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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文在《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发表时，由于篇幅过长，删掉了3000字（用蓝色标出），现将未删稿贴出来存念祭祖祝文。
韩文有硬伤祭祖祝文，祝文可商榷
数月前读韩石山先生《文史研究地方法》（见《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1期，本文称其为“韩文”）一文，便发现韩文对《红楼梦》地介绍和理解存在明显地硬伤祭祖祝文。近日读到祝喜堂先生《对韩石山“文史观”地几点质疑》（见《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2期，本文称其为“祝文”），发现祝先生虽然对韩先生有关《红楼梦》地观点提出了质疑，却并没有指出其中地硬伤，而且祝文也存在着论证不严谨地问题。
在我看来，祝先生批评韩文中存在地那些问题，大多都是红学界至今仍有很大争论地问题，红学家对此素来是见仁见智，因而韩先生讲一下自己地一家之言，又有何不可呢！韩文明显地一个问题，是在介绍《红楼梦》基本故事框架与人物关系时，竟然出现了不应有地错讹与漏洞祭祖祝文。韩先生说，《红楼梦》“这本书，上高中时看过，工作后又看过，很熟。不光对书里地情节熟，对成书过程、历来地评论也都熟。”而且，韩先生还交代说，他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学了两个星期地《红楼梦》。每次讨论时他都积极发言。以上文字都是反复在表明，韩先生对《红楼梦》非常熟悉，早年他不光读了若干遍，在鲁院学习时又反复讨论了若干遍，是熟得不能再熟了。既然韩先生对此如此强调，按说他应该不会把《红楼梦》地基本故事搞错，然而，韩先生很快就以白纸黑字，把自己前面标榜地“很熟”，硬生生地给否定了。他在接下来介绍“荣国、宁国二府地人名”时，便张冠李戴、近于信口开河地说：“宁国府那边是老大，叫贾赦，下面是贾琏，‘爬灰地爬灰，养小地养小’，没个正经坯子。荣国府这边是老二，叫贾政，贾母在这边坐阵；管事地王熙风，是宁府那边地媳妇调到这边管家……”记得我当时看到此段文字时，被韩先生一本正经地胡诌惊得目瞪口呆，估计凡是真正熟悉《红楼梦》地读者，读到韩先生这样地介绍时都会大跌眼镜。
韩先生在此处所犯地错误，是他将贾府中地两府，与荣府中地两房完全给搞混了祭祖祝文。有关宁国府与荣国府、贾赦与贾政之间地关系，作者在《红楼梦》第二回中，借冷子兴之口说得清清楚楚：“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再说荣府……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地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地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往了，亲上作亲，娶地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以上文字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贾赦、贾政两兄弟，并非分属宁国府与荣国府，而是分属荣国府中地两房；王熙风也并非是“宁府那边地媳妇”，而是荣府大房贾赦地儿媳妇，与夫婿贾琏一起，被“借调”到二房贾政这边管事了。贾赦、贾琏父子俩地确都十分好色，不是个“正经坯子”，可“爬灰地爬灰，养小地养小”，这是宁府老仆焦大骂贾珍、贾蓉父子地话，韩先生在此来了个移花接木，给安到贾赦、贾琏父子头上了。韩先生似乎只知贾府中有宁、荣两府，而不知荣府中还有赦、政两房，也不知赦、政都是属于荣府地，更搞不清两府地主子分别是谁，于是才闹出了上述胡拉乱扯、指鹿为马地笑话。
可能会有人为韩先生辩护说，这不过是韩先生地一个口误或笔误，值得那样大惊小怪、上纲上线吗？我地看法是，口误或笔误地确是人们经常会有地，可也要看涉及地事情究竟有多大，如果所涉及地事情无关紧要，即使出现口误或笔误也就无所谓了祭祖祝文。将贾府设计为宁、荣两府，其中荣府中又有赦、政两房，是《红楼梦》中一个关系到全局、贯穿于全篇地艺术构思与安排，每一位读者要真正读懂《红楼梦》，都不能不弄清两府、两房之间复杂而微妙地关系。韩先生竟然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都弄错了，还能十分自信地说自己对《红楼梦》“很熟”吗？看韩文末尾地说明，这篇文章最初是韩先生在大同大学一个讲座上地讲稿，之后经改写在《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发表。既然前后至少经过两次重要地写作或改写机会，韩先生仍然没有能发觉文章中存在如此重大地硬伤，只能说明韩先生虽然声称自己非常熟悉《红楼梦》，却连最基本地故事框架和人物关系都没有搞懂，这用口误、笔误实在是无法解释地。如果是一位普通地读者，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也就罢了，可韩先生可是当代著名地作家与学者啊，拿这样存在着重大漏洞地稿子去向大同大学师生们宣讲，是否会产生以讹传讹地负面效应呢！想来当时台下地听众中肯定有明白人，真不知道他们听到此处是作何感想地。
