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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小镇的日常生活
早上11点起床的时候，炉子里的炭火尚有一点微温。四围静极了，像被遗弃到了天尽头的某处聚落。我懒懒地穿衣起床，眼睛还惺忪着。拉开门，激烈无比、犹如乱箭穿心的大团大团的冬日阳光蓦然扑面而来，一瞬间脸颊刺痛，眼睛紧紧闭上。我心里暗自吃惊：原来我如此切近地身在甘南啊。
夏河县，地属甘南藏族自治州。说是“县城”，其实只是一处小小的聚落。以前这里是一个镇，因著名的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坐落于此而得名，就叫“拉卜楞镇”。黄河著名的支流—大夏河，就从小镇中心一道石砌的小桥下迤逦流过。
洗漱完毕，我从拉卜楞寺招待所那个美妙的小院子里出来，走过小桥，走上左手边七彩雕绘的“吃喝楼”（我命名的）的二楼，第一家，是河州回民开的馆子。我在外面的回廊上坐定，先要一个盖碗茶，放进去桂圆、红枣、冰糖、葡萄干儿、粗茶叶，倾入滚烫的开水，盖上盖儿，然后悠闲地居高临下看街景。街上早已热闹起来，方圆几十里的牧民都进了镇子。刚过正月初八，拉卜楞寺的各项法会才开了个头，人潮汹涌，女子都换上了最好的衣裳，藏袍的边缘镶着大红大绿的氆氇。间或有盘着红头饰的康巴汉子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地从楼下踏踏而过。
小伙计端上炮仗面，我心满意足地吃完，再喝两杯茶，起身去找加措。加措正坐在隔几个门面、卓玛姐妹的藏餐馆外弹琴。我凑过去，一起嗑瓜子。加措是寺里曼巴扎仓（医药学院）的小喇嘛，才17岁，天天跑出来弹琴玩。后来我很多次去过加措的僧舍，加措的师父是一个60多岁慈祥的老人，据加措说医术极高。加措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徒弟，刚从牧区来到拉卜楞寺，还没学会汉话，被加措支使来支使去地干杂活，冬天时还拖着长长的鼻涕。
一下午就这么晃过去了。黄昏时，我照例去转山。整个镇子的人好像都出来了，沿着转一圈有将近十里地的转经廊，一个个转经筒拨弄过去。转一个转经筒，就等于念了一遍经啊。这也是我每天黄昏的功课。我无所思无所想地只顾走路，心事浩渺。夕阳渐渐沉没下去，彤红的余晖遍撒在拉卜楞寺和对面河边白塔的金顶上，秃鹫巨大的翅膀扇着风声，喧闹地飞起来了。
晚上，加措、卓玛他们聚到我住的小院子里，他们喝可口可乐，我喝啤酒，弹琴唱歌。加措的吉他小有所成，卓玛姐妹的嗓子极好，学甘南州最有名的歌手阿香唠唠的男声居然惟妙惟肖。我只会唱崔健的摇滚，哑着嗓子乱吼一通。这小小的聚会感染了院子里住宿的所有老外，纷纷打开门，橘黄的光亮从一扇扇门里泻露出来，每间屋子里的炉火都烧起来了，焦炭哔哔啪啪地爆响。风刺骨地吹着，蓦然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破深蓝的夜空。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闻上说，大夏河断流了。
在厕所里结识香港人阿锚
这是1995年的冬天，春节刚过。我一个人在甘南草原偌大的地面上游荡。正月初十，正午的剧烈阳光下，拉卜楞寺的金顶闪闪发光。闻思学院前面的空地上，数十个喇嘛席地而坐，听活佛讲经。活佛的金黄伞盖，喇嘛的绛红袈裟，铁色的山坡，棉絮般雪白的云彩，七彩交织的壁画，在这些阔大的背景之下，我走进大夏河岸边一座破破烂烂、仅可遮顶的厕所。里面污水横流，要不是肚子不舒服，我才不愿进来呢。蹲在茅坑上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下面是空的，到处觅食的狗和猪，哼哼哧哧地在人的屁股下面出没，屁股一阵凉飕飕的冷。
旁边坑上蹲着的这位，卷发像狗毛一样凌乱，眼球鼓鼓地凸出，鼻孔如同硕大的狮子狗鼻，和干裂的嘴唇一起朝上翻卷着。我这时才发现忘了带纸，不时地觑他，又不好意思贸然张口要。眼看着他提起裤子，我急了，嗫嚅着说：“哎，朋友，还有纸吗？”他转过身子，说：“有有有。” 一口广东味的普通话。我俩就这样搭上了腔。原来他叫阿锚，香港人，在广州美院念书，假期出来旅行。
