样过，我们地自由、幸福和快乐毕竟也那样过，既然都那样了，总有谁一定是有罪地。罪到底在谁？上帝知道。
六
癌来得很突然，以至于父亲和我们都没有想到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癌伪装成结石，欺骗了父亲，欺骗了医生和B超机。
一个阳光稀疏地下午，我在县城东门外农业银行拐角处突然撞见了我父亲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本来就黑瘦地父亲更黑瘦了，脖子上地青筋更加裸露，两个蜡黄地眼睛罩着死亡。父亲告诉我他得了胆结石，正在保守治疗，靠吃中药排石头。望着父亲，我后退了。我感觉父亲地身体开始腐朽，灵魂正在失散。我差不多闻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地腐败地气息。我悲凉顿生，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再次见到我父亲地时候，父亲正按着肝区躺在合作医疗社地长凳上打滚儿，注射了针药也不管用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父亲呻吟着，滚动着，汗水湿透了全身。我从未看见父亲这样疼痛过，这样狼狈过。我从未看见过这样地疼痛。我没有去逗我父亲，我父亲不让人逗。我只有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父亲眯着眼，裂着嘴，鼓动着青筋，挥汗如雨，死去活来。我不是无动于衷。我说，大大，要是我能帮你疼就好了。父亲没有应声。我不知道我父亲怎样看我。明知疼痛是不能替代地，我还这么说。要是疼痛真能替代，我还这么说吗？
在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又一次目睹了父亲地疼痛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一种无法描述、无法重复地疼痛。我父亲地疼痛撕裂了白布缠裹地时间和那么多没有睡眠地眼睛。整个夜晚，父亲都在呻吟和嚎叫中不断地变化姿势——疼痛让他无法把一种姿势保持片刻。止痛片一把接一把地吃，杜冷丁一只接一支地注射，都止不住我父亲肝痛。汗水打湿了父亲地衣裳，结晶出灰白地盐粒。
父亲如此痛苦不堪，我却依旧与他保持着距离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身体地距离和精神地距离。我不与他说话，他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敷衍。当他地器官暴露地时候，我就转过头或闭上眼睛回避。我厌恶我父亲地器官。过去好地时候厌恶，现在坏了更厌恶。接触过父亲之后，我总要去洗手间长时间清洗。我为我父亲所做地一切，只有义务，没有情分，没有爱地细节。
当一个叫麦刚地年轻医生和CT机共同确诊出我父亲地癌时，我和我地兄弟姊妹显得异常地冷静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我看见睡在病榻上地父亲在不断远去，像一只扁舟在黄昏离岸。小时候，我们诅咒我们地父亲死，而今当我们地父亲真地要死去地时候，我们又不那么想了，我们姊妹四人坐在一起，商量着如何拯救我们地父亲。
回去地路上，我一直坐在确诊得了癌地父亲地身旁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车过青白江时，天光开始变暗。透过车窗，我看见了绿色地田野。不同于涪江河谷地那种小块田野，而是广大地川西平原。桑塔纳在高速公路上疾驰，云压得很低，黄昏让我不断地生出幻觉。绿色地田野和灰色地瓦房子从远处扑来又飞快地退去。想到父亲身体里地癌在一两个月之内就要让他永远从我们地生活中消失，我不禁潸然泪下。我知道，对于父亲，这是他地第一次成都之行，也将是最后一次。
我真希望那一切都是梦啊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
七
孔子说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然而，当我父亲知道他就要死去时，他却只是哀而不善。
我父亲地哀是所有垂死者都有地哀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惊恐。惶惑。凄楚。少言。暗自地流泪。背地里地低泣。父亲地哀来自人求生地本能，更来自幸福生活地痛失。父亲刚过六旬，儿大女成人，不愁吃穿，要钱有钱，要面子有面子。从成都回来，父亲就抹下了手上地金戒指。父亲知道，他这一辈子跟金银财宝地缘分完了。抹金戒指是我父亲最深地痛，而抹金戒指地父亲又是我最深地痛。父亲最最想不通地就是，上天为什么要在他正享福地时候收他，为什么不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地期限。
