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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叶落归根
1992年5月6日，我的母亲病故，享年75岁。母亲去世前的那些日子，已经衰弱得很厉害。其实，她已经衰弱了几十年了。
尽管我不十分喜欢母亲，可是，是她给了我生命，甚至给了我浙东山里人的倔脾气，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一个一生的梦，正是那个走向高原的梦指引了我的一生。
父亲告诉我，母亲走得很平静，没有说什么，她只是指了指自己的枕头。在处理母亲的病榻时，我偷偷地拆开了她留下的枕头，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泡沫塑料枕头。
在70年代末，像我父亲那样的老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优待，他居然第一次得到了官职。在高级干部大批出国考察的时候，他终于有了一次出访埃及和路过西欧的机会，那是他在解放后惟一一次出国，他像乡下的孩子得到了糖果一样兴奋和激动。
虽然他用的是红色的海关免检的外交护照，可在他回来的时候，用可怜的一点点外汇只带回来两件东西。一件是一块原装的日本“精工”电子表，这块表一直戴到了去世。在他最后的时刻，他让我把这块手表给他戴上。这块表记载着他一生的荣辱，他舍不得丢掉。另一件就是我母亲用的那个枕头。因为我母亲多年来一直半瘫痪在床上，有一个舒适的、用不坏的枕头是很必要的。这个枕头，我母亲一直用着它。
我剪开这个枕头，在被汗水和时间沤黄了的碎泡沫里，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布条，布条上有几个歪歪扭扭的可很有功底的钢笔字：“你是好人”。这是我母亲临终前对我父亲作出的结论，也是她与父亲吵了几十年后留下的最后的遗言。我没有把母亲的遗言告诉父亲。我不愿意看见年老的父亲再一次陷入深深的激动和悲伤。
那天送别母亲，在最后时刻，我问父亲，要不要再看一眼，他犹豫了一会儿说：“去吧。”他看着自己同行近60年的妻子，只说了一句话：“也民，我们看你来了。”就像母亲依旧睡卧在床上养病，就像几十年来的每一天一样。
同年11月5日，我的三弟病故，他就是1966年我从南京接到北京的那个残疾的弟弟。他一生残疾，两腿瘸拐，还患有严重的哮喘和肺气肿，他仅仅活了42岁，可活得很难受。
许多人以为我的三弟是个“傻子”，其实他相当聪明，仅仅从他爽直的笑容中就能看出他的天性。他在南京生活了16年，我的继祖母没有能力教育他，三弟没有上过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来自于父亲给他带去的小人书。他会写字，写一笔端正的宋体字，就和书报上印的字一样。为此，父亲从北京给他带去了一套刻刀，希望他能学会刻字，将来好有个手艺，有个饭碗。
三弟对数字和日期的记性极好，他能记得家中的任何一件大事的日期。他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他喜欢把所有的小人书的封面撕掉，自己包上整齐的牛皮纸书皮，再写上整齐的书名。他不理解邮票为什么要有齿边，于是用剪刀把我多年积攒的邮票的齿边全部剪掉了，看着那些残缺的珍贵邮票，我哭笑不得。他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在1972年，当胖子抱着刚出生的小工回来时，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不应当叫程工，应当叫杨工……
父亲一直为老三将来的生活担忧，他自己一方面尽量节省，一方面尽量多写点稿子，为老三积攒一点钱。同时希望老三能养成过苦日子的习惯。老三常发脾气，其实是我们忽略了他，他有气喘病，一闻炒菜的油烟就憋闷，为此他常跟母亲和嫂子发生冲突……我们常力所能及地帮帮老三，可父亲很不愿意我们在物质上帮助三弟，尤其不赞成小工不时给三叔零用钱，怕我们惯坏了他。直到三叔离开人世间的时候，小工又最后一次满足了三叔的心愿，让他带走了钱和自己的书。
我常想起我们家那张惟一的全家福，我早就不记得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了。在这次写书的时候，我整理了大批旧照片，发现在那张惟一的全家福照片后面，程德协写上了我们全家人的名字和“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几行字，还是那笔方方正正的宋体字。
看着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笑得那样爽快，实在是难得。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家难得平静、和谐的时候：父母的身体还好，哥哥嫂子也相处得很好，小新新已经快3岁了。小弟德尚也从东北兵团跑回来，高高兴兴地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可后来再也没有那种气氛了，1972年父亲病危，1973年小弟德尚去世，当年嫂子的户口从杭州调进北京，1974年母亲住医院抢救，1975年父亲再次病危……想起一件件往事，总觉得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缺少些什么东西，总觉得在父母亲之间，在父子、母子之间，在兄弟之间，在妯娌之间，在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缺少些什么东西，至于是什么，我一直搞不清楚。