此后几天，阿锚就举着昂贵的尼康相机，跟我一起转经，看天葬，和小喇嘛唱歌，跟藏族姑娘打情骂俏。后来干脆搬进了我住的房间。有天上午醒来，我正看着太阳打喷嚏呢，阿锚举起相机，给我拍了一张“少年向阳”的照片。
泽库人才旦加
正月十三晒完大佛，我又把青海黄南的藏族人才旦加拉进了我们的小圈子。
才旦加着褐黄色羽绒衣，牛仔裤，套一双高腰牛皮靴，戴一顶棱角耸立的羊皮帽，像极了凌空而降的古代侠客。他的业余爱好是研究藏族服饰，已经拍了大概几千张照片，说起藏族服饰如数家珍，在大街上指点着我们看过往的行人：什么样的是贵族穿的，什么样的是贵族女人穿的；什么样的是未出嫁的处女穿的，什么样的是已出嫁的妇女穿的……据他说，这些穿着一丝都不能混淆。
我是在从临夏至夏河的车上认识才旦加的。才旦加是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人，在当地政协工作。到夏河后，头一夜我住在汽车站旅馆，晚上满脸横肉的司机带着一个人来串门，我一看，赫然竟是才旦加！亲热得不行，第二天他就搬到我的房间来住了。
我和他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多年之后，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刚刚去了一趟北京，带了许多粗加工成艺术品的牛头和藏刀，就穿着藏装在大街上沿街叫卖，卖得非常好。才旦加嘲笑北京人没见过世面，一只牛头能卖到一千元！藏刀最便宜的也能卖几十块钱。他说他在长安街上走，过一个路口时，一个交警伸手拦住他，敬礼，然后请他把腰上佩带的藏刀取下来，说市内不准带刀。才旦加辩解说按规定少数民族可以带刀，那交警面有难色地请他还是取下来，理由是北京是首都，有很多外国人来参观，怕外宾印象不好。才旦加只好取了下来。我在电话里听得哈哈大笑，附和他说果然北京人没见过世面。
不知道才旦加最大的心愿—把藏族服饰的照片汇集成一本书出版—如今是否实现了？我很怀疑，也很怀念他。
格尔木一夜
我和阿锚正月十四离开拉卜楞寺，启程前往西宁，临走和才旦加约定，在西宁汽车站旅馆碰头，由他带我们去著名的循化天池。我和阿锚在西宁住了三天。正月十五晚上在旅馆柜台给才旦加留了言，赶到塔尔寺，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看了一眼著名的塔尔寺酥油花，再回到西宁，还是连才旦加的影子都没有。我俩忍不住破口大骂。
没辙，我俩只好在西宁大街上闲逛，还在西关什字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批藏文化方面的书寄回家。这天下午，走到中国银行门口，我突发奇想，问阿锚：“你还有多少钱？”
阿锚说：“还有700港币。”
我说：“换成人民币咱们进藏如何？”
阿锚目瞪口呆，说：“你还有200块钱，加起来只有1000块钱左右，能进藏吗？”
我说：“我操，怎么不能？哥哥第一次进藏就带了500块钱，正好一半。”
我俩就站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商量，热血沸腾得像两个刚发情的青涩少年，又像两个青藏线上的背包雏儿，其实我俩都进过好几次西藏了。
像做梦一样，当晚我们就颠簸在亲爱的青藏公路上了。正是正月十七，过日月山、黑马河、茶卡盐湖，一路上手帕大的雪片如搓棉扯絮一般飘舞，满车厢的人都睡了，四野安静得好像窒息，只能听见汽车马达声。像脸盆一样大的金黄金黄的圆月，挂在蓝得发紫的天幕上。我和阿锚毫无睡意，直勾勾地盯着窗外，被这旷世的美景惊呆了。真像是天堂啊！
第二天凌晨到达格尔木。1992年夏天我第一次到格尔木，是从敦煌出发，走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当金山口、花海子、大小柴旦一线。格尔木是凭空在戈壁滩上建起的城市，90年代初的时候，人还很少，像极了美国西部枪战片中的西部小镇：蛮荒，安静，阳光曝晒下的白炽。走在街上，好像随时会从哪个路口跳出来一个戴压檐帽的彪形大汉，腰间的枪套里藏着枪，一眨眼就拔了出来。这次再来，感觉人明显多了起来。