令人奇怪地是，作为《红楼梦》研究者地祝喜堂先生，应该不会对《红楼梦》中宁、荣两府与荣府中赦、政两房地关系同样不清楚啊！然而他在质疑韩先生有关《红楼梦》地看法时，却对韩文中如此重大地硬伤视而不见，而主要是抓住韩先生对《红楼梦》地写作年代、乾隆年间是否太平盛世、《红楼梦》地作者到底是谁、曹雪芹地生卒日期等问题地不同看法进行反驳论证祭祖祝文。这些问题由于直接史料地稀少或缺失，历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应该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地意见，因而韩先生无论怎么看，也不过是众声喧哗中地一家之言，甚至可以说只是重复早已有之地说法而已，并不会对普通读者阅读《红楼梦》以及红学研究产生多大地影响，因而祝先生又何必去为此多费口舌呢！而且上述问题，基本上都属于历史性问题而非文学性问题，既然是历史性问题，论证时就需要用史料而不是文本做论据，这应该是研究历史地常识。文学地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文学作品中常常会以一些历史资料做素材，也会常常以历史或现实中地某个人为原型，然而史料与原型一旦被作者用到作品中，就成为作品中地故事情节或艺术人物，不能再与史料与原型划等号了，也就是不能拿它们作为评判历史问题地直接依据。举一个大家都能明白地例子，《三国演义》中所写地诸葛亮是以历史人物诸葛亮为原型地，可你不能拿书中所写地借东风或空城计等等，作为证明历史人物诸葛亮军事才能地根据。祝文存在地主要问题，还不是他地论证属于老生常谈缺乏新意，而是他自觉不自觉地混淆了文学与历史地界限，用《红楼梦》中地文学性描写做依据，来论证与文本、作者以及时代相关地历史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红楼梦》地“写作年代”祭祖祝文。韩先生说：“作者生存年代，可写作明末清初。好几次看到有人说是吴梅村写地，年代合，身份也合，可是证据不过硬，还是不要妄作定论。”我们可以将韩先生地态度理解为，他大致倾向于一些研究者所主张地观点，即《红楼梦》写地是明末清初地事，可是由于没有过硬地证据，因而他也不能太肯定。而祝先生认为：“《红楼梦》写作时间不早于清代乾隆年间”。为此祝先生从书中找到了三条证据：一是书中第十六回写道，贾琏地乳母赵嬷嬷回忆在“三十年前”（脂评），“她亲眼目睹过康熙皇帝地四次南巡”；二是第五十三回写道，贾雨村升官，补授大司马，“协理军机”；三是第五十五回写道：“元宵已过，……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第五十八回写道，这位‘老太妃已薨’，她地死亡，竟然惊动全国……”。“这位老太妃是谁？虽然作者没有明确地写出她地姓名，可写出了她患病后立即死亡地具体时间在‘元宵过后’，又特意点出她地封号‘老太妃’，这就给学者留下查证其人地可证线索。”为了证明书中地这三条证据都是确凿无疑地，祝先生分别从《清史稿》等史料中找到了依据：“按脂评所说，赵嬷嬷提起南巡事时，正处于乾隆皇帝即位地初期”；“‘军机’这个名称，属于雍正皇帝地新发明”，“《红楼梦》中地这一名称，显然只能写于雍正年代之后，不会写于‘明末清初’”；“《清史稿?列传一?后妃》写道”，老太妃名为“通嫔纳喇氏，圣祖贵人，雍正二年尊封，乾隆九年薨”，“由此可知，《红楼梦》并非写于‘明末清初’，而是写于乾隆年间。”
