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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于1962年2月24日在台湾去世，留下“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的话语，这清楚地勾勒了他的一生：不断挨骂，不断获得新骂名，从“走狗”到“反革命”，再到“人民的敌人”，他仿佛是时代的公敌，人人都可以骂上两句，然而在谩骂声中，那个提倡宽容、坚守自由主义与健全个人主义的胡适渐渐激活了大众的记忆，“世上如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2月24日是胡适的忌日，必记本谨以此文聊表纪念。
陈丹青说胡适：
“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
唐德刚说胡适：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弟子罗尔纲说胡适：
“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
钱锺书说胡适：
“统言之，
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
世间如果有君子，
名字一定叫胡适。
君子言而有信、行而有义
1912年正月，
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
发现新娘竟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
他立马奋身奔出洞房，
五天后离家出走。
郭沫若说：
“隔着口袋买猫，
交定要白猫，
打开口袋却是黑猫。”
张琼华独守空房68年，
一生无子女。
1906年，
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
新婚晚上，
他独自睡进了书房。
第三天，
他从家中出走，去了日本。
鲁迅说：
“她不是我的太太，
只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
1926年，
鲁迅赴上海与许广平同居。
朱安独守空房41年，
一生无子女。
清末民初，
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
纷纷追求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之新观念，
抛弃包办婚姻与糟糠之妻遂成新潮流。
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
却是一个例外。
胡适13岁时，
母亲便做主给他定了婚。
订婚后15年，
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谋面。
胡适内心
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
但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
而没有推翻婚事。
“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
1917年，
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胡适迎娶了江冬秀。
史学家唐德刚说：
“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
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
（胡适与夫人江冬秀）
婚后，
胡适写了一首诗自我宽解：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
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这便是胡适——
言而有信，行而有义。
君子周急不济富
1919年，
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没想到留学期间，
经费用尽，生活断炊。
走投无路的他，
只好求助于北大胡适。
“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
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不久，
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
胡适说：
“这是工资预支款，
君归国后，
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
哈佛毕业后，
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
他电报胡适：
“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
后学成回国，
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
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
蒋校长感到意外：“哪两千块钱？”
林语堂这才知道：
“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
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
而且这件事，
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
胡适资助的不仅只有林语堂，
还有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
沈从文、季羡林、千家驹等一众才子。
他不仅仅资助才子，
也资助贩夫走卒。
因为胡适交友从不论贫富贵贱。
一次，
卖烧饼的袁瓞来胡适家闲聊。
胡适说：
“我喜欢游泳，
可鼻孔长了小瘤，
呼吸不便。”
袁瓞说：
“好巧，我鼻孔也长了一瘤，恐是鼻癌。”
胡适立即提笔写了封信，
让袁瓞交给台大医院院长。
信中说：
“这是我的朋友袁瓞，
一切费用由我负担。”
当年之民国，
很流行一句话——
“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之仗义疏财，
由此可见一斑。
有一年，
大学者陈之藩寄支票感谢胡适：
他留学美国时受过胡适400美元的资助。
胡适回信说：
“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
我借出的钱，
从来不盼望收回，
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
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陈之藩后来说：
“我每读这封信时，
并不落泪，
而是自己想洗个澡。
我感觉自己污浊，
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
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
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
一次，黄侃在讲课中举例说：
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
其家人电报必云：
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
“长达11字。
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胡适的回击也令人叫绝。
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
前几天，
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
邀我去做行政院做秘书，
我拒绝了。
同学们如有兴趣，
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
学生写完后，
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
“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
但胡适说：
“我的白话文电文就５个字：
干不了，谢谢。”
学生们纷纷叹服。
胡适倡导白话文，
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
但胡适回击总是温文尔雅，
从不进行人身攻击。
羽戈说：
“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
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
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
更不必说粗口了。”
1948年，
胡适被迫离开北京，
留在寓所的物品中有500多封信件。
往来的对象，
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主要领袖、
军政要人以及社会名流。
胡适虽然朋友遍天下，
但从来不曾丧失立场——
既不加入国民党，
也不加入共产党。
无论是对待持不同学术态度的“异己”，
还是对待持不同政治态度的“友朋”，
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
不站队、不妄议、不迎合、不谩骂。
这一点，民国能做到者，几人哉？
君子交绝，不出恶声
新文化运动后，
因政见不同，
鲁迅与胡适交恶。
此后，
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
面对鲁迅痛骂，胡适从不应战。
而对于鲁迅的文章，
只要认为是好的，
胡适就会大力推荐，
比如鲁迅的《随感录》。
胡适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
“一夜不能好好地睡，
时时想到这段文章。”
1936年，鲁迅去世后，
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
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
胡适回信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
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
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
如他的小说史研究，
皆是上等工作。”
鲁迅死后，
胡适没发过一句恶声。
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
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
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
并担任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
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诛心是人类的通病，
祸延千年，勿论中西。
能做到胡适般“恶而知其美”者，
有几人？
君子立论，宜存心宽厚
一天早上，
胡适喉部有点发炎，
胡颂平说：
“肯定是昨晚喝的酒不太好。”
胡适说：“不要怪人！
连医生也不敢随便说的话，
怎么好怪人家的酒不好。”
这就是胡适一直倡导的：
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
何谓存心忠厚？
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1936年，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去世，
胡适撰文纪念他时说了一件事：
丁文江打牌，把输赢看得太重，
当他手握好牌，手心便会出汗，
因此常被胡适等朋友取笑。
罗文干说丁文江：
“看钱太重，有寒伧气。”
但胡适则反思——
“及今思之，
在君自从留学回来，
担负一个大家庭的求学经费，
有时候每年担负到三千元之多，