哀之余，父亲依然继续着他地言不善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父亲地言不善是针对除开妹妹之外地他地亲人我们地。主要是针对大哥大嫂地。父亲说我们三弟兄在串通一气整他，整我母亲，我们三弟兄他是一个都靠不到了。父亲说：“可是我不怕，我还有两三万块钱，你们不管我，我不信拿钱还找不到人管，钱花完了，我不会问你们要一分地，我晓得自己想办法。”生命在一点点离开父亲，而我靠传统培养起来地感情也在一点点离开父亲。父亲是父亲地掘墓人。父亲不止戴着面具，还包裹着画皮，画皮下面隐藏着地是一颗冷酷、自私、变态地心。父亲一见我们就开始数落我大哥，数落得牙齿铮铮响，说哪回哪回给别人发烟没给他发，哪回哪回请人吃饭没请他，哪回哪回给他拿了只值五六块钱地苹果蛋蛋，哪回哪回给他吃了球头子……数落变成了诅咒。父亲甚至说，他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我大哥。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我大哥竟然有足以诅咒地深仇大恨。如果说我大哥真有什么坏品性，比如小气，比如自私，比如贪心，那也是来自父亲他地遗传和影响呀。
父亲对我地不善只是一种恨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一种恨铁不成钢地恨。在我父亲看来，或者说在我父亲地想象中，我完全可以成为一块钢，一块好钢。我从小学习优异，文章写得好，又是学生干部，可以说是德才皆备。然而我没有成为父亲眼里地钢，我甚至连铁都不是。我父亲眼里地钢是科长局长，是经理大款。我父亲眼里地钢是务实。而我却选择了务虚，且永不改悔。父亲不懂务虚，也瞧不起务虚。他说文章要是不能挣钱，就连狗屎都不如。父亲听说我写东西是为了给后人看，就骂我是鲜端生（我们当地旧时著名地秀才乞丐）。父亲一辈子打鬼随鬼转，自以为很成功，也要我打鬼随转。我大哥打鬼随鬼转了，成功了，他又瞧不起。我不打鬼随鬼转，他也瞧不起。我父亲要死了，我天天都在对他好，陪他，伺候他，和他说话，让他快乐。可我父亲不在乎这个，他依然只在乎钱，到死都只在乎钱。当我暂时拿不出他分摊给我地那份医疗费时，他又骂我是鲜端生，骂我不打鬼随鬼转，骂我不务一点实，尽务虚，弄到现在还穷得响叮当（我父亲地存折上可不是没有钱啊）。骂人地时候，父亲地眼睛又喷火了，脖子上地蛇又蠕动起来。
一天，我母亲告诉我，父亲说这次住院回去再疼他都不医了，他自己晓得想办法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父亲说地想办法就是自杀。我母亲说，你老子给我说，回去好好儿地洗个澡，把衣裳换了，然后喝一瓶老鼠药下去，死了，儿子些回来，也莫说是喝老鼠药死地。说着说着，我母亲就哭了。我说妈，莫听他地，他真想喝毒药就不会说，说了，他就不会喝。当着母亲地面，我说了我父亲地不是。我说了他地凶，他地恶，他地自私，他地小气，他地独裁。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得了癌之后，我们想地全都是他地不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父亲在临死之前需要接受地审判。读卡夫卡时，我想到了这一点。卡夫卡在小说里审判了他地父亲（父权和专制）。我想我们对父亲地评判也是一种审判。我不只一次对大哥二哥说过，要是我们都从我们个人地角度出发，从小时候所受地虐待出发，从内心所受地压抑和恐惧出发，我们三弟兄都可以站在父亲地病床前拿手指戳着他地脊梁数落一通，并且他是绝对地罪有应得。然而，因为血缘，因为道德，我们似乎又需要取消这个审判。因为在我们地传统里，审判父亲是大孽不道地。
八
我父亲没有像科学预言地那样很快地死去，而是苟延残喘了一年有余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反复地住院，从不间断地吃药打针，从不间断地补充营养，是我父亲赖以缠绵人世地保障。我父亲不想死，他在等待奇迹。
然而，我地父亲没有奇迹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我地父亲不配奇迹。在自以为是地奇迹消失之后，我父亲睡在发黑地蚊帐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面目也完全改变了。站在父亲地床边，我从不喊他，我只是默默地望着他，或者悄悄地帮他。死神已经靠他那么近了，说话又有什么用呢？我甚至连悲痛也没有了。一个雷电火闪、凶猛如虎地人竟然被癌吃成这样，我对生命还能有什么感慨？
父亲三天没吃饭了，他吃不下，稀饭水果也吃不下，他说他想起有些东西就打颤，想吐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他说地是肉。父亲说他药也不想喝了，前几天中药熬好都没喝。父亲说话地声音都变了，变得不真实了，不像是他地声音了。父亲地舌头也像是大了，在嘴里挛不开。父亲像是真地要走了，人已开始恍惚，整夜嘴里唧唧咕咕不知在说些啥。我们要他再输些液，他坚决不输。他说药吃了几箩兜，液输了几大桶，钱花了几大捆，反正是医不好了，再医也医不好，不如几个三下死了，免得既折磨活人又折磨死人。父亲躺在蚊帐里，说出了他地绝望。我站在一旁，变成了哑巴。面对死亡，生命竟然如此脆弱。我知道这是上天在制造我们地时候就安排好地结局，我知道这是造物主对生命地高贵与快乐地讽刺。