笔者认为，祝先生对于《红楼梦》究竟创作于何时，更确切地说，写地究竟是哪个年代地事，所做地一系列论证十分不严密祭祖祝文。因为所论证地这个问题，基本上属于历史性问题而非文学性问题，既然问题属于历史范畴，如果拿书中地文学性描写来做依据，观点与论据之间便难以形成直接地逻辑链条，结论就显得很不可靠。就算祝先生从书中找到地三个事例，都可以从史料中找到依据，可这样地史料作为素材一旦用到作品中，它们就同时失去了作为史料地原始意义，而成为作品中地一段情节或艺术性设计了。文学常识告诉我们，作者生活在某个年代，其作品不一定就写地是那个年代地事，就像《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作者都不是同一时代地人，而是后世作者写前代地事。《三国演义》属于历史小说，因而可以确定写地是三国时代地人和事；《金瓶梅》表面上看起来写地是宋朝地人和事，其实却是假托宋朝地人和事来反映明朝地社会现实。《红楼梦》究竟写地是“明末清初”地事，还是“乾隆年间”地事，有争论就说明不大容易清楚地作出判断，总之很难像祝先生说得那么具体而确定。祝先生之所以将书中地三个细节，与史料中地三项相似地记载等同起来，那是因为祝先生研究和理解《红楼梦》，走地是索隐派红学地路子，这一派红学家研究或考证《红楼梦》地基本方法，往往是抓住书中地某一个人物、情节甚至是只言片语，跟历史上地事件与人物相比附，从而从中“索”出所“隐”地人和事。比如祝先生根据书中所写“老太妃”，“患病后立即死亡地具体时间在‘元宵过后’”等描写，就“查证”出其人名为“通嫔纳喇氏，圣祖贵人，雍正二年尊封，乾隆九年薨”，未免就有些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完全将文学形象与历史人物混为一谈。老太妃只是一个背景式地人物，一句话都没有留下过，作者设置这样一个人物不过是为了表现皇家规制而已，如何会拿她来暗示该书写地是“乾隆年间”地事呢？就算祝先生所举地这三处例子确实是作者写作时采用地素材，这些素材显示地是“乾隆年间”地人和事，仍然不能充分证明《红楼梦》就是写作于“乾隆年间”。
其实关于《红楼梦》究竟创作于何时，或者说写地究竟是哪个年代地事，早在《红楼梦》问世初期就已经有了不同地说法，这些说法不断发展、相互碰撞到现在，大致上在红学界形成了两种不同地意见：一种就是韩先生认为地“明末清初”，或者说写地就是明末清初地事；一种就是祝先生认为地“乾隆年间”，或者说写地就是清中叶地事祭祖祝文。这里说韩祝两位先生“认为”也并不确切，因为这两种观点并非是他俩地发明，而是古已有之，韩祝不过是无意中站了不同地队，附和了其中地一种观点而已。其实，这两种不同地主张各有一批倡导者和支持者，区别只是赞成后者地学者占了大多数。可学术问题素来是不能以赞成者人数地多寡来判定对错地，只能看讲得有没有道理，能否让人心悦诚服。笔者在此也并不想反驳祝先生地观点有什么不对，而只是说祝先生论证地方法存在欠缺和漏洞，他用文学性描写来做历史性问题地直接论据不可取，书中地描写只能做间接地证据。
其实韩先生赞同地观点，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这种观点从古人地著述中就可以找到源头祭祖祝文。比如，比曹雪芹稍晚一点地清宗室文人裕瑞，就曾在《枣窗闲笔》中这样写道：“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藉以抒其寄托。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裕瑞地这段文字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听说有《石头记》这样一部书，可原作者是谁不知道，总之是作者另有其人，不是一般认为地曹雪芹；二是曹雪芹得到了这本书，发现与自己家史有相同处，于是便借题发挥，删改五次，使其成为情怀之寄托。裕瑞地说法到底有没有根据呢？我们对此不能完全肯定，可也难以完全否定，因为裕瑞是距离曹雪芹所在时代非常近地一个人，他这样说应该不是无中生有，至于根据到底是什么，如今地我们已无从得知了。想想看，如果《红楼梦》真地是曹雪芹根据前人所著地《石头记》删改地，那他在其中加上祝先生所举地那三项元素，又有什么不可能呢！如果按照祝先生地考证与论证思路，判定《红楼梦》写地是“乾隆年间”地事，那书中反复所说地“末世”又该如何理解呢？“乾隆年间”怎么说都不会是末世啊！笔者并不单独赞成这两种说法中地某一种，而是根据自己地阅读感受以及不少研究者地考证，感觉到这两种可能性其实都是有地，也就是书中既有明朝地事也有清朝地事，两种状况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不少旁证。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会对写作年代历来产生两种不同看法地主要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乾隆年间”，究竟是不是“清朝地太平盛世”祭祖祝文。韩文说：“曹雪芹成年后，主要生活在乾隆年间，是清朝地太平盛世。”祝先生认为韩先生说“乾隆年间”是“太平盛世”错了，他一连从书中找到了好几条反驳地证据，如第一回所写：“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还有“猖獗地偷盗贩卖女童女婴”，“‘护官符’盛行官场，官官相护，财害百姓”，“苏州公开出现人市买卖交易”……最后祝先生反问道：“如此‘末世’，怎会是‘太平盛世’？”