父亲一直希望我们成人后，尤其是结婚后，要自立门户，要独立生活，不要住在一起，想来也是很对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没有权威，没有规矩，没有温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许要怪父亲，也许要怪母亲，也许谁都没错，可那张照片上的灿烂的笑容再也见不到了。
母亲和三弟的后事都是我和小工一起处理的。我已经45岁了，在经历了大半人生后才面对了这么多的家庭变故，而小工才刚刚满20岁，还是个孩子，他就跟我一起去了却那么多人生的悲欢离合。我没有想到，小工表现得那样沉稳、老练和世故，他为去者送行，就像为远去的朋友送行。他的举动令我惊异，他对人生的跌宕，对人情冷暖的了解和处理，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同龄人，甚至超过了我。
1994年3月9日我去云南拍片，和胖子通长途，惊闻导演捷尔格遇难，很难过。我离开北京前刚刚见过他，没想到竟是最后一面。捷尔格跟内蒙的朋友到二连浩特去，出了车祸。很好的一个人，走了。我们只合作过一次，可相处得很好。在1990年春节，我在给他的贺年片中曾写了我们那出戏中的一句台词：“心事同漂泊，天涯共此心，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真是应了。生与死、兴与衰、福与祸，相辅相成，后来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我有时会突然想到，也许真的有“轮回”和“报应”吧。
1996年7月14日，小雨。
早上4点半出发，我和胖子开2020北京吉普去黄河源头。
7月18日，晴。
兰州到乐都的公路很好走。路上车很少，山山水水依旧。中午12点到了乐都。我们在县城外面的树荫里吃了方便面，休息了一会，然后穿过柴油机厂边的湟水大桥，穿过繁华的乐都县城向引胜沟开去。
穿过那条熟悉的铁路道口和高高的黄土豁口，沿着那条缓缓的山路，我们走向北方的山谷深处。坑洼不平的砂石路早已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几度夕阳，青山依旧。绿绿的大山，弯弯的小路，密密的村舍，拂动的青稞，一切都是老样子，就连从杨树林里传来的水磨声，依旧是从前那样的浑厚，只是路旁的一片片杨树已经变得郁郁葱葱。
北京学生曾经奉献过汗水和激情的铁路大桥，没有了车轮滚滚，没有了汽笛和旗帜，呆呆地生满了铁锈，静静地沉睡在铸造厂和锻造厂之间。马家湾的那片山城般的铸造厂一片灰蒙蒙的，没有一点生气，只有引胜河里的清水依旧轻轻地撞击着河滩的山石，发出哗哗的响声。
我们走到车间门口，大门外的那堆沙子还在，车间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声响，一切就像昨天一样，似乎我走了以后，一切都定格了18年。
锻造车间里不再传来震耳欲聋的锻锤声，没有轰轰的炉火，没有烈烈的火焰，没有喷射的蒸汽，没有了随锤头带来的四五级的地震，更没有了穿着污黑油腻工作服的我们的笑脸和青春。
我把车开到河谷东侧高地上的福利区，那个经常放露天电影的地方不见了，原来就不大的空地已经塞满了宿舍楼，小学校门前的足球场都搬到半山腰上去了。
晚上，我去看了我的那些洛阳的师傅们，他们非常高兴，以为小工来了，都想看看小工，因为他们在电视里见过小工。
7月20日，晴。
天刚亮，我没有惊动老朋友们，没有人来送行，我们慢慢开出了福利区，顺着那条直通厂区的大坡，经过引胜河，经过工厂的大门。我再看了看那一大片车间和一大片宿舍楼，到处仍然静悄悄的，似乎还能听见树林里的水磨房传来咕噜噜的响声，山头上的小寺院已经燃起了袅袅的桑烟，山沟里的小村子上面也飘散着一层青烟。
我们走了，沿着绿色青稞田中间的那条弯弯曲曲的路，走上了唐蕃古道。
7月21日，晴。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恰好是藏历第十七“饶迥”火鼠年的六月初六。每年藏历六月六有大法会，都有展佛的仪式，我们一早赶到塔尔寺，才知道初七是晒大佛的日子。
离开北京时，一个朋友托我们带了几本经书，我们找到塔尔寺寺管会的坚赞昂旦，把经书交给他，又送给他几件在北京雍和宫的精致的八宝吉祥徽章。聊起晒大佛，他告诉我们，晒大佛一年不只一次。六月六的活动，只是塔尔寺每年举行的四次祈愿大法会之一。坚赞昂旦给我们开了一张进寺院的免费通行证，然后我给胖子当向导，在塔尔寺里转了一圈。在寺院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可爱的小喇嘛，特别是一个守大门的、来自内蒙古的小喇嘛，他才十二三岁，圆圆的头，笑笑的脸，他叫拉布吉#8226;罗藏多吉。
7月22日，晴得厉害，热得厉害，天蓝极了。