从格尔木进藏，有两个选择，一是坐格尔木汽车站的班车，一是坐西藏运输公司在格尔木设的班车站。前者紧邻火车站，后者在城东。我和阿锚都去看了看，当然是西藏的班车舒服，又干净又安全，不像格尔木汽车站，以小偷多出名，而且司机为了拉满客，随意停车。可是格尔木汽车站的班车便宜，我和阿锚两个穷鬼权衡再三，还是买了这儿的票。穷人没有选择舒适和安全的权利。
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发车。上车时，窄窄的车门处堵着两个人，看起来像司乘人员，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小偷，每个上车的人都被他们挤了一下，技艺高超地翻过了口袋。人人都知道，可是人人都不敢张扬，因为这儿的小偷全是拉帮结派的，车站上大概也会收所谓的“管理费”，所以成就了青藏线上十分著名的格尔木小偷。
那时正满世界流行郑钧的《回到拉萨》，一开车，司机就放这张磁带，翻来覆去，一直听到了拉萨。我和阿锚激动极了：能够再次进藏，真好！“那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没完没了的姑娘正没完没了地笑；那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没完没了地唱我们没完没了地跳……”此刻还有什么能比这简单的歌词更能表达我们的激动呢！熟悉并热爱的风景在眼前远远地铺展开去，戈壁，戈壁，长着低踞的骆驼刺的戈壁滩，望不见尽头的戈壁滩，一直一直向南延伸，引领我们，一次又一次，抵达那圣洁的莲花宝地。我爱这荒凉的大风景，我爱这大风景里人的生死曲折，人的转世轮回。
冬夜过唐古拉
我第一次走青藏线进藏是1992年。那时，两年前刚刚经历过一场巨大的打击，身心的疲惫和绝望，好像一块巨大的裹尸布，罩住了昙花一现的好时光。一切都改变了，包括虚假的幸福幻觉，对空洞价值的迷恋，和曾经以为坚实的基础，毫不留情地崩溃了，如同灰飞烟灭，好似大厦已倾。我开始留长发，穿着朋友在法国买的、品牌为“on the road”的旧军装，在祖国的西部边疆和浩瀚的大西北游荡，让痛苦的心灵得到休息，让异质文明的新鲜血液注入血管，以摆脱那酸臭虚伪的儒家文化和专制的控制。
那是夏天，我带了一只医用氧气袋，在格尔木充满氧气，以备万一之需。结果一觉醒来，发现正在下山，问身边的人才知道，早已下了唐古拉山。我气得把硕大膨胀的氧气袋放开口子，按瘪了它。我知道我可能天生是适应高海拔的人，追求着绝对的高度，什么高原缺氧，我根本毫无反应。后来数次进藏，再也没有用过这劳什子。
可是这回是冬天，我和阿锚从五道梁开始就有反应了：头痛欲裂，浑身乏力，像发烧的症状一样。我看看阿锚，见他嘴唇上翻，全起皮了，皴开了几道血口子，还嘲笑他卷毛狮子狗变成了三瓣兔子嘴。他看着我，说你拿镜子照照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我俩互相嘲笑，苦中作乐，以减轻剧烈的高原反应。
青藏线上最可怕的就是五道梁。唐古拉山口虽然海拔5230米，可翻过山口就下山了，所以反应不大；而五道梁，沿途平均海拔全在4500米以上，高原反应强烈。夏天我没有一点儿反应，可是没想到冬天的反应如此剧烈。偏偏我们的车又停在唐古拉山口吃饭，正是深夜，我和阿锚一下车，心跳如鼓，就像踩在棉花堆里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俩互相搀扶着，走进惟一的一家四川人开的饭馆。只看见里面人头攒动，屋子中间的火炉旁围满了人。我和阿锚一点食欲都没有，可是需要吃，在路上，体力是最重要的。我俩要了一盘20多块钱的青椒炒肉，每人一碗米饭，却怎么也无法下咽，只好要些开水泡饭，勉强塞饱了肚子。走到屋外，寒风刺骨，那雪欲下未下的样子。我和阿锚张大嘴，艰难地大口大口呼吸。
再上路的时候，开始下山，这才能合一会儿眼。
过藏北重镇那曲，到拉萨已经是第三天深夜。
车停在修葺尚未完工的拉萨汽车站对面，周围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不知为什么，眨眼之间，乘客和司机都走得无影无踪。远远的，汽车站旅馆透出一点点微弱昏黄的灯光，看起来非常不真实，好像永远无法抵达。