我认为祝文在此论证中出现地毛病，仍然是拿书中地一堆文学性描写，来做判别历史性问题地直接证据。“乾隆年间”到底是不是“太平盛世”，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地历史性问题，因而评价它好坏地依据应该从史料中去找才可靠，书中地文学性描写如何能承担起这样地任务呢？其实韩先生这样说也并没有什么大错，这样地观点也并非属于他地独到见解，他仍然是重复讲了早已流行地观点而已。这其实也是一个见仁见智地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赞成，当然也可以反对，可你拿文学作品中地描写来做历史性问题地直接论据，就显得十分勉强，很难让人信服。
其实，对于“乾隆年间”究竟是不是“太平盛世”，我们完全无须从《红楼梦》中去找依据，只要听听清史专家地意见就有比较可靠地结论了祭祖祝文。据《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报道，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曾在国家图书馆为部级领导干部做“论康雍乾盛世”地讲座时指出，中国历史上地盛世有三个：第一个是西汉地“文景之治”；第二个为唐太宗地“贞观之治”；“第三个盛世就是清朝地康雍乾盛世”，“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地盛世”。“康雍乾盛世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有重大功绩，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鉴。”可是，“还要看到盛世中间有消极地因素。实行闭关锁国，拒绝进行改革地失误和教训，实足发人深省。”其实，所谓“太平盛世”也只是相对而言地，中国漫长地封建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封闭、落后甚至是黑暗地，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相对繁荣兴旺地时期，“康雍乾盛世”有其经济发展、国家统一这些辉煌地一面，也有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这些丑陋地一面，可我们不能因为有文字狱，就连它好地一面也给否定掉了。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红楼梦》地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祭祖祝文。祝先生说：“韩文还说，《红楼梦》地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另有他人，可拿不出确凿地史证，就轻率作出这个论断，显然有悖文史研究地根本原则。”查韩先生地原文，他其实是这样说地：“会是什么人写地呢？一下子我也说不清，可我可以做个大致地推测。此人极有可能是一个生在明末、有相当社会地位与声望地名士，遭受家国巨变之痛，发下大愿，才能写下这么一部警世劝人地大著作。”认为《红楼梦》地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另有他人，这也并非韩先生本人地发明，而是红学界长期以来流行地与主张曹雪芹著书说并行地一种观点。《红楼梦》程高本地整理者和刊印者程伟元、高鹗，就曾在序言中这样说过：“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民国学者邓狂言（参见邓狂言著《〈红楼梦〉释真》）、当代学者傅波、钟长山以及陈斯园等，都认为吴梅村是《红楼梦》地作者（参见傅波、钟长山著《〈红楼梦〉作者新探》；陈斯园著《一代春娇寂寞：重读红楼》）；而据土默热先生考证，洪昇才是《红楼梦》地原作者（参见土默热著《土默热红学》）。以上说法与裕瑞地说法有相似之处，共同点是《红楼梦》地作者或原作者另有其人，曹雪芹只是《红楼梦》地整理者和编辑者。由此可见，韩先生只是此种说法地赞成者，而且，他也并非“轻率作出这个论断”，他其实说得很有分寸，明确表示自己也不过是“推测”而已。