早上6点起床，赶塔尔寺，仪式刚开始。前面是十几个喇嘛组成的仪仗队，他们高举着各色梵幡，后面是几十个喇嘛组成的乐队，他们吹奏着走出了大金瓦殿的后门。数百名喇嘛和信众排成混乱的两排，用肩膀扛着，用双手托着长长的、卷起来的大佛像，就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巨龙从大金瓦殿里翻腾出来。
成千上万的人，不分男女，不分种族，不分年龄，簇拥着那卷长长的佛像，扬起漫天的黄土，所有的人在滚滚黄尘里朝东面涌去。飞腾的尘土遮满了半里远的山路，五彩飞滚，气势磅礴。
在八塔东面约一里远的地方，有一座莲花山，那里是晒大佛的地方，几百年来，上千次盛典把山的南坡变得平平整整。在万众的簇拥下，大佛像的长龙从小山西侧弯弯曲曲的小路盘旋上山，从山下看去，更像一条在烟尘中游动的长龙。当这条长龙到达山坡的弧形顶部，千百人一起把它平整地放好。一大群喇嘛围绕着一把金黄色的伞盖聚集在坡下。
一声号令，几百个僧俗一同扶着佛像卷慢慢向山坡下展开，这几百个僧俗排成整齐的一横排，扶持着佛像卷一点一点往坡下退去。慢慢地，直到完全展开后，一面东西长约四五十米、上下长约六七十米的金色的丝绸，平平地铺在山坡上。然后，那面巨大的金色丝绸从中央分开，各自向上卷回到山坡的顶部。在卷的过程中，一幅巨大的缎制的堆绣佛像从下往上慢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每年的四月和六月都要展示不同的佛像，四月是释迦牟尼像，六月有时是弥勒佛像。今天展示的是释迦牟尼像，释迦牟尼结跏趺坐在莲台上，右手作说法印。可我不懂，为什么佛的脸是淡绿色的。
我和胖子坐在一大群喇嘛中间，小喇嘛们不断和我们嬉笑着。我把几张带来的佛像照片放在供桌上的哈达里，慢慢喘着气，看着仪式的进行。那天很晴朗，太阳格外地明亮，我看见身边的老喇嘛在阳光下流着汗，闭着眼睛念念有词，有的年老的老喇嘛似乎已经睡着了。
最后，整个展开佛像的过程再反过来重复了一遍，慢慢地放下金色的丝绸，左右两面再合成一面，等完全盖住了佛像后，又卷上去，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起再扛下来，在翻滚的烟尘中扛回去。等到下一次大法会再重复，一年一年周而复始，大约已经有四五百年了。
今天，在左右两面金色的丝绸合成一面的过程中，用了好长的时间，释迦牟尼的右眼总是盖不上。我很疑惑，也许只有我会去留意这种事，也许是我过于敏感、多虑和忧天。总觉得佛不想闭上眼睛，我预感到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7月23日，阴转晴。
公路在湟源县城边向日月山口盘旋，河流两岸和公路两边都是高高的杨树，一片片黄灿灿的油菜花田。日月山新山口，海拔3468米，风声凛冽，经幡飞舞，远方是一层层陡峭的石山，草坡上裸露出片片黄沙，遥远的公路消失在地平线上的空旷的蓝天里。日月山是绿色与蓝色的界线，山的这边，是绿树和绿色的田野，山的那边，是蓝色的天，蓝色的水和短暂的绿草。
湟源和四川的康定一样，都地处青藏高原边沿，在历史上都曾经是“茶马互市”的中心，可不同的是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附近的石堡城边和日月山顶的界碑旁不知留下了多少汉将藏兵的尸骨，我想，也许是千百年来无数次征战，日月山的土都变成了红色，难怪这里又叫“赤岭”。
随乡入俗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取出从拉萨带回来的经幡和哈达，恭敬地系在山口那一片片飞舞的经幡中。
从山口往西，一溜漫漫的笔直的大下坡，坡底就是倒淌河。我第一次到这里是1973年，去茶卡盐湖经过这里，那时这里四外是一片荒野，只有一排平房，既是小卖部，又是长途汽车站。如今，随着海南州的兴旺和龙羊峡水电站的修建，这里已经变成是非常热闹的小镇子了。
倒淌河是三岔路口，向南是“唐蕃古道”，去玛多、玉树，向西是青藏公路，去格尔木、拉萨。我们沿着非常直、非常长的公路一路向西，向青海湖奔去，不断地翻过一望无垠的缓缓的草坡，不断走向一条又一条地平线。忽然，地平线变成了一条深蓝色的细线，然后越来越宽，这就是青海湖了。
青海湖海拔3200米，天很晴，风很凉，蓝色的辽阔的湖面，平静得难以想象。湖边有一个小小的码头和一片砖瓦房，那里有简易的饭店、旅馆、出租的船和帐篷，招牌上写着“青海湟鱼”。这片破旧的建筑过去曾经是海军的试验场，湖对岸就是金滩和银滩。
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是在1984年通车的，其实早在60年代初，铁路就秘密地通到了青海湖东北角的海晏。铁路的尽头就是金滩和银滩，那里有一个代号为221的工厂。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两弹的生产和调试均在同一个核试验基地，那就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
我们离开了码头，沿着来路返回倒淌河，在倒淌河的三岔路口沿214国道向南走去。
从西宁经大河坝到玉树这一段路是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1944年底抗战形势好转，这条计划经过西藏通往印度的公路就被废弃了。
1950年5月，在解放西藏前夕，西北野战军修复了这段900多公里长的公路和玉树的巴塘机场。这一条路大多数地段是干燥平坦的戈壁、沙滩、草原和坡度不大的山梁，既无险山，也无恶水。