我和阿锚摸索着往有灯光的方向走，磕磕绊绊，到处都是巨大的石头堆，一不小心膝盖就撞上了。
突然，我俩同时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偷偷回头一觑，只见一个灰白的飘忽的影子，双手似乎插在裤兜里，紧紧跟着。我俩有些惊慌，阿锚俯身捡起一块带棱的石头，低声呵斥快走。我急急两步，哎呀一声绊跪在一块石头上，又站起来疾走。
那影子倏忽不见了。
进了旅馆的院子，我惊魂未定，问阿锚：“刚才是人吗？”
阿锚喘着气说：“好像是吧？”
巧遇“藏族师爷”二毛
第二天，我们搬到军区招待所，准备住上半个月，等着过藏历新年。
下午，我俩从大昭寺出来，站在街头发呆。算算钱，肯定撑不到藏历新年了。
我说：“要不咱们去拜访扎西达娃吧，就说很喜欢他的小说，先套瓷，临走时再问能不能借点钱。”
阿锚说好。
我去问街头的交警西藏文联怎么走，他也不知道。纠缠了他一会儿，觉得无趣，我和阿锚就靠在街边的栏杆上，漫眼看眼前走过的姑娘，给她们打分。
正百无聊赖，忽然看见远远地走来几个长发青年，其中一个是藏族，脸狭长，戴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活像一个藏族师爷。我心里嘀咕：这几位看着像搞摇滚的，也许能知道文联？
我伸手一拦：“朋友，请问知道西藏文联怎么走吗？”
那藏族师爷停下脚步，一边使劲咬下嘴唇的皮，一边睁着鼓凸凸的鱼眼问：“你们去西藏文联找谁？”
我说：“扎西达娃。”
他问：“找他有什么事儿？你们认识他？”
我说：“不认识，看过他的小说，想去拜访他。”
他哈哈一笑：“我就住在文联。坐这路车能到。”
说着跨过街道，伸手拦下一辆小巴，极其嚣张地吩咐司机：“把他们送到文联！”
我和阿锚措手不及，我忙说：“先别，知道地方就行了，我们自己去。”
那人不顾同伴的不耐烦，索性也靠在栏杆上，大声武气地说：“能来西藏的都是好汉！这几位是从四川来的摇滚乐队，走！一起去喝酒！”
我和阿锚不由分说，便被裹挟而去。
这人就是二毛，藏名楞本才让。
此刻我满怀深情地让二毛哥哥出场了。我和他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如今我们都寄居在北京这个庞然大物的壳里，做着我们各自的螺狮壳道场。前几天去亚运村藏学中心五楼看他，他指着身边唱摇滚的东珠说：“看，连我们草原上的雄鹰也窝在这里了！”是啊，我们都是草原上的生物，虽然皮毛和四蹄都已经退化了，可心还是饱满的，它鼓鼓地涨满了汁液，捕捉着空气里任何一丝自由的气息。
后来二毛说，那天一听我们那样说，就知道我们是没钱了，想找人打秋风。
那天下午和二毛他们一直在喝酒，晚上又到二毛在西藏文联的屋子里去喝。二毛叫了文联的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中年人叫多吉欧珠，长得极其憨厚，是拉萨有名的作曲家，刚出了一盘磁带。后来我们一大群人藏历年第三天去大昭寺广场对面的街边摆摊子，浩浩荡荡地帮他签名售磁带，生意好得火爆。再后来，1997年进藏，听说多吉欧珠的老婆上吊身亡，多吉欧珠又娶了一个，只是依然善妒。
二毛是诗人，翻出来他发表的文章给我们看。他这样描写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我们同住在拉萨市团结新村东区一幢四层楼房的二层上，由于西南面一幢新起的土黄色楼房的阻挡，平时看不见布达拉宫。楼的四周狗很多，可从未进攻过我们。我们把住处叫‘龙达觉萨’，汉语的意思是风马飘落的地方。”
“龙达觉萨”—风马飘落的地方。这是一个吉祥的名字。
那夜我喝得大醉，一边喝，二毛给我们放班禅大师生前讲经的录音。我听不懂，可是大师慈祥的语调刺在心头，我嚎啕痛哭：“我为什么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啊！”第二天中午醒来的时候，阳光热烈而温暖。二毛让我别再睡了，他说：“拉萨有多少男人就是这样喝醉酒睡过去的。”我却说：“如果能这样睡过去，那太幸福了！”然后我们出门，在华吉舒适的藏餐馆里，我喝到了自进藏以来喝过的最好喝的酥油茶。
二毛，我的西藏兄长，我们生涯相近，心灵相通，可是—可愿那时我的锋芒没有刺伤你。当然，对今天持续友谊的我们来说，一切都得到了原谅，一切也都得到了佛的加持。
