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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正月初九，刚满六十岁的父亲就来到了这里祭父亲。这一来，父亲就静静地躺在青山二十五年了。
又是一年的正月初一，我们四弟兄几家人与往年一样来到父亲的坟祭父亲。坟四周的荒草经过一年的疯长，又经过了今年的严冬，格外地地颓然，不过父亲坟上，聋哥（我家大哥）手植的麦门冬则一样的青绿。麦门冬的青绿与周围的荒枯与杂乱更让我们兄弟几人在点燃香时愈发的不知所措。本来，二十几年来，无论风雨，大年初一都要给父亲烧香，都要来给父亲鞠躬，但当我意识到，今年是父亲走进青山二十五年了的这一事实，以往从来没有过的凄惶和伤感，猛然弥漫在我的眼前和心中。
父亲走之前的几年，原本应是父亲可以面对历史和现实释然的日子祭父亲。文革后期到文革结束，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干校、水库，再重新回到父亲工作了近二十年的农业局。由于多病，单位也没让父亲天天如旧的那样上班下班，父亲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蜷伏于家中，给他的两三个医生朋友下棋，而且还给我家四弟和我的两三初同学传授围期。在这样一个川南小县城里，几乎可以说，父亲是这座县城的围棋发蒙者。不过，很快，四弟就可以与父亲对峙了。下围棋是父亲走前做一一年很重要的事。第二件事，是辅导四弟高考。终于在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当了三年多知青的四弟考上了一所师专。我那时就在想，就算父亲有相当的文史功底，但高考是要考数、理、化和英文的。英文是父亲大学的专业，自然不成什么问题，但数、理、化毕竟不是说检起来就能检起来的。凭什么让父亲在辅导四弟高考时成了全才。其实直到现在，对我来说，要超过父亲，那只好等到下辈子了。第三件事便是在家静心地读书。不过，父亲晚年读的许多书，都是我给买的。家里的书，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就叫我和聋哥卖给了废旧店。我记得，聋哥是用箩筐挑，我是用背篼背。除毛选和一本联共布党史外，父亲是让我和聋哥全买掉的。现在我已记不起，我家那时有些什么书。但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却意外地发现父亲当时留了一本书。这部书叫The Oxford Dictionary。这是一部由Print in Great Britain1911年初版1932年三版的《牛津字典》。在这部有1444页字典的扉页上，留有父亲的字迹，“大哥在56年7月购寄于重庆，56年8月9日收到。***（刘注，请允许讳我父亲姓名）于长宁”。什么书都让我与聋哥背去了废旧店，惟独留下这部他大哥寄送的字典，可见父亲与我大伯的感情之深。很让人感伤的是，我从没能与大伯见上一面。1972年，我下乡当知青那年的冬天，父亲从干校解放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我母亲一道带着我和幺弟到了重庆。看他在北培一起的最要好的同事，看大渡口工作的我的姑妈姑爹。就在大渡口的一天，父亲说他要进城去，也就大半天就回来了。直到文革结束，一次偶然说起，母亲才告诉我，那次在大渡口进城是去看父亲大哥的。后来，我又知道，在父亲他们那个家庭里，差不多都是靠大伯教书的一点点微薄的薪水来支撑的。而且在1957年大伯被打成了极右分子，给送到了一个叫“菜园沱”的农场劳改。大伯在父亲走时前一个月离开了人世。但这一消息没有告诉已是弥留之间的父亲。也许，这对于父亲走时也是一个安慰。
父亲读书之多是在我出生的这个县城是许多人都知道点的祭父亲。但家中已没有书可读。于是，在父亲走时的前几年，父亲的所的书有两个来源。一是县文化馆开出了一图书室——那时县城还没有图书馆，或者说文化馆与图书馆是合二为一的；二是由我给父亲买书。虽说我的教书工资并不多，但在乡下教书，也用不了几个钱。所以一、两个月从乡中心校回到县城就到新华书店转，看有没有父亲想读的书。我给我父亲大约买过《唐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东坡乐府》、《文选李善注》等。这些书现在都在我的书架上。除《元诗别裁集》我没翻过，那时给父亲买的书成了我后来读的书了。父亲读书是非常仔细的，有感想时就随手在留在了书额上。当我后来翻动这些父亲读过的书时，我想，父亲的心境确实是异常凄凉和愤嫉的。如在读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时，父亲在额上写道，“勿为守穷贱，坎坷长苦辛，十九首愤世嫉俗语之。而杜甫欲登要洛致君尧舜等三十载旅食京华，哀哉。”如在读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父亲在额上写道，“皇帝如此，权贵如此，百姓如此，杜甫如此，玄宗不亡，是无天理。”