离开倒淌河，公路很快就进入了浅浅的山谷，山不高，草很矮。等我们爬到高处时，隐约看见在南面的开阔的黄沙中有一片壮观大峡谷，那是龙羊峡的上游，远古的河床痕迹给人一种创世纪的洪荒感觉。
恰卜恰是海南藏族自治州首府，也是共和县的所在地。几乎没有水的宽阔的恰卜恰河滩上，长满了高高细细的大杨树。“恰卜恰”在蒙古语中是“关”的意思。公元7世纪的时候，在这条通往吐蕃和益州的古道上就有了黄河大桥，那大概是最古老的一座黄河大桥吧。我想，那时的黄河大桥大约在今天的龙羊峡上。
出“关”就没有树了，公路经过几条小小的河谷后很快就爬到了浩瀚的戈壁滩上。土壤越来越干，大地越来越平坦，路越来越直，风沙也越来越大，缕缕黄沙不断地掠过公路，一座座大大小小的沙丘突兀地矗立在公路两侧。塔拉到了，如果没有来过塔拉，就不可能想象大地的辽阔和平坦。
塔拉，是蒙古语草滩、牧场的意思，也许在很久远的年代里，黄河曾在这片高原上漫延，也许这里曾是牧草肥美的湿地。随着岁月和气候的变迁，海南州境内的塔拉滩湿地日趋萎缩，河流径流锐减，草场面积减少，沙包逐年增多，三百多万亩的塔拉滩已经有1/4的土地沙漠化，而且，沙化面积仍以每年1.8万亩的速度增加。沙尘暴和大风时数增多，对农牧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构成威胁，并成为海南州和龙羊峡水库的心腹之患。
这里的塔拉太辽阔了，只好分成“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一直到河卡，近百公里都是荒凉的戈壁滩。路非常直，非常平坦。这里整个是个大飞机场，飞机可以在任何地方降落。其实，在40年代，国民党就在这里和玉树的巴塘修了简易的飞机场，后来这里也就成了解放军的备降机场。
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在中原政权和吐蕃王朝的统治地域之间，在青藏高原边缘，在黄河上游地区的这片广大富庶的草滩上，生活着强大的吐谷浑和党项、白兰等部落，在大唐时期，随着吐蕃的崛起，这些地区成为唐、吐蕃、吐谷浑之间抢掠、互市、征讨、联姻、厮杀或立碑和好的地方。
早在隋唐时期，这里就是吐蕃人进出的大道。公元640年文成公主进吐蕃，传统说法是走这条“唐蕃古道”；另一说法认为和亲的大队人马不可能逾越塔拉到河源这一段险途，文成公主是由川西经甘孜、玉树进藏的。
如今，在萧萧的风沙下，似乎能听见铁马金戈的嘶鸣铿锵。在文成公主被送进吐蕃30年后，吐蕃灭吐谷浑。又过了20年，吐蕃40万大军在塔拉的大非川消灭了十万大唐将士。
据说，又过了20年，在公元710年，唐蕃再次和亲，金城公主又从这条路被送进吐蕃。尽管在公元734年唐蕃和好，在日月山顶立碑为界，可此后，唐蕃两军继续你征我战，直到公元8世纪吐蕃王朝崩溃，从此吐蕃开始了长达六百年的分裂混战时期。与此同时，中原也一直处于五代、宋、金的混战时期。直到13世纪，强大的蒙古人在征服中原的同时，把广袤的青藏高原纳入了元帝国的版图，从此这片高原才渐渐平静下来，这条唐蕃古道又开始得到发展。
我们的吉普车在一望无际的塔拉上一直向南开去，路直的让人瞌睡，远远看去，公路在不断的起伏中变成一节一节的，一节比一节细，一直变成一条细线消失在远方。一条公路，两行电线杆子，笔直地消失在远方的蓝色的雪山中。
前面路边停着一辆长途客车，一看就知道是抛锚了，人们无奈地在大客车周围溜达，苦苦地看着我们的汽车。我在公路上跑得多了，知道司机的苦衷，司机常会要求帮忙或稍信的，而且，加大油门呼啸而过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人都有倒霉的时候。
当我减下速度，只见一个军官很快地趴到了车边的窗子上，显然是想搭车。我在西藏，在川藏线和青藏线上，跟解放军打过无数次交道，我也搭过无数次军车，我决不会拒绝一个解放军的要求。
他是温泉兵站的站长，温泉兵站就在前面不到170公里远的大山里。
不久到了一座大山的脚下，面前是一个非常宽阔、巨大、陡峭、深切的裂缝，那就是有名的大河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塌陷或地裂，看起来非常像电影《星球大战》里飞机追逐经过的深壑。
这时我想起“禹导河积石，至龙门，入沧海”的传说，在许多民族的历史中，似乎都有一段洪水泛滥的故事。走进这片高地，我一直觉得，在很久很久以前，青海曾是江河横流四溢的地方，在洪荒般的龙羊峡上游，在辽阔的塔拉，在大河坝的深壑里，我似乎看见了那个洪水肆虐的景象：冰川雪峰融化，没有河道，洪水泛滥，终于被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阿尼玛卿山脉和岷山山脉围困成一个巨大的湖泊。终于有一天，山崩地陷，洪水沿着大河坝的深壑，冲向龙羊峡、李家峡的断裂，淤塞在宗喀的每一道山谷里，于是留下了川西北一望无际的沼泽，高原的江南水乡，瀚海戈壁的塔拉，和那片被黄河滋润的“宗喀”山谷。直到积石山崩溃，大水才被疏导出高原，于是就有了翠绿的宁夏平原，富庶的河套……于是就有了中原文明。
一过大河坝，公路迅速爬升。从西宁到玉树的一路上，大山很少，较高的只有日月山和玛多之间的海拔4700米的鄂拉山，玛多和玉树之间的海拔5000多米的巴颜喀拉山。一上鄂拉山，云雾缭绕，星星点点的雪花飘洒着，天迅速地冷了下来。我开始有一种熟悉的缺氧的感觉，觉得胸部有点压力，呼吸要用点力气，似乎每呼吸几次就要深深地吸一口气。在这种时候，好像一切都特别安静，耳朵能感到一种隐隐的空旷，我觉得胖子说话的声音都有一点颤抖了。
