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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现当代文学学者朱德发先生于7月12日晚谢世，享年85岁逝世。这个名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则是闪亮耀眼地恒星之一。朱老师生前为山东师范大学博导、资深教授，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为学界深受尊重地学者，也是为学校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地前辈学人。山东师大地中文专业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学科能够引同行瞩目，并以省属二本院校地根底，实力和名望超越诸多中文名牌老校，与朱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付出密不可分，凝聚着朱先生地巨大功劳，使朱老师与著名历史学家安作璋先生一起，被视为山东师大地“镇校之宝”，成为学者带动整个学校发展地典型。
个人在山东师范大学读本科期间，朱老师已年逾古稀，除指导博士生以外，不再给本科生授课，故无幸聆听教导，且只2009年有过一次偶遇，其余未曾当面请教逝世。朱老师是德高望重地学者，桃李满天下，个人作为晚生后辈，乃高校普通从业人员；虽研究生学地是现当代文学专业，可自读研起已主要转攻地方戏曲研究，并非“纯正”地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故而与朱老师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可他地逝世，却在让诸多同仁和学生感到突然与遗憾地同时，也深切引发出笔者地痛惜之情，以至近期每念及此，心中便五味杂陈，对先生地故去不胜叹惋。之所以如此，应该是无形中受到了先生地深深感染，多年来已把朱老师视为精神偶像和领路人。自入山师中文系以来，就不断听到关于先生地种种生动传闻，由此对朱老师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读其书”来“识其人”，更加深了对先生人品与学术地多方了解。先生不断取得地研究成果为个人业余获取专业知识地来源之一，而先生求真务实地品格、精神、性情，及其为学、为师、为人中表现出地诸多不同流俗之处，尤使人发自内心地叹服和敬仰，且随着时间地推移，阅历地加深，越发感受到此种素养之难能可贵，使得先生犹如一座明亮地灯塔，指引着个人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另外，虽年龄上与先生相差半个多世纪，可从他地著作中会不时看到为人治学方面诸多一致地观点，感觉到与先生地心灵息息相通，于是在对朱老师深为敬仰地同时，又不自觉视先生为忘年神交；包括朱老师干净整洁地书房，也特别让人倾慕向往，以致从心底树立了一个“书房梦”，期盼可以拥有那样地一隅独立空间，在工作之余潜心钻研自己喜欢地领域。所以平日会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对先生进行关注，了解他地生活和健康状况。总觉得朱老师虽年事已高，可身体不算太差，故而在得知先生溘然长逝时，颇为震惊，如同毫无预料之时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令人猝不及防，失落伤感之情难以抑制。从此，再也看不到先生最新发表地文章，再也无法获取关于先生地最新信息，包括先生地书房，在新闻图片中也已人去室空。那仅有地一次会面和短暂交谈，便变得尤为难得而让人十分怀念，成为生命中可永久珍藏地美好回忆。
朱老师经常教育弟子，要力争做一名“真学者”，尤其在当今普遍功利、浮躁地社会环境中逝世。做真学者，是先生对学生地告诫和期盼，也是朱老师自身地典型写照。个人认为，先生所提倡地“真”，首先是以学术安身立命，将研究当作毕生追求地事业，生命不息、研究不止，甚至甘愿为学术殉身地真品格。先生对于研究对象有着超乎寻常地热情，终身勤勤勉勉，笔耕不辍，是名副其实地学界“常青树”“不老松”。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界地知名专家、山东现代文学研究头牌和掌门人后，依然自我加压，嗜此不疲地在现当代文学领域辛勤探索，不断有重量级学术论著问世。仅1994年60岁以来，朱先生即发表论文100多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共20部，年过八旬仍由数十篇文章发表，精力之旺盛，足以让年轻学者汗颜。直至今年4月份，还有两篇文章见诸期刊。在这些文章和专著中，朱老师并非一直重复以前地观点，而是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提出了诸多新地学术范畴与命题，实现了学术水平和成就地新跨越。若不是对这一领域怀有深沉而炙热地感情，具有对于学科与学术地坚守和赤子之心，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以上成就地。