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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本被烧的书都照亮了世界
——读廖亦武《沉沦的圣殿》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在普通人的印象中是一个没有真正文学的时代，一个沙漠化的禁锢空间，一个黑暗的贫瘠大地，一个极端专制的王国，一个沉默的自足乌托邦代烧。我自己一直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在阅读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后，才发觉自己的偏狭与文学史的忽略（这种忽略当然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那个时代不但产生了真正的现代文学作品，而且还滋润并启示着后来的文学创作者。正如鱼儿在冰下潜游着，隐伏着，只是我们遮蔽与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无权势者无历史，偏偏人世之间还有幸存的记忆，并非都是一致性的遗忘。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可以说是在“打捞文化的遗影”，以文字、图片、信件、刊物、编目、手稿所构成的原始资料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诗歌的曲折生长，从诗歌创作（间或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这一相对狭隘的领域，追述了60至70年代少数城市年轻学子背离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的思考和写作活动，透露了中国社会中萌动的追索精神自由的讯息，同时也揭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根基，让我们看到民间文学的一种真实写照，同时也让我们惊讶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其成就绝对在官方文学史所认可的“伤痕文学”之上，在食指、北岛、多多、芒克等人的另类诗歌中依稀地捕捉到生命的不甘沉沦与精神的曲折成长代烧。尽管有政治强权在20世纪70年代的全面控制，但文学并未绝灭，它以地下的方式在黑暗的岁月里悄悄地运行着，它让我们骄傲，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文学的火种并没有完全熄灭。
《沉沦的圣殿》第一章介绍了60年代青年一代的业余读书活动，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他们的精神演变史代烧。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以及7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以后，国内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了一批供高级干部和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阅读、批判的内部读物，即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诸如苏联解冻时期出版的思想、文学论著，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有大约40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这一代青年人的思想历程产生过极大影响，譬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与《解冻》、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茹亚克的《在路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等。
20世纪60年代初的北京就有不少自然形成的文学小组或小沙龙代烧。张郎郎的《“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刊于《今天》杂志）一文便生动记述了这样的文学活动，这些人包括郭沫若的儿子郭士英，现代诗人戴望舒之女戴咏絮，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张恨水之女张明明，著名画家董希文之子董沙贝，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蒋定粤，作家曲波之子曲磊磊，以及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当时中央美院学生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等人。他们“都不是当局的好孩子”，经常玩秘密写诗的游戏，或者跨校组织诗歌朗诵会，借别人的诗发泄感情。“那会儿，我们爱诗、爱艺术，到了半疯状态。那会儿，真是没想到政治的阴影，将会多么沉重。我们又不想当官儿，政治与诗有什么干系？”张郎郎如是说。这些人都是在和平环境里就学的大都市青少年，有着较优越的家庭文化背景，接触了较多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近现代文艺作品。他们怀着那个年龄常有的反抗约束、善于幻想的心理，与当时的社会规范展开了温和的对抗式游戏。
《沉沦的圣殿》的第二、三、四章介绍了70年代前中期下乡知识青年的诗歌创作活动，其中核心人物是郭路生与白洋淀诗歌群体代烧。相对于60年代，这个时期有着更加值得研究的精神现象。“文革”十年使这些狂热的幻想者变成了理想的幻灭者。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表达急剧变幻的现实生活与人生道路在他们心灵中留下的内心风暴，于是当年对诗的热爱便发生了作用，异质于主流诗歌的诗就这样被哺育出来了，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他们，愤怒出诗人。这样的诗歌与风花雪月无缘，与小资无缘，它以真理的方式藻饰着幻灭后的柔情。这些作品激情四溢，虽然多少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某种痕迹，但强烈的诉说欲望与现在的风花雪月毫不相干。
食指（郭路生）就是被这个悲哀的年代所哺育出来的一个影响巨大的诗人代烧。小说家阿城说：“60年代末我喜欢他的诗。那时候，郭路生的诗被广为传抄。”荷兰诗人多多在《被埋葬中的中国诗人》一文中说：“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食指诗歌的独特性，在于这是几十年来中国出现的第一次在现代社会中不依赖传播媒介，而只依靠人心流传的诗歌。同时，这是当代第一次把情感定位转向自己，转向内心的失落状态，转向真实经验的诗歌，从而使一代人通过食指的诗，得到了经验与情感的自我认定。《沉沦的圣殿》里有一个关于食指的研究专辑，认为：“《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作为人文色彩强烈的时代文本，流传下来可以证实五六十年代唯一一首能称得上诗的东西，一个见证性的孤本”；“郭路生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强烈而健康的平民风格，使他能够闪电般眩目地突破X诗社和太阳纵队的求索者们极其狭窄病态的青年贵族圈子，楔入时代”。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还专门辟出两章“《今天》的创刊及黄金时期”、“《今天》诗人的社会活动及影响”，对1978年12月23日创刊的《今天》文学杂志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代烧。诗歌是《今天》杂志的重头戏，它不仅发表大量在地下时期创作的诗歌，而且对当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了一批像北岛、多多、舒婷、江河、杨炼、芒克、顾城等成就卓越的诗人。后来我看到在海外复刊的《今天》文学杂志时，内心深处有种难言的忧伤。北岛如是说：“《今天》在中国出現，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为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遍及美术、电影、戏剧、摄影等其他艺术门类，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与艺术的开端。”
记得有一位印度哲人说过：“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代烧。”《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的编辑与出版便是“记忆反抗遗忘”的一种方式，并以这种方式寻找诗歌的背影，寄托对历经苦难的中国诗人的一种深情的怀念。这样的书与一般性的诗歌读物拉开了距离，与风花雪月的柔情拉开了距离，读后使人有一种大感动，别有一种文学以外的收获。为此我感谢本书的编者著名诗人廖亦武先生。据传此书在被几十位专家、学者评为1999年十大好书之一的同时，亦被中宣部列为1999年十大禁书之首，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每本被烧的书都照亮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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