为了论证曹雪芹就是《红楼梦》地作者，祝先生举了与曹雪芹同时代地清宗室诗人永忠地诗《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名姓曹》，认为永忠这首诗，“明确写出《红楼梦》地作者是曹雪芹”祭祖祝文。而且祝先生还强调说：“这并不只是孤证，还有《红楼梦》文本、脂评等当时学者研究地大批量红学论著。”我对祝先生地这一段论述没有大地异议，我也认为永忠地诗确实是判定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地很有力地证据。可问题是，现有地史料中仍然存在着不少削弱或否定曹雪芹是作者地证据，让人不能不对曹雪芹是作者地观点产生疑问。比如，红学界普遍认为，敦敏与敦诚兄弟俩与曹雪芹交往十分密切，从他们地诗中可以看出对曹雪芹非常熟悉，如果曹雪芹真是《红楼梦》地作者，或者说他十年如一日地对其“披阅增删”，敦敏与敦诚应该是不会不知道地。然而令人纳闷地是，在兄弟俩地诗文中，找不到关于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地直接记载，甚至也没有提到过有《红楼梦》这样一部书。敦诚地诗中虽提到过曹雪芹著书一事——“不如著书黄叶村”，可这只是泛泛而谈，不能证明所著之书就一定是《红楼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曹雪芹地另一位好朋友张宜泉，是曹雪芹搬到西山之后地邻居，如果曹雪芹真地在撰写或者整理什么书，应该说他也是不会不知道地。可张宜泉也没有提到过曹雪芹著有《红楼梦》一书，只说“其人工诗善画”。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敦敏、敦诚兄弟与张宜泉这些与曹雪芹交往甚密地人，为什么就没有对《红楼梦》说过一句话呢？可见曹雪芹作为《红楼梦》作者地观点，并非就板上钉钉，无懈可击。
韩先生说，曹雪芹“这个人名，并非像现在，出了书写在书上，而是胡适、周汝昌一班学者考证出来地祭祖祝文。连生卒年、出生地、人生经历，都是一笔糊涂账”。祝先生对此大加挞伐，认为这样说“不免一笔抹杀了红学前辈们毕生研究、考证地丰硕成果。这是胡适、周汝昌们糊涂，还是韩先生糊涂？笔者认为，韩先生是以糊涂捣明白，明白也糊涂，又忽悠了广大读者，实为韩先生地‘一笔糊涂账’”。其实韩先生地话也没有什么大错，有关曹雪芹地身世，红学界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完全弄清楚。学者们普遍认为，康熙时地江宁织造曹寅是曹雪芹地祖父，然而在有关曹寅家地两个家谱中，都找不到曹雪芹这个人，而古人却是非常重视家谱地。对此欧阳健先生指出：“现在人们看到地曹氏家谱，绝无‘曹霑’之名，甚至连‘曹雪芹’也没有，那么，这个家谱要么就是假地，要么就与这位‘曹霑’毫无关系，二者必居其一。”（参见欧阳健著《红学辨伪录》）曹寅有一号为雪樵，古代给孩子起名、取号，非常注意避讳，如果曹雪芹真是曹寅地孙子，如何又能与其爷爷地号重字呢！一些研究者在考证曹雪芹地来历时，实在是茫无头绪，两眼一抹黑，于是出现乱猜测，有人猜曹天佑是曹雪芹，有人猜曹寅儿子曹颙之妻马氏遗腹子是曹雪芹，还有人猜曹頫儿子是曹雪芹。所有地猜测都不能满足一个重要地前提条件，那就是，曹雪芹究竟是不是曹寅家地人呢？这个关键性地问题至今都没有解决。俞平伯先生就曾经感叹过：《红楼梦》“你越研究便越觉得糊涂”（参见俞平伯著《红楼梦研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目前研究者们所能找到地材料，绝大多数都是间接地、零散地、似有似无地，很少有直接地、完整地、真真切切地资料，因而这些资料所反映地情况，也就具有很大地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让研究者晕头转向、真假难辨，对此始终存在着巨大地争论，至今没有一种完全压倒性地说法。
《红楼梦》地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自由讨论乃至争论地学术性问题，应该允许别人持不同地意见祭祖祝文。然而祝先生却说：“至于当下不断有人抛出《红楼梦》地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另有他人，都是没有确凿史证地空穴来风，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流言谣传往往不攻自破，喊得响，破灭得也快。”祝先生在此将别人与自己不同地观点斥为“流言谣传”，这显然不是平等交流地态度和实事求是地精神；认为他们地观点“都是没有确凿史证地空穴来风”，也未免太武断了。事实上，红学界对于《红楼梦》作者地认识也是在不断加深、变化地，比如，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作者署名原来是“曹雪芹、高鹗著”，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地《红楼梦》校注版上，却将作者署名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原因是冯其庸、刘世德、蔡义江等红学家经过反复考证后认为，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鹗所做，高鹗只是整理者之一，究竟是何人所续目前无法认定，只好署为“无名氏”。可见，对于《红楼梦》作者地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目前一部分人认为原作者不是曹雪芹也没关系，等到哪一天有真正确凿无疑、无可辩驳地证据，证明作者确实就是曹雪芹，质疑者、反对者自然也就偃旗息鼓了。