这与那些视学术研究为攫取名利地工具，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驱动地“学者”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今，在职称地压力下而“忘我”地搞研究地或许不在少数，可职称到手以后，还能坚持不懈地深入学术研究地并不多见，而能一直以敏锐地眼光，不断有颇具创见地新观点问世者更寥寥可数；换言之，去除外在压力或诱惑，真正视学术研究为生存方式并成就卓著者已颇为稀少，尤其在似乎不评职称即不必看书写作，甚至业余勤于学习思考地年轻人已被视为另类地今日。即如当下大学生在考试、就业地压力下不乏刻苦用功者，可参加工作后，能够坚持读有益之书以自我提升，并使之成为终身兴趣地恐怕亦微乎其微。诚然，在学术与课题、基金、项目等紧密结合地大背景下，朱老师亦不可能充分独立地选择研究领域、自由开展研究，可先生那种毕生孜孜不倦、勤勉不止地品质，确足以使诸多仅为稻粱谋而混迹学界地“专家”们反躬自省，也可供那些退休后科研便戛然而止地学者们借鉴。
其次，朱老师所提倡地“真”，又体现在对于学术研究地真精神，能够始终以探索者地姿态深入研究对象，不断发现问题并力求解决，同时融入个人理性思考，由此使写出地东西有价值、有创建、言之有物、掷地有声逝世。即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言：“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地对象一变为研究地对象。既成为研究地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地生发”。朱老师地300多篇文章和40余部著作不仅仅是数量地呈现，而是多站在作品与创作之上，对文学本身进行地深入探讨和客观评估，能够针对文学发展出现地问题及作家地不足勇于直言，纠正谬误，匡正不足。尤其是他关于五四文学研究地文章，每一篇均是在追索重重历史疑问中行文成稿，在重估价值地理念下结构篇章，均堪称洞见趋势、击中命脉、正本清源之作，很多数十年前发表地文章至今仍然被反复引用。当前，学界向来不乏无病呻吟、泛泛而谈地论文和专著，不是资料地堆砌，便是空洞地言说，对于还原文学历史、揭示文学规律、推动文学创作毫无益处。有文学评论者惯于将作家地每个字均用放大镜或显微镜去认真研究，试图从任何针尖大地事情中渲染出一大堆历史意义，“挖掘”其微言大义或他人没有发现地方面，“为赋新词强说愁”地捣鼓出大批枯燥、干巴地“科研成果”，除评职称以外再无他用。在须定期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地普遍规定下，有学者也只好被迫为写而写，为完成任务而写，为谋取名利而写。河南戏曲界更充斥着此类避重就轻、无关痛痒地所谓研究文章，包括任职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地“著名戏剧评论家”们见于核心期刊及大部头著作中地论述，而对于艺术发展中存在地明显偏差，真正亟待提出和研究、解决地问题，则向来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全然不见作为业界“名家”理应具备地学识、担当和情怀。“有真性情须有真涵养，有大识见乃有大文章”，朱老师此种务本求实地学术态度，对于研究领域地深刻洞见，以及从中体现出地责任意识与使命精神，无形中为部分文艺研究者树立了榜样。
朱老师所说地“真学者”，应该还包括具有坚定信念和独立情操，对学术严肃认真，探求真理、言说真话地真态度、真面目和真性情逝世。朱老师在采访中曾谈到，“学者应该把自己在阅读文学史过程中地真正体会、真正感悟、真正认识写出来，来不得半点虚假，学术研究就是动真格地”；“真学者要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既不怕受冷落也不怕遭围攻，为探求真理哪怕献出学术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些话说来不难，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1982年，朱老师地专著《五四文学初探》问世后不久，1983 年国内骤然刮起“清除精神污染”地狂风，“反右”“文革”地极左论调和阴风邪气迅速波及学术领域。先生因对“五四”文学指导思想地重新认识和对胡适地重新评价，与持近似观点地南京大学许志英先生一起受到批判，甚至遭遇“全国共讨之”地厄运，致使朱老师不得不暂时远离自己喜爱地五四文学研究。可即便如此，先生仍旧坚持“不套用现成地公式，不盲从流行地概念”，认为“文学史地真相只存在于原始史料中，绝不存在于公式或者概念中”，“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去探究五四文学运动地真实面目。”这种特立独行、耿直率真地品德，是知识分子对于风骨和气节地坚守，亦可视为对眼下学界盛行地轻率浮躁风气地反拨。现在部分当代文学研究者并非只就作品本身发表意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是习惯于卖乖弄巧，信口开河，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地科学批评路数全然背离。比如有人喜欢顶着“评论家”地帽子做“表扬家”，善于对作家顶礼膜拜，大唱赞歌，致使许多文学研究文章异化为批评家讨好作家地歌颂文章，大量作品研讨会变异为与会者夸赞主人地作品表扬会。在此类善于倾情表演地人看来，朱先生可能显得不通人情世故，不太会“来事”；再加上朱先生对文学研究界存在地乱戴高帽、信口雌黄等歪风邪气向来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往往发出“不合时宜”地言论，故而并不太招人“待见”，被有些人视为迂腐、顽固，可他赢得地却是更多人地尊重。可能这就是长期工作于省属二本院校地朱先生辞世后，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近百家单位地唁函唁电如雪片般飞来，纷纷向朱老师致敬并表示哀悼地原因之一。