下山就是一个小小的山窝窝，这里是温泉镇，没有几家居民，车很快就开进了一个标准的小兵站：宽阔的停车场、几排干打垒平房。
山窝里，天黑得很早，空气迅速冷却。晚上，我们把好几床厚厚的棉被都铺在床上，然后钻进各自的睡袋。胖子开始头疼，幸好在西宁时，老朋友朱金生为我们准备了5袋氧气。除路上有一个跑了气，其余的还好。
胖子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度上过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一次是在6年前，那是1990年我们全家去西藏的时候，可那时我们已经在高原上活动了很久，已经适应了高原缺氧。这一次是一下就上到海拔4000米。她头疼得睡不着觉，吸了两袋氧气才慢慢好一些。
温泉这个地方和藏北的班戈有些相似，海拔高度并不算太高，可它缩在一个狭窄的、空气不太流通的小山谷里，夜间常有毛毛雨，云雾多，湿度大，更加剧了缺氧的痛苦。当时我们不了解温泉的气候，也不了解路况，走到哪算哪。如果下次再走，一定要一口气开到玛多，决不能在温泉过夜。
7月24日，小雨转多云。
一出兵站的大门，路就往上爬，翻过山头就可以看见远远的山下有一片灰色的水面，那就是地图上标出的苦海。我想，是这里的湖水苦还是走路的人太苦了呢？也许人走到如此荒蛮之地也该回头了。
一到苦海，比较平整的路就变成了坑洼不平，碎石、卵石和砂土刚刚被压过，看来不久就要修路了。从这里开始，车跑不起来了。从苦海到玛多120公里都是这种路，从玛多到玉树将近400公里的老砂石路的路况更差。考虑到胖子的高山反应和路况，我们开始考虑去不去玉树了，觉得应当回头了。
路越来越不平，车速也就慢了下来。车慢也有慢的好处，一是安全，二是有了欣赏景色的机会，远处的山脉和天边的乌云越来越好看，在一片大平原的尽头，有三层山脉，中间是花石峡。公路的东面是阿尼玛卿山脉。一条简易的公路随着一条宽阔、平缓、清清的大河通向东面的山谷。阿尼玛卿山脉的主峰叫玛卿岗日，山并不高，只有6282米，可它是青海藏区惟一的神山。
我们贴着大山穿过花石峡继续往南走，河谷渐渐变得非常宽阔和平坦，到处是漂亮的Ｓ形河湾。公路右手边的小山坡下是黄河流经的第一座县城——玛多，一片很新的砖瓦平房，一条百十米长的大街。同车来的那两个解放军战士找到县武装部的熟人，那里的人都很热情，都非常愿意陪我们去扎陵湖和鄂陵湖。可是他们告诉我们，今年夏天雨水特别多，这两天才下过大雨，路肯定不好走，一般进去都要用卡车带路，遇到陷车，还可以自救。现在县城里一时也找不到卡车，就是进去了，只用一两天是不可能回来的，而且现在黄河源头地区已经开始下雪了。
又是那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到那两个湖边上去看看。我们来高原无非是经历一个新的过程、新的挑战。没有必要不可为而为之，跟自己过不去。再说，曾经沧海，再说，苦海无边……
“玛多”在藏语里是黄河源的意思。黄河的源头离玛多县城还有200多公里，在巴颜喀拉山脉中的各姿各雅贡玛，源头海拔4830米。“黄河之水天上来”，那里流出了第一缕溪流，经过了5464公里的奔腾，终于从山东省垦利汇入了大海。
到扎陵湖和鄂陵湖还有泥泞的土路，可再到各姿各雅贡玛基本上是泥泞和沼泽，那已经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了。我们决定这一次适应性的汽车旅行，到此为最远点，已经很好了。
我们把经幡系到黄河边，留下了对黄河、对玛卿岗日的敬意，留下了我们对未来的祈祷。玉树就留到下一次再去吧，玉树的加昂玛尼堆、玉树的通天河……
下一站是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离开北京的时候，有个朋友托我们给她的喇嘛师傅们带一些东西。她非常想一道来塔尔寺和拉卜楞寺，可因为孩子小脱不开身，未能如愿。
前几年，她生了个胖小子，也许是朝佛，也许是还愿，也许想看望喜饶钦沛师傅，她带很小的儿子到了甘肃夏河，住在师傅的侄儿家。她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藏族人的生活，老师们简朴、清贫的生活，奉献、虔诚的宗教生活，都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喜饶钦沛师傅将近70岁了，身体不好，夏河的天气又很冷，她一直惦记着老师。这次我们出发前，到她家去取东西，本以为会是大箱大包，没想到她带的东西很少、很平常，少得让我觉得拿不出手，平常得出乎我的意料：一床旧棉被，一瓶蜂蜜，一小桶香油。
在去青海的路上，我一看见后排座位上的这包东西，就琢磨：为什么千里迢迢就带这点东西？我一直在反思这件事。她把喜饶钦沛师傅当作自己的家人，在家人面前，不需要做作，不需要客套。一床旧棉被、一瓶蜂蜜、一小桶香油，就像捎给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兄弟。这不是什么礼物，是家人的问候，是家人的心。就像二十多年前我在青海的时候，胖子经常托人给我捎来或者寄来一小塑料瓶炸酱或者一小瓶熬好的猪油。那时谁也不会嫌少嫌多，大家都知道寸草寸心。