如在读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时，父亲写道，“电影怒潮送别歌云哪有利刀能劈水。是水太硬或太绵而劈之不入乎？水不可断，未见得就不可劈。”父亲在读这些书时，其实是在等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等给他完完全全的平反。其实，早一年前，组织上就给父亲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取消了父亲的“重大特嫌”（刘注，即“重大特务嫌疑犯”之简称），也承认父亲解放前曾加入过党，但不予恢复，在恢复得重新申请。也就是，这样一个给父亲的平反通知是留了一个尾巴的。这对于父亲来说，依然是一个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事。父亲亲口对我说，那时加入党，是要去坐班房，还要遭砍头的，哪里像现在这样？所以父亲关没有按照那所说的那样去写一个什么申请。就在父亲要走的头一年，父亲都在为这事给有关部门写信，也让我假期回到县城时多问问事情的进展。因为父亲知道，生命留给他的日子不多。当然不完全是因为父亲多病，主要还是从肃反开始一直到文革给父亲戗害造成的心灵之伤。父亲不接受组织给他的裁定，因为在父亲看来，他当时的向往和所付出的一切应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四五年，我在三十厂的那一年里，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祭父亲。…我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看到了人民的苦难，…那时，我悄悄订阅新华日报和《群众》，如饥似渴地读革命书刊和革命的文学作品。
——我在三十厂结织了厂里的革命青年***、***祭父亲。…解放后得知，*** 加入下党，***三八年于鄂西加入地下党，后失掉关系来到重庆。我们三人随时交换革命书刊，平时无话不谈。
——四六年初，我还在迎龙场时…与新华日报“新楼”有了直接的联系（“新楼”是党的半公开机构）祭父亲。
——四七年初，新华日报***给我写了介绍叫我到重庆民建中学工作祭父亲。不久，新华日报被封闭，那时我找不到党了。但当时，民建中学的革命朋友很多（虽然我不知道谁是党员）。
——四七年秋，我到达县莘莘中学祭父亲。…***那时由重庆回达县，我由其介绍参加地下党。
——四八年春回到重庆祭父亲。我在民建没有等到***（解放发后才知道***回重庆不久即被捕，后牺牲于渣滓洞）。仅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脱党，同组织失去了联系。
这是我父亲若干检查中的一份中记录的祭父亲。二十五前，当父亲终于不再需要这些文字叙述时，我整理父亲的遗物，除了父亲的大哥寄送的《牛津字典》外，再除了父亲晚年一直在写一直没有完稿的一篇题为《乡愁》的小说外，就只有一份又一份不同时期（主要是文革时期）的检查与交待。在父亲的这些检查与交待中，关于如何向往革命和如何走进革命的经历都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来写的。不过，在这些检查和交待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就是在四八年底和四九年底从长宁江安返回重庆寻找组织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
——我得重庆来信，…最后，***约我去，告诉我，1、当时重庆地下遭到严重破坏，我的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我提出的回川北、回重庆的愿望，现在已不行祭父亲。2、既然长宁中学已聘我去教书，…今后再来找我，也可能有人到我那里工作。…我在长宁仍与重庆保持通信联系。
——四九年底，长宁解放了，我是欣喜若狂的祭父亲。一解放，我跟重庆新公款日报写信，…不久新华日报比例我回信说，我的信已转长宁县委，我的问题由长宁县委解决。…
除了这些对事件的叙述外，更多地是检讨的文字祭父亲。如“我这个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我没有认真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解放后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读高中时，个人奋斗，名利地位”、“我受的完全是资产阶级教育”、“现在，我忠诚坦白地向党和人民交代自己的一生，认真检查处己的错误”、“诚恳地按受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审查、批判和改造”、 …。