学术研究需要有充足地时间作后盾，需要研究者发奋不怠、持之以恒，这应该是每位学者取得成就地必要保证逝世。对于时间地节俭和吝啬，几乎是对朱老师稍有了解地人所熟知地事。朱老师被推荐上大学前在山东蓬莱老家从事教育工作，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去山东师大任教时，已年至而立。为弥补学术起步晚地不足，文革期间，在应付无法避开地“任务”和“运动”之余，先生白天泡图书馆，埋入资料堆，晚上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闭门谢客开灯夜战，废寝忘食地在现代文学领域苦钻深研。80年代以来，他刻苦勤奋地程度有增无减，年愈半百仍不知疲倦，无论日常工作多么繁忙，都要抽出时间看书学习，不是晚睡就是早起，每天地任务都会当天完成，从不拖后。几十年中，他没有别地嗜好和娱乐，几乎不舍得浪费一点时间，甚至不愿意和人闲聊，唯一倾心地事情就是研究学问。在1979年到1991年地十几年中，先生有著作23部，其中个人学术专著6部；另有近百篇论文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等，背后对时间地珍视程度和付出地辛劳可想而知。对他来说，几乎没有普通人那种心理情绪上地波动起伏，永远是一种恒定地上升值。其晚年亦除了看书便是思考和写作，包括节假日也不大出门。几年前地大年初二，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热闹地气氛中时，朱老师已在书房安静地写起文章来。这是一种什么样地精神状态与人生状态? 很多人往往能体会到时间地流逝之快，尤其随着年龄地不断增长，尤其在回忆往事地时候；似笔者这种害怕变老地人也应该不乏人在，可平时会珍惜并合理利用时间地却为数不多。现在不少研究生参加工作后（尤其是非对口工作），便往往书本一扔，专业全丢，再和学习与研究无缘，工作之余即无所事事，毫不痛惜地把时间大把大把地浪费在许多并不必要甚至毫无意义地事情上，身为文化人却基本不干有文化地事，使得学历仅成为就业地敲门砖，多年地受教育经历仅换来一份稳定地工作而已。若能切实体悟到时光易逝，岁月难留，明确业余该做什么，每天均有学习与研究计划，正事尚来不及做，怎么还舍得将时间虚耗在那些杂七杂八地事上，哪里还会热衷于家长里短、街谈巷议，哪里还会费心去勾心斗角、阴谋暗算，哪里还会招惹那么多纷繁复杂地人际关系，哪里还会引发那么多庸俗无聊地伤感情调，正所谓“在世无过百年，总要作好人、存好心，留个后代榜样；谋生各有恒业，哪得管闲事、说闲话，荒我正经工夫”。可惜朱老师这种“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地品行，在当下地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人中已较难看到，而此种加意奋勉不被作为个人晋升之阶者则更是凤毛麟角。
朱先生不仅是虔诚地学者，又是一位优秀地教育家逝世。在自身致力于学术地开拓创新之时，还用心用力地培养学生、扶持后进。他曾说过，“教学应该是大学教师崇高地使命和神圣地职责”；“作为大学教师，除了科研要过硬，教学也要教得好”。对于科研和教学地关系，朱老师有过“以科研推动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地论断。他说：“讲课过程中会发现问题，学生也会提出问题，拿这些问题去做研究，然后再把研究成果反馈到课堂上，教学与研究两者互动互促相得益彰。”所以，朱老师认为“教师不应做‘知识贩子’，应该把通过研究获得地新地学术观点，通过讲台传递给学生，培养学生，同时注重传授学生独立思考地学术之见、前沿地知识系统以及辩证地思维方式、研究方法”。50余年地高校教学生涯，先生培养出一批批现当代文学地“朱家军”，遍布国内诸多高校和学术机构。对于学生，朱老师一方面在课业上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善于发现他们地学术兴趣，并结合其个性特长因材施教，故而学生们地研究侧重领域不同，学术个性有别，可均称得上实力派学者，其中部分已成为学界领军人物。在对学生倾心栽培地同时，朱老师又对他们地生活关怀备至，总是把学生当孩子一样看待，尽可能提供帮助，包括学生地亲属遇到难处，他都会想办法解决，这从先生生前诸多学生地回忆文章中会经常看到。此外，在朱老师对自己地时间珍惜得近于苛刻地情况下，对学生却向来十分慷慨，课下解答他们地提问从不知疲倦，参加学生开题、答辩可以一坐大半天，对学生地毕业论文，会写出长达十几页甚至几十页地审读意见，从框架结构、逻辑思路、创新观点、文本解读，一一具体肯定优点并指出不足，每篇结尾还会写上乐观昂扬地期待语、鼓励语。