离最后一次离开西藏也已经六年了，其间我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奇妙变化，二毛也经历了牢狱之灾。如今我们都寄居在北京这无比庞大的钢铁水泥的森林里，寻找那或许并不存在的渺茫梦想；可是我越来越想念我在那里度过藏历新年的“龙达觉萨”，能给人带来好运的风马飘落的地方。
好玩的是，二毛问起我和阿锚是怎么认识的，我告诉他在大夏河边的一个厕所里，阿锚给我手纸，救了我的急。二毛哈哈大笑，说：“缘分！缘分！那厕所以前是我们家的！”
原来，二毛家以前是甘南草原的贵族，拉卜楞寺所在的整个夏河镇都属于他家。直到现在，二毛回到夏河，还有许多老人会向他鞠躬让路。
第二天我们把行李搬进二毛家里，此后的日子如流水。
唯色的故事
新年前一天，二毛出门不知干什么去了，我和阿锚待在文联，二毛住的房子前面是一大片空地，长满了旱芦苇。透过芦苇，能看到前面一排独门独户的石头房子，那都是西藏文化界的头面人物住的，比如马丽华、金志国、扎西达娃。后来二毛带我们去拜访了扎西达娃。扎西达娃很沉着，话不多，请我们吃风干的生牦牛肉，喝酥油茶。我和阿锚都没有提起要找他打秋风的话头。
那天下午，二毛隔壁房间来了一个女子，戴眼镜，着长靴，长得粗犷坚硬。她来敲门，说是二毛的邻居，问二毛在不在。我们说不在，又问她是谁。她说叫唯色。我吃了一惊：原来她就是唯色啊！二毛说起过她，而且有一年我和她同时在西安一家杂志举办的诗歌大赛上获过奖，她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邀请她坐下，递给她一根最便宜的芙蓉烟，聊了一会儿。后来在北京，我回忆起那次的见面，说她那时给我的感觉是“粗犷坚硬”，她笑着说不会吧，而且坚决否认我从二毛那儿听来的传闻：唯色嗜烟嗜酒如命，有一次深夜在外面喝多了，长卧不起，她的一个崇拜者硬是把她扛回了文联。
在北京再见到的唯色，经过这么多年岁月的打磨，变得越来越富有女人味儿和女人的魅力了。
唯色生于拉萨，爷爷是汉人，姓程，“籍贯四川江津，曾做过袍哥和隶属刘伯承早年所率的国民党部队的中校副官”。唯色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他：“他的归宿早已不在汉地，而在德格了，在那个飘曳着袈裟、回荡着法号、弥漫着桑烟的异域小城。起初他是一个人，没有姓氏，没有原籍，没有亲眷和朋友，以及任何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关系，内心惶恐，两手空空，身上有伤，一路逃到这里，渐渐地，一种东西安慰了他，容纳了他，平息了曾经烧灼着他的功名心，它是否包括一个康巴少女、一个重新获得的家庭和像阳光一般普照大地的宗教呢？”唯色的父亲“刚满13周岁，就被背景复杂因而高瞻远瞩的父亲送走了，送到挺进西藏的解放军先遣部队，而这个部队的统帅正是刘伯承”。“文革”期间，“父亲却站错了队伍，成为保皇派的铁杆子。也就是说，对他而言，捍卫毛 的革命路线，就是捍卫那些率领十八军将士解放西藏的老首长，他们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功勋赫赫，足以彪炳后世，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被打倒在地呢？当最令他敬重的一位身上尚有几块弹片的顶头上司，怀着一腔悲愤用背包绳把自己悬吊在办公室的门后，他更是对这触及皮肉、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运动大惑不解，痛苦万分。唉，他太傻，太倔强，太不圆滑，不久便遭到排挤和非难，一气之下，他递上了请调报告”，回到了家乡德格，很多年后才返回拉萨，而且，过早地在拉萨去世了（唯色《我的孪生姐姐不丹》）。
藏历年第二天，二毛、阿锚我们一起去唯色家玩，唯色的妈妈给我们做了土豆、牛肉馅的“团结包子”，美味极了。吃完饭，坐在唯色家的大院子里聊天，太阳暖暖地照耀着，哪里能想到这一家人曾经的苦难命运呢。
拉卜楞僧人讲的故事