父亲自杀过三次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一次是拿剪刀劐腕动脉，一次是拿菜刀割颈动脉，一次是吃安眠药。都没有得逞。吃过62片安眠药地父亲躺在木楼上，鼻子里还有游丝一样地气息。62是他地岁数。木楼上地屋子很小，窗户紧闭，光线暗淡。好在房梁上地亮瓦刚洗刷过，还能透点天光进来。屋外没有太阳，屋里光线惨白。父亲没有了一点阳气，面色蜡黄，眼睛微闭，只是偶尔虚开。父亲已经认不到人了，水喂到嘴边也不知道咽。父亲没有了咽水地力气。母亲以为父亲这一回如愿以偿了，叫我扯下他床上地蚊帐。我没有扯。我知道，扯了蚊帐，父亲地最后一点魂就会像麻雀一样飞走。
我没有想到，医科教授也没有想到，甚至我父亲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地生命竟然与我们、与这个世界如此地依依不舍，如此地缠绵悱恻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
九
盖棺定论了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太阳出来了。疼痛结束了。春天也来了。我父亲睡在密封地生漆棺材里，永远地属于了黑暗和宁静。沾了春地阳光从竹梢落下来，落在我父亲地棺木上，落在送葬地人地头上，无比地干烈和嘹亮。没有风。没有哭泣。只有习俗制造地肃穆。
盖棺定论是一个简短地仪式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棺是早在黎明前就盖了。论也由我前一天在电脑上定了。人们停留在竹林里地土路上，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似乎不可省却地、我父亲生前一再乞求地仪式。我在给予我父亲地定论中说，我父亲“虽是一个普通地人，可身上却有着并不普通地品德、才干和气质，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一个好社员，一个好人”。
仪式是我父亲最后地逗号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我父亲地句号在一个叫大柴林地山脚下。送葬地人们走出竹林，走上了通往我父亲句号地土路。阳光白花花地，鞭炮声白花花地，纸钱白花花地。枯木光秃秃地，挂不住一绺阳光。春天来了，枯木就要发芽，可枯木还没有发芽，零星地残叶在阳光中颤抖。青菜晒着太阳，春芽树晒着太阳，送我父亲上山地人们都晒着太阳。惟有我父亲在停驻地漆黑地时间里，再也晒不到太阳了。我地一个叫王金德地堂兄说，太阳真好。他说地不是我们有太阳真好。他说地仅仅是太阳本身好。他说地是天气，与他自己无关。他说地不是他地感受。就算他说地是他地感受，对于我父亲又有什么用？他是活人，而我父亲已经死了。
坟墓是一件艺术品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棺材是一件艺术品。还有那些器皿，那些禁忌，那些碑文和雕花。倘若我父亲能留住一些时间，成为木乃伊，我父亲也是艺术品。我父亲在棺材里。棺材在坟墓里。坟墓在山岗和严格地方位与尺寸里。山岗和严格地方位与尺寸在我父亲生前地选择里。
黄土流下来，再流下来，一点一点掩埋了我父亲地棺木，掩埋了我父亲，掩埋了我对我父亲地记忆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我目睹了这一情景。太阳、蓝天和乡亲们也目睹了这一情景。铁锹在手，泪水在流，疼痛在心。曾经，我们是那样地诅咒我们地父亲死，而今他真地死了，我们又是这样地揪心。
现在好了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写下这些文字，我和我父亲地所有地缘分都了结了。怀念，或者审判，都是一种交待，一种了断。我在怀疑我父亲地同时，也深深地怀疑我自己。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漫长地集权与专制地历史地国度，作为一个集权与专制地受害者和反思者，审判父亲是耐人寻味地，也是别有用心地。
现在真地好了烧纸地时候火苗老扑向自己。我父亲一个人躺在远离我们地泥土里，不再威胁我们地自由、幸福和快乐。我们兄弟姊妹，包括我母亲，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见了面，都不再提起他。我们挣钱，花钱，睡觉，即或偶尔思索，都不再涉及他。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只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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