父亲在1979年到1981年间，多次写信给县委，希望将地下党的事作一了结祭父亲。但是直到1982年深秋入医院时，都没有一个确切的准信。不过，到了1982年年底，终于有了转机。就在父亲的病房里，有一天县委组织部的一位资深的副部长，来到父亲的病床前，宣读了一份通知。这份通知说，恢复父亲的党籍，党龄从1948年计。在宣读后，组织部的人给我母亲和病床前的四弟握了握手就走了。让人潸然泪下的是，父亲并没有听到这份通知——因为父亲当时处在深昏迷之中。其实，最后一次入院的前不久，父亲似乎已对他地下党的事不太抱希望。就在这年的暑期，我回县城，在父亲的床前，亲耳听到父亲喃喃自语地说：
——我要皈依耶和华了祭父亲。
在我后来翻检父亲的检讨和其它只言片语时，我多少懂得了点父亲当时走向革命的初衷祭父亲。父亲在一份检查中写道：
——我这个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流亡青年所看到的，从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幻想破灭所感受到的祭父亲。…四五年下半年我开始投身重庆的民主运动。
——四五年末和四六年初，我参加了当时重庆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召集的话许多集会，如追悼闻一多、李公朴的追悼会祭父亲。
在这份检讨中，我知道了父亲当时写过一些反美反蒋的文字在诸如民主报、民主星期刊、大公报、新民晚报等发表祭父亲。就在为父亲准备悼词时，县上同意了在县档案局把父亲在肃反时上交的那些铅印的文字，但不当时，不侨什么原因，我和我的兄弟们都没有看见过父亲四六、七年写的文字。在这份检讨中，我看到了父亲投身革命是从投身自由和民主开始的。所以我惊讶地是，这份1970年写的检查，居然在检讨书中多处提及“民主”一词。这是父亲早年的梦，也是父亲为之付出了许多代价而从未看到过的梦。在我整理父亲除了检讨书外的别的只言片语时，在一张浅紫色米字格的学生作业簿上工工整整写道：
——春天的风，夹着花的芳香，草的生气，透过用纸糊了一半的窗棂，摇曳着帐钩，在这样的深夜里，使人感到春风的芳馨，春风的温柔祭父亲。这是春天了。槿是，花红柳绿不是我的春天呵。
——此刻，只有我一个忍受着病魔的恐怕与病魔的煎熬祭父亲。而人们睡得很好，我的妻子，我的小儿，我的小小孙女都不得睡得很好，很舔美。听不见他们的翻身。我不应该呻唤，不应该挣扎，不应该破坏他们的宁静。不应该希望谁想到你。
——人们的思想是不会相通的祭父亲。本来。我就是偶然地来到世间，没有甚么是我的，我应该一个人走进深山老林，再也不出来。因为，天国近了。
我父亲在这里写道：
——因为，天国近了祭父亲。
我每次读到父亲的这在一页半纸上写着的文字，我都不能自禁祭父亲。倘若我手指抚的不是键盘，而是一叠白纸，我的泪水一定会把白纸打湿全的。父亲就是这样走进青山的。就在今年的正月初一，当我猛然记起，父亲离开这个给他带来诸多不幸的人世已经整整二十五年，我在父亲的坟上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给我的兄弟们说，父亲走了二十五年了。就在五年前，我们几兄弟商量，父亲的碑是父亲单位立的，现在在要用我们四弟兄的名义重新祭立。于是在父亲的新立的碑上，我写下了：
自由在天国
仁爱泽后人
2003年动议，2004年的清明吉立祭父亲。重新立碑时，已近八十的老母亲（一年后，母亲已离我们几弟兄走了）与我们几弟兄一起站在父亲的新碑前。那天，我记得早上还是晴的天气，当我们立碑时，天便下起了雨。雨，密而细。但就在今年的正月初一，从父母亲的坟上返回县城到聋哥家吃午饭。没想到，四弟讲出了父亲身前的一个天大秘密让我震惊。不知怎么就说起了父亲恢复党籍的事。四弟说，那是为发安慰父亲所做事。四弟说，父亲的两个好朋友医生对来看我父亲的组织部的同志说，你看人家老刘都要见马克思了，你们可不可以弄一个什么通知来当着老刘念一念，让老刘走得心安。
难道给父亲的那一纸通知是医生与组织部官员的恶搞？我这定是不会相信的祭父亲。因为，在父亲的悼词里对此写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追悼会上，我当着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所有亲朋好友的面，把父亲的抚恤金做了党费交给了组织。
怎么四弟会说出这样惊恐的话来？在父亲二十五周年的祭日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我自认为在这个家族里，大凡小事我都知道的祭父亲。从来没有哪个跟我说起这事，而且，四弟也从来没有给我说起过这事。而且，我确信的是，父亲的悼词是由父亲的单位写的，再就是，父亲抚恤金的认定是以退休人员的身份认定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当然，这对于已进天国的父亲不重要了祭父亲。因为，当父亲写道“天国近了”的时候，父亲所皈依的也不再是父亲在所有检讨里要陈述的事情和愿景。父亲临走时的大彻大悟，让所有的现世都显得微不足道。父亲知道只有天国才是他的最理想的栖身地。而且我也知道，天国中的父亲是自由的。
2008/2/8（戊子年正月初二） 小碑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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