在青海最东部的这一块看似很不显赫的山水中，散落着藏传佛教历史上许许多多非常珍贵的遗迹。吐蕃有一个叫达磨的王，他高举毁法灭佛的旗帜，破坏了大、小昭寺，烧毁了经典，毁灭了佛教。不久达磨被刺杀，既而发生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强大的吐蕃王族统治终于结束了。
在混乱的灭佛时期，有一批意志坚定的僧人逃到吐蕃的周边地区。在现在的西藏阿里、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和云南北部地区，藏匿了许多吐蕃僧人。其中有三位忠实的佛教徒，逃离拉萨，远涉阿里、南疆和内蒙。在流离了几十年后，终于选中了藏民族居住区的最东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那片“宗喀宝地”。他们深藏在尖扎、化隆、循化一带的深山里，最后在黄河北岸的积石峡谷里落脚，建立了最初的丹斗寺。
那三位僧人将宝贵的律藏经卷传给了一个法名叫做贡巴绕赛的徒弟，而后招收了来自西藏山南的10位弟子，佛教又开始复兴。后来这三位僧人成为了西藏历史上的“三位贤哲”。
14世纪，这片土地上诞生了被佛教徒赞为“第二佛陀”的宗喀巴，宗喀巴用一生的精力彻底改变了西藏宗教派别的纷争，将失去佛教本旨的混乱教派整顿成敬重戒律的新教派。从此拉萨才开始成为圣地，大昭寺才成为了佛教格鲁派的根本道场。
宗喀是块宝地，在湟中，有宗喀巴出生的地方，有宗喀巴在1364年出家的夏琼寺和辉煌的塔尔寺。当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1935年出生在平安祁家川一个叫当采的村子里，第十世班禅大师确吉坚赞1938年诞生在循化文都的麻日村。
在青海东部地区的许多深山老林里，还有许许多多西藏佛教历史的遗迹。可惜我归心似箭，没有心思和时间去寻找这些神奇的地方，甚至连离尖扎黄河不远的阿琼南宗寺、南宗尼姑寺，西藏热贡艺术的摇篮——隆务的吾屯寺一带都一掠而过。这一带是藏传佛教历史和艺术的走廊，也是一块吉祥的风水宝地。我想，我一定还会回来好好看看的。
7月27日，雾，下午有雨。
出西宁，在平安镇离开109国道拐弯向南。1971年拉练时，我、狐狸和董仁在那些大山里转了半个月，从平安到昂斯多，沿黄河、尖扎到隆务河一带，我是非常熟悉的。
没想到今年夏天青海会有这么多的雨水，一路走来，整个西北都是这样，就连大河坝草滩上的牧民帐篷里都是湿漉漉的。一路小雨，雨雾中，青沙山显得很秀气，砂石路已经变成了柏油路。山南面到处是树林，越靠近黄河，雨越浓，树越多。这一带的黄河河谷很宽，两侧都是厚实的大山，南岸的台地上有很多村子、果园和农田。
长达十几公里远的黄河北岸全是直立的黄土台地，这些台地不知是古老黄河的河床，还是来自昆仑余脉的洪水带来的砂石冲击扇。北岸的高坡被转弯的黄河冲刷得像刀切的一样，一到雨季，松散的砂石从几十米高的直立的黄土高台上往下塌落，细小的公路时常被塌落的泥砂掩埋，而黄河还在不断地掏空土石的路基。
在离尖扎黄河大桥大约十几公里的黄河边上，在大雨中，一长串车辆堵在高大的土台下。在奔腾的黄河跟耸立的土台面前，人和车辆显得那样渺小，无力。我在一个大土台边小心地停好车，土块的外侧是黄河。一堆巨大的土块，足足有两层楼高，不知是那一年塌下来的。我爬上大土块一看，塌落的土石破坏了百十米长的一段公路。新塌的黄土加上过去塌的堆在一起，把公路变成一个泥泞的战壕，只有手扶拖拉机才能歪歪扭扭地勉强通过。
在泥泞中，有些人在动手挖土，大有愚公移山的景象。我们想，这样等下去，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回到车上，仔细地看着化隆的地图：如果向后转，往黄河上游走，就是坎布拉森林和李家峡水电站。我觉得在不远的群科应该还有一座黄河桥，于是立刻调头往回开，果然在群科找到黄河大桥。
黄河南岸的路全是石子的乡村小路，路南紧靠着大山，路北是农田和黄河。在绿色的山野里，在一片片果园里，不时见到藏式的白塔，沿途的藏寺都隐没在树林和村庄里。
雨越下越大，我们很小心地开着车，通过了一个又一个积水的沟壑，翻过一个又一个打滑的泥坡，直到爬上小小的尖扎县城马克唐镇，才看见大雨中有一条笔直的很短的柏油路。25年前，我们在这里住过一夜，对尖扎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那里有座破烂的喇嘛寺。
雨很大，根本没法下车去问路，街上没有标志也没有一个人。好在马克唐镇只有一条几百米长的路，慢慢开，仔细找，不久就找到了去尖扎黄河大桥的小小的岔路口。
我们又过了黄河，车顺着黄河北岸一直往东开，雨渐渐地小了，我们在宽阔的黄河边停下了车，默默地吃起了方便面。周围没有人，没有村子，没有车，只有雨打在帆布棚子上的声音。黄河水匆匆地涌向东面的峡谷，传来呼呼的声音。前面的蓝色的山谷越来越窄，一层灰白色的云带浮在山脊上，雨雾中，蓝色的山越来越清晰，我已经能辨认出那里该是隆务黄河大桥了。
25年前，我们在黄河南岸的隆务水文站住过一夜，如今水文站和道班都还在，一切都是老样子。雨季的黄河水浑浑的，湍急地挤过隆务大桥巨大的圆拱，隆务河水突兀地冲进黄河，一起涌进崎岖的古什群峡谷。
