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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烈士。
唐宝林先生《中国托派史》应在大陆出版烈士。历史上的“托派”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中记录着这对狱中夫妻的情况：
“王振华，男，40岁，东北人，托派烈士。1942年在渝被捕，旋因搜出信件，将其爱人黎某亦捕来，狱中生活勤苦，前一时期思想还是托派，后渐转变，最近一年思想已完全接受了真正的共产主义。”
在这张登记表的附页上烈士，除了记录着王振华的简况外，还记录着：
“黎洁霜，广西人，托派烈士。王的爱人，狱内表现坚决。带着两个小孩，又有病，生活凄苦，但未屈服过。”
王振华又名王树本，1909年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于日寇之手，王振华流亡到关内，有家不能归，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仇恨烈士。
1934年烈士，王振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积极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正如他的同事赵芳举所说：
“王振华为人刚直，秉性倔强，思想幼稚而偏激烈士。在托派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了思想政治生活的起步。就这样，王振华走上了一条艰苦曲折而坎坷的道路。”
此后，他到上海，继续宣传抗日救国，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了两年多烈士。“七七”事变后出狱，在上海从事托派的组织工作。
由于他在抗战问题上的主张背离了托派的政治纲领，与托派中央发生了严重分歧，被勒令离开上海，出走香港烈士。在港期间，王振华与留港寻求抗日救国途径的黎洁霜相识，彼此倾慕，遂为知音。
1941年初，到重庆《新蜀报》当记者烈士。王振华经原北大几位同学的推荐，参与和领导重庆的托派组织“重庆地委会”的工作，负责编辑油印的内部刊物《工人呼声报》。他的文章，文笔流利，富有感召力，很受当时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欢迎。
1940年5月，王振华因从事反蒋抗日活动，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被定为重犯关进白公馆监狱烈士。
王振华被捕后，特务从其住处搜查出了黎洁霜寄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将正在江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的黎洁霜也逮捕烈士。
黎洁霜被捕后，想尽快同王振华见面，就声称自己也是托派，并已和王振华结婚，特务就将她和王振华关在一个监狱烈士。
刚入狱时，夫妻俩的思想仍基本处于托派状态，他们不参与狱中中共党员的活动，但也不同他们对立，他们在细心地观察和思索烈士。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共产党员，跟敌人展开英勇斗争，直到牺牲，表现了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
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思想不断地受到冲击，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渐渐地对共产党员表示敬佩，公开赞扬共产党员的情操烈士。后来他们渐渐参加到难友们的活动中去。他们除了用那简陋的炊具为生病和受刑的难友服务外，还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对敌斗争，最终在思想与行动上完全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跨入革命者的战斗行列。
王、黎二人被捕后，先后在白公馆、息烽监狱，后又转回白公馆关押，并在转回白公馆后正式结为夫妻烈士。夫妻俩在狱中面对敌人威武不屈，爱憎分明，表现了他们清白高洁的气节。
1950年1月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所制的《被难人士登记表》、《名册》和《传略》等材料对这对夫妇作了最后的记录：
“王振华、黎洁霜，狱中生活很清苦，身体坏，但很勤劳，常常帮助有病的难友洗衣服和做其他工作烈士。他被捕的前两年还是托派思想，常对难友发表托派言论，但后来对斯大林格勒的看法证实错误后，渐渐变好了，尤其最近一年多，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1949年）‘一一·二七’临难时，他高呼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毛 万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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