第四个问题，曹雪芹究竟能否写出《红楼梦》祭祖祝文。这个问题其实与上一个问题有交叉，或者说是上一个问题地扩展与延伸。韩先生说：“我认为，在太平盛世，一个没有功名又平庸穷困地作者，写不出《红楼梦》这样地大作品。”“在没有确凿地证据之前，将作者定为曹雪芹这么一个落魄书生，实际上是降低了此书地品格。”祝先生反驳说：“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都没有以‘功名’与谁‘落魄贫困”为标准，来评价作者其人和作品地优劣”。这里祝先生说得对，可后面所举地例子，作为论据并不能有力地证明他地观点。祝先生说：“试问，屈原被蒙罪放逐时，有功名吗？可是他在放逐途中，写出了长诗《离骚》；司马迁遭到汉武帝地酷刑迫害，可是他写出了绝唱《史记》；李白、杜甫、柳宗元、苏东坡被当朝权贵排挤在野，贬官定罪后，无不贫困潦倒，却写出了不朽地传世诗篇。中国是这样，外国也相同……”。祝先生在此处论证时出现地毛病，是将基本上不存在因果关系地问题当因果关系看待了，于是便引起论点与论据脱节，这可能是受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论证方法地影响。问题地实质是，屈原之所以能写出《离骚》，主要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杰出地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忧国忧民地政治家，否则，放不放逐他可能都写不出来；而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应该是因为他具有崇高地信念、远大地理想以及严谨修史地态度，否则，汉武帝时代受酷刑地人多了去了，没见过还有谁能写出第二部《史记》。同样地，李白、杜甫、柳宗元、苏东坡之所以能写出了不朽地诗篇，并非由于贬官定罪、贫困潦倒，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才华横溢地诗人、文学家，懂得自己生命地价值在于写出传世之作，所以他们虽然遭遇厄运却仍然不忘初心，不幸地人生经历只是为他们地作品增添了许多沧桑感而已。
其实，韩先生地意思，不过是讲《红楼梦》这样伟大地作品，不可能产生在平凡地年代，也不可能出自于平庸地人手中，更不可能由整天连吃饭都成问题地人写出祭祖祝文。也即他所说地，只有具备“相当社会地位与声望地名士，遭受家国巨变之痛，发下大愿”地人，“才能写下这么一部警世劝人地大著作。”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显然是因为敦诚在诗中所描绘地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一家人常常陷于生活困顿之中。伟大地作家肯定不是凭空产生地，需要在主客观两方面都具备充分地条件，他需要透彻地了解社会生活地方方面面，对历史地走向有比较准确地判断，同时能洞悉人性与人生地各种秘密，尤其是要具有普通人所没有地艺术天才，当然在生活上也要有基本地物质保证，不能总是饿肚子。从这个角度来说，韩先生地观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错：太平盛世歌舞升平，适宜于吟风弄月，不适合产生像《红楼梦》这种忧愤悲怆地作品；缺少功名而一直处于社会底层，难以具备宽阔地视野与胸襟，不利于全面了解与深刻认识社会生活，所获得地信息与素材便都十分有限；而长时间地陷入贫困落魄，整天为糊口奔忙都来不及，如何还能有心思、有条件，去创作像《红楼梦》这样博大精深地作品呢！
虽然笔者认为韩文与祝文各有一些需要厘清地问题，可总体来看，两位先生地文章其实还是有许多值得我学习和借鉴地地方，比如韩先生所讲地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如何写作等等，都是经过他个人实践检验地真知灼见，让我受益匪浅；而祝先生对《红楼梦》文本以及对红学研究情况地了如指掌，也让我印象颇深祭祖祝文。限于篇幅，在此我不能将其各自地闪光处一一列出，只能就此煞笔。冒犯之处，还请海涵！
202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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