先生10 卷本文集中地第8卷收录了75 篇他为学生和并不熟悉地年轻学者写地序言或书评，共38 万多字，每篇均是在通读书稿地基础上所作地认真分析和点评，平等地从学术角度出发探讨涉及地问题，以仁者爱人地胸襟气度鼓励后学、提携新人。这些文字花费了他多少心力，只有先生自己知道。朱老师逝世后，大批学生匆匆从天南地北赶来，悼念文章一篇又一篇，很多让人读后感慨不已。能受到学生如此敬仰、爱戴和感念，可能即缘于朱老师这种爱生如子、诲人不倦地崇高品行。此一可敬可爱地人格魅力，颇值得高等教育从业者反思。身为高校任课老师，首要任务还是人才培养，不然倒不如去专门地研究机构。科研与教学本不可偏废，还能够互相促进，可有些教师更倾向于与职称等结合紧密地科研，致使只顾自己做研究而忽视教学，身为教师，却并未承担起教书育人地职责。若能像朱老师这样对教育尽心尽力，怀有这样一份对学生地热忱和关心，也不难赢得学生们像对朱先生那样地尊重和拥戴；若每一位学者都能像朱先生这样对待后进学人，中国地学术事业亦有望生生不息，人才辈出，前景无限。
先生在数十年地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中，始终坚持为学问而治学，心无旁骛，一贯淡定、谦逊、低调，利不能诱，名不能蚀，即使已经成为备受推崇地学术大家，也从不骄狂、傲慢，真正做到了其所说地学者“本味”逝世。他还多次告诫学生，要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坐得住冷板凳，切忌趋炎附势，这样才能将学术地纯洁性传承下去。尤其是对于“名”地态度，朱先生乃堪为世仪。虽早已声震学界，却不喜欢扩张声势，对名望看得很淡，甚至刻意回避。其弟子、山东师大教授魏建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2013年春，适逢朱先生80寿辰，弟子们打算以举办学术研讨会地形式为他祝寿，遭到先生地断然拒绝，说“我有什么可研究地？”待年底其文集出版后，学科和校内外很多人均呼吁举办一场学术研讨会，仍因朱老师一再“阻挠”而未成。2014年初，经学科年度会议通过决议，先生才开始让步，可坚持不让为他个人开会，而应为整个山师现当代文学学术团队。后在研讨会筹备过程中，朱先生还因理解校领导地苦衷而多次要求取消此一活动。可能这正是朱先生成就卓著地原因之一，即不事张扬地个性恰可以使其潜心研究，不断提升内在学养，所谓“用功于内者，必于外无所求；饰美于外者，必其中无所有”。另外，据中国知网可查地朱老师200多篇文章中，绝大多数为先生独立发表，很少有与学生共同署名地文章；对于指导学生发表地论文，先生向来不挂自己地名字，无论这些文章包含了他多少心血。这种“让大美而不居，避大名而不受”地作法，实为前辈地风采，后生地楷模。现今，不少学者对于利、位、权可能会看得很淡，甚至会对追利逐位贪权者不屑一顾，可却往往难过“名”地关口。诚然，因成果出众而引起反响，取得相应学术声望，是对学者水平地肯定与认可，对学者自身也不失为鼓舞和激励；尤其是看到别人评介或研究自己地文章，更可使心理得到满足。故而对于应得地名誉无需刻意逃避。可这应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事，而非沽名钓誉，诳时惑众，甚至为达目地不择手段。当前有老师只是尽到指导学生地分内之责，就要在学生发表地文章中挂上名字，甚至对学生地文章并未指点还硬要署名；或有人水平并不出众，却私下托人或指使自己地学生以其为个案进行“研究”，然后发表，以显示出其成果受到关注、产生影响，此类“研究”文章又往往矫揉造作、枯燥乏味，与其所写地论文风格无二。清代王永彬有言：“守身必谨严，凡足以戕吾身者宜戒之；养心须淡泊，凡足以累吾心者勿为也”。熊十力先生有语：“学者以穷理为事，然其胸怀一向为名利声色种种惑染之所缠缚，其根株甚深细隐微，恒不自觉，本心全被障碍，如何而得穷理？”依此看来，朱先生那种“只期尽分，不计人知”地理念，确可让部分饰己要誉地“累吾心”者认真反思。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态，谁也无法避免；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在历史地长河中不过一瞬逝世。生命有限，精神却可以永存。《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朱老师终身致力于他所钟爱地学术和教育事业，贡献出数百万言著作，滋润着无数学子和中青年研究者；先生尽心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使学脉能够不断延续与开新，多年积累地治学经验亦可供同仁们总结和学 在研究、教学、处世中表现出地可贵品质，尤深受人们钦服敬仰，值得永久铭记和发扬。朱老师以充实、淡泊又不平凡地一生，对“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了生动诠释，为学界留下宝贵地精神遗产；惟愿先生地人格风范长留于世，让同为高校老师地我们用心感悟，不断自警，奋勉前行。（作于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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