半天里来来往往经过了群科、尖扎和隆务三座黄河大桥，我们沿隆务河走向陡峭的昂拉峡谷，远离了黄河。一进昂拉峡谷，迎面压来高大的令人恐惧的红色山崖，几乎是垂直的近百米高的狰狞的石壁给人一种压迫感，尤其是在许多像葫芦腰一样的狭窄处，巨大的岩石真的是遮天蔽日。深切的隆务河跟我十几年前看见的一样，仍旧在深涧里撞击着。人、车和那条细细的公路在峡谷里显得那样微小。这样的峡谷、绝壁，这样的弯路、坡道和隧道，使我异常兴奋。黑色的柏油路很平，很好，路上的车也很少，在这样的地方开越野车，简直太舒服、太得意了。
我们沿着狭小平坦的公路在隆务峡谷中盘旋，经过隆务水电站后不久，怪岩红山突然消失，大山突然分开，隆务河突然变宽，眼前一亮，豁然开朗，连空气都突然变得平缓、温和了。一大片嫩绿的白杨树进入我们的视线，我们知道隆务峡谷走完了。当我们走出峡谷回头看时，才知道了什么叫“山穷水尽”，什么叫“柳暗花明”。
前面开阔的河谷里，到处是绿色的果园，金黄的菜花，大片大片的树林。在树林中的一个一个村庄，村庄里的一座座白塔，白塔边的一个个金顶。从远处看，同仁真是一片世外桃源。
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平川，高原上的人逐水草而行，低山里的人寻平川而居。生活在青海的先民们不知用了多少岁月，不知翻越了多少山岭，不知穿过了多少峡谷，才找到了像西宁、湟中、乐都、同仁、循化、尖扎这样水源丰富、土地宽阔、气候温和的谷地，才在这里一辈辈引水种植、繁衍生息。当然，这样的田园同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隆务河平缓地静静地流过一片片树林，在远远的山坡下，密布着绿色的田野和树林，那里有很多小村子，其中年都乎、郭麻日、尕赛日、吴屯的上屯和下屯被误传为“五屯”。我想，村民们的祖先把这些村子叫做“吴屯”，是想告诉后人，他们的祖先来自长江两岸的“吴”地，李家巷道、杨家巷道的名字都流露出他们对江南故土的怀念。
“吴”人的后代继承了祖先的聪慧，这里的藏族绘画、图案、木刻、雕塑、堆绣和建筑装饰等艺术不仅装饰了吴屯众多的寺院，而且传遍了整个藏区。同仁的绘画艺术变成了藏族文化中的一个专门名词：热贡艺术。可惜时间实在太紧张了，我们遗憾地经过了吴屯，经过了藏区中最有创造性、最勤劳、最懂得美的吴屯人。
过了隆务河大桥，一个热闹的城市出现在面前。同仁是黄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隆务寺没有其他寺院的金碧辉煌，如果不留意，几乎看不到寺院的大门。走进大门，看见好多殿堂还没有修复，院子里的石块之间长满了青草。可那尊巨大的宗喀巴金像依然那样庄重。
两个多世纪以来，隆务寺与拉卜楞寺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个寺院的活佛们经常像走亲戚一样往来。喇嘛们告诉我，他们常常走那条小路，今天还有一个拉卜楞寺的活佛来这里讲经。我立刻请他们带我去找那位拉卜楞寺的活佛，我急于想了解那条地图上没有标明白的路。
他们帮我找到了活佛的司机，一聊，原来活佛坐的也是“212”，今天中午才到。那条路不长，只有120多公里，他们经常走，可这几天连续下雨，路很滑，不太好走。我心里顿时踏实多了，路再不好走，别人能走，我也能走。尽管我才开了半年车，还是个新手，可也没什么可怕的，车到山前必有路。
下午3点钟，我们离开同仁转回保安的岔路口，开始走上泥泞的小路。一开始一直在爬漫坡，有些砂石路还比较宽，不久就穿过了几个小小的村子。土路上上下下，越来越窄，越来越滑。山沟里的路很少走汽车，坡度好像是为拖拉机设计的，上坡时的拐弯处经常是像胳膊肘一样的死弯，一不小心就会熄火。
我最怕熄火，尤其是上泥坡的时候，好几次都是连着拐死弯上大坡，方向盘一打死，油门没踩好就熄火。爬不上去，只有咬着牙踩着刹车慢慢往回滑，滑到坡底下，连着抽两根烟，再挂上加力，轰足了油门慢慢拱上去。
越走，越阴暗，大树越来越多，终于走进了山上的林区。这时我的心舒展了，因为这里的景象和川藏线上的好多林区一样。林区的路面一般都不会太泥泞，就是万一打滑或者陷进泥里，随手就可以拣到柴草。走进林子里，路面很平，听着林子里的风声、鸟鸣，闻着微微细雨中新鲜潮湿的松木和草叶的气味，真是一种享受。
路只有一条，没有岔道，一路上没有人家，也看不见一个人，在爬到山顶前，只有一辆拖拉机超过了我。山很大，可不高，当走出树林的时候，山顶就在面前了。
前面是一片非常开阔的坡地，坡度很小，除了满是大石头的沟壑就是平坦的草场。路似乎宽了好多，从比较整齐的排水沟和废弃的石料堆看，过去还是有人管理的，可木桥已经年久失修，颤颤巍巍的。下坡就更不敢开快车了，吉普车的轮子在旧的车辙上经常侧滑，有时几乎没有路，满地是大块的卵石。
车子穿过一个制高点的豁口，路边的石堆上，还散落着一片细小的木杆，似乎这里曾经也飘扬过经幡。不久我们在泥泞和水洼中开进了一个土黄色的山坳中，从地图上看，估计是瓜什则乡。跑了两个多小时，才跑了45公里。
刚下过雨，土路上没有一个人，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干打垒的小卖部门口停了下来，刚刚还寂静的路上忽然就出现了无数的穿藏袍的人，一个个瞪着明晃晃的大眼睛看着我们和我们的“2020”。我本来就怕打不着火而不敢熄火，这一下，急忙挂上挡就开出了村子。
在高坡上回头一看，缓缓的草坡上到处是小房子，如果不知道寺院特定的色彩和结构，几乎分不出哪些是民房，哪些是寺院。
矮小的土坯房子中，有几个高大一些的有色彩的殿堂、金顶、白塔，殿堂周边的房子显得比较整齐。在这一片袖珍的建筑群里，外人很难想象，居然会有180间佛殿、1200多间僧舍和90间“昂欠”，“昂欠”就是活佛专用的官邸。