超过他的收入的一半。
他从无怨言，也从不欠债；
宁可抛弃他的学术生活去替人办煤矿，
他不肯用一个不正当的钱。
这正是他严格的科学化的生活规律
不可及之处。
我们嘲笑他，
其实是我们穷书生而有阔少爷的脾气。”
这就是存心忠厚、
有疑处不疑的胡适。
君子之德，莫美于恕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这是胡适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
宽容之于胡适，
已深入他骨髓。
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之旗手，
胡适誉满天下，
也谤满天下。
面对别人的咒骂，
胡适并不生气。
有一次，
他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
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
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
我反替他们着急。
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
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
我更替他们不安。
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
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
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如果有人说，
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
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
并且祝福他。”
此前，
胡适与鲁迅兄弟谈《西游记》时，
说第八十一难应该这样改最合佛教精神：
“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
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
唐僧醒来，
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大唐。
自己念动真言，
把想吃唐僧肉的冤魂都召请来。
他自己动手，
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
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
都得超生极乐世界，
唐僧的肉布施完了，
他也成了正果。”
放眼20世纪，
能说这番话者，
唯胡适一人。
耿云志说：
“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
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
自由而悲悯的力量。”
君子不受虚荣、不祈妄福
1929年，
胡适从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
意外碰见了老朋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赫定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名会员之一。
赫定说：
“我想提名你做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胡适果断而婉转地拒绝了。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我可没有那厚脸皮。
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后来，李敖写了《播种者胡适》一文，
充分肯定胡适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胡适读罢此文后，给李敖写了一封信：
“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
亲自买菜做饭煮茶蛋吃’，
其实我不会‘买菜做饭’。”
“说我‘退回政府送的6万美金宣传费’，
其实政府从来没有送我6万美金的事。”
“说‘他怀念周作人，
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
我曾帮过他小忙，
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
信中指出的错误，
全是给胡适贴金的。
倘若胡适好虚名，
完全可以缄口笑纳。
但他却毫不含糊，
对多处贴金拒不接受。
胡适难道不好名吗？
他给别人写的信都要誊抄一份留下来，
其日记也明显可以看出是为了日后发表，
显然，胡适非常之“好名”。
但他之“好名”，
有两点非常值得如今熙熙于名者学习。
一是“君子好名，取之有道”。
“不接受来历不明、
言过其实的虚名。”
二是“成名后，
就不要辜负这个名声”。
“对名誉始终保持着一种警惕和反省。”
这就是胡适——
不受虚荣、不祈妄福。
君子不随众、不盲从
1937年，罗尔纲赶时髦，
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纲》一书。
《书人杂志》将其选入
“中国最新十部佳著”。
胡适读后，
当面批评罗尔纲：
“做书不可学时髦。”
“你写这部书，
专表扬太平天国，
而太平天国之乱，
让中国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
你却只字未提，
这样盲从做史是不对的。”
正因胡适的耳提面命，
罗尔纲后终成著名历史学家。
胡适学术上的伟大，
不在于他的著作，
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读古人的书，
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
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
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
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
所以胡适觉得应该“大胆的假设”，
不大胆地假设、怀疑，
就不会有进步和创新。
但大胆假设、怀疑之后，
应该“小心的求证”，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
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
必须等到证实之后，
方才奉为定论。”
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之处，
正在于此。
史学家顾颉刚说：
“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
直接得之于胡先生，
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
这种治学方法，
也被胡适运用于做人做事中。
所以他从来不站队、不妄议、不盲从，
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
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
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
君子不降志、不辱身
1952年，
胡适应邀到台湾讲学，
他当面对蒋介石说：
“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
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
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
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
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当时的台湾，
连钱穆都没胆这么说。
1954年，
台湾召开“国民大会”，
商议改选“总统”、“副总统”，
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做总统候选人。
胡适拒不接受：
“我有心脏病，
连保险公司都不愿保我的寿险，
怎能挑起总统这副担子？”
有人问：
“如果你真被提名甚至当选时怎么办？”
胡适答：
“如果有人提名，
我一定否认；
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
我是个自由主义者，
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1958年，
蒋介石邀请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就职典礼上，
蒋介石提出明确要求：
“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
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蒋介石讲完后，
胡适站起来，
一开口就说：
“总统，你错了。”
然后逐条驳斥蒋介石，
说学术与政治无关。
蒋介石怫然变色，
气得全身发抖。
蒋介石原来是去“致训”的，
结果成了“聆训”。
蒋在当天日记中愤慨记录：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
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
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适。
“不降志，不辱身，
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学者王元化说：
“我这辈子，最欣赏胡适这句话。”
君子之本，知行合一
1962年2月24日，
一场庆祝酒会上。
胡适发表即席演讲，
不料讲到一半，
突然心脏病猝发，
倒地而亡。
整个天下，哭声一片。
梁实秋说：“但恨不见替人。”
但蒋介石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
他在日记中写道：
“胡适之死
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
乃除了障碍也。”
当年，
胡适在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文章里，
曾引用禅宗的一位高僧所言：
“达摩东来，
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我这里千言万语，
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
之所以说胡适是君子的榜样，
正因为他一生都在坚持
——知行合一。
既告诉别人怎么做，
又做给别人看！
李敖说：
“40年来，
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
宣传他所相信的，
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
没有‘最后见解’的人，
除了胡适之外，
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不由又想起了胡适欲改写
《西游记》的结尾：
“唐僧动手，
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
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
都得超生极乐世界，
唐僧的肉布施完了，
他也成了正果。”
胡适，
实实在在、
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一位唐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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