藏历年第五天左右，文联的黄秘书长和唯色请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拉卜楞寺来的一位僧人吃饭，二毛把我和阿锚也带上了。席间，大家问那位僧人来拉萨何事，他说，他的一个小徒弟不见了，有人说在漫长的青藏线上看到过他，正往拉萨来，他就千里追踪了下来。到拉萨，失去了小徒弟的消息，现在正四处寻访。
大家问：“现在有小徒弟的消息了吗？”
僧人说：“有了，我在八廓街的甜茶馆里打听了五天五夜，最后从一个尼泊尔珠宝商人那里得知，我小徒弟可能已经进入印度。”
大家问：“你是尊敬的喇嘛，怎么带刀到处跑？”
他说：“你没看我还穿着便装吗？本来这都是违反戒律的，可为了方便嘛。在八廓街这样的地方打听事儿，不带刀，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
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那你还怎么找人？”
他胸有成竹的样子：“看来我得去一趟印度。”
大家纷纷咂舌：“那不跑得太远了吗？干吗非要找到他不可？”
他低下头，不再言语。大家知道，这牵扯到寺内的事，不能过深地打探，于是转了话头。
那天吃饭喝酒都很尽兴。那着便装的僧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梦里的因果
再过两天，我和阿锚就要离开拉萨了。
那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那来自嘉木样上师的拉卜楞寺的僧人叫普布次仁。席间，他定定地盯着我，说我前世是一个喇嘛，能够得到嘉木样上师的暗中庇佑。然后微笑不语，喝了一口茶，从褡裢中取出一只小小的暗红色的铁皮盒，倒出一撮茶叶，对我和阿锚说：“这是被称为拔拉米达的冷制茶，你们俩清一清心，拿开水冲泡，看看茶烟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
大家都很好奇，吩咐服务员提来一瓶开水。普布次仁结了个手印，把茶叶放进杯底，让阿锚先来。阿锚闭一闭眼，有些惊慌。普布次仁倾入滚烫的开水，阿锚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冲腾而起的白色茶烟。片刻工夫，茶烟变得稀薄了。普布次仁问阿锚看到了什么，阿锚懵懵懂懂地说：“什么也没有看见呀。”
普布次仁点一点头，又把目光对准我。我深吸了口气，闭上眼，装模作样地清清心。普布次仁换了茶叶，再一次倾入滚烫的开水，烟霭袅袅升起。我不错眼珠地盯着看，突然脑子里一阵晕眩，仿佛缺氧窒息了一般，眼前出现了七色彩虹，继而又出现了七宝楼台，层层叠叠。我像结跏趺坐的喇嘛，妙欲受用，溢满心胸的喜乐之意一瞬间仿佛布满了宇宙。我不自觉地露出微笑，就像曾经拈花微笑的迦叶尊者。
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我却觉得好像过了无数个世纪。醒过神来，我发觉自己的嘴角微开着，笑意还不曾完全退去。
大家纷纷急切地问：“怎么样？怎么样？”
我恰巧迎上普布次仁含笑的目光，我抬抬屁股，也笑了笑，说：“我也没有看见。”
大家大失所望，又转向普布次仁，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普布次仁哈哈大笑：“我是开玩笑，逗你们玩呢！”
我对普布次仁说：“我想我该离开西藏了。”
普布次仁说：“是啊，你该离开了，我也该离开了。”
我和阿锚离开拉萨，重新取道青藏线回家。阿锚回到了“香港制造”的香港，我回到了我污染严重的内陆城市。
第二天收拾干净去我供职的大学上班，这才发现学校开学半个多月了，而我的“失踪”已经成了学校的一大事件。刚好新闻联播刚播过藏北遭遇雪灾的事，我妈妈又天天哭着往学校打电话，询问我的消息，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死在路上了。
我胡乱解释了一番，闲下来的时候，不由得怀念起拉萨，怀念起普布次仁那神秘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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