这是藏区、尤其是牧区很典型的一个村庄，从瓜什则的村子和寺院的规模可以看出这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满足于简朴的生活、乐于奉献全部的财产，他们把大部分劳动收入和大部分生活都奉献给了寺院。也许正遇到什么节日，或者有什么仪式，村外的草坡上，有几个富裕人家搭的藏式大帐篷。天很晚了，又赶上下雨，我们人生地不熟，不好停下来休息，只是在高坡上流连了一会。
下坡的土路坑坑洼洼，穿过一个堆满石头的河滩后，路开始变宽了，从地图上看，应当进入甘肃境内了。到处是绿油油的草场和围栏，几乎看不见牛羊，看来这里是冬季牧场。不久到了一个非常平坦开阔的三岔路口，路口散落着一些土坯房子。跟许多偏僻的地方一样，路口有一个杂货店。我进去问路，男主人是个藏族人，我们两个人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更不用说让他看地图了。我们的标准发音与当地人的读音差距很大，我拿出两张佛像，指着宗喀巴，用各种类似的发音，说了半天“拉卜楞、夏河”，仍不能确定去拉卜楞的方向。最后只能靠经验去判断了。
我站在没有人的开阔的三岔路口中间，环视四周，我的视线一直被东北方的蓝色的翻滚的云团和蓝色的大山吸引着，经验和直觉告诉我，那里肯定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可几份地图都表述得很不清楚，搞不清云团下面是不是著名的八角城，如果是，这里应当属于甘加乡，那么远方高耸的白石崖下面还会有个神奇的“卡卓玛”（女活佛）。
我们确定走一条很宽的土路，路正在翻修，路面到处是刚刚挖的大坑，就像刚犁过的田。笔直笔直的路，一望十几公里。雨仍旧在下着，在漫长的路上，我终于看见了路上惟一一个行人。那是个赶路的壮年喇嘛，我期盼着他回过头来，等着他伸出手掌，可直到我慢慢地超过了他，他一直毫无反应，大步地走着。
远方的山看得越来越清晰了，泥泞的路和一排电线杆子远远地伸向山梁，远处的电线杆子变成了一条黑线后就消失了，我估计那是最后一道山梁。雨又下开了，天也开始暗了下来，山并不高，可在云里。车在泥泞中不断地侧滑，我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不停地左右乱打，很吃力。可终于平安地开到了山坡上，我们很兴奋，因为闯过了一条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路。
拉卜楞的海拔高度是2931米，同仁的海拔高度是2502米，从宏观上看，我们只是翻过了一座三四千米高的宽阔的台地。从地图上看，两地相距120多公里，路上只标出两个地名：双朋西、瓜什则。可离开瓜什则以后，我们走的这条路在地图上就找不到了。
一路上我们经过四处有人家的地方，可没有一个地方能修车，没有一个地方有电话。一路上仅仅遇到一个人，就是那个赶路的喇嘛。尽管只是120多公里，可我们的确很后怕，因为一旦吉普车出个小毛病，人走着返回同仁或前进到拉卜楞最少要两天。来回一折腾，一个星期能出来就不错了。尽管这时是夏天，如果在抛锚的车上过夜，看来只有钻到鸭绒睡袋里才行。何况一辆车，两个人，一堆行李，谁走谁留守？
所以说，我们又兴奋又很后怕，可我们真的爱上了这一条路，它实在是很漂亮。在山顶上，在蒙蒙的细雨中，在泥泞的公路上，在辽阔的蓝绿色背景前，我给胖子照了一张很值得留念的照片。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幸好峡谷中只有一条路，20多公里，一下就到了夏河。
7月28日，阴。
我从来没到过拉卜楞，可总觉得那么熟悉、亲切，我们都很喜欢拉卜楞整齐、干净的环境和片片点点的建筑形式。一条直直的不宽的山谷，一条宽宽的大河，一条古老的街道，一片烟霭中的平房。拉卜楞不像西藏的寺院。西藏的寺院里，无数房子层层叠叠地拥挤在一起，象寺院的山。而拉卜楞，不管是大经堂，还是小经堂，不管是佛殿，还是昂欠，一个一个独立存在。僧舍的平房，就像建在棋盘上，“大小胡同”横平竖直。金色的、红色的、白色的房屋，等级明确、整整齐齐。大夏河边上那一圈近千米长的转经筒的长廊，更是六大佛教格鲁派寺院里惟一显赫的。
拉卜楞寺管会的喇嘛把我们带进了一片“棋盘”般的“学院”区，绕了好久，终于推开了一家房门。我原以为这是民居，没想到是时轮学院的一个“研究室”。一个白发苍苍，很慈祥的老人迎了出来，我见过他的照片，知道他就是喜饶钦沛老师。他双手拉住我们，把我们拉到屋子里。喜饶钦沛老师的汉语说得很好，他说 ：“我们在桑科的草原上还给你们留了帐篷，等了你们好久。”原来他们知道我们离开北京的日子，以为我们是直接到拉卜楞来，正好那时他们都在夏河上游的桑科草原上“度假”，所以为我们专门布置了一个帐篷。
我们送上捎来的东西。等我们坐定，又是酥油茶，又是酥油点心，又是青稞酒，摆了一大堆。屋子外面有好多喇嘛在忙碌，原来他们正在准备一个仪式，学生们都在制作酥油供品。喜饶钦沛老师马上打开了我们带来的东西，取出棉被，转身交给了自己的妹妹和侄儿，又取出香油和蜂蜜，让学生往做供品的酥油糌粑里倒了一些。
因为要赶路，我们只聊了一会儿。喜饶钦沛老师领我们到拉卜楞去看一看。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门牌：041号。他指着旁边一条条整齐的胡同，一幢幢土坯院落，一个个相似的木门告诉我们，这些房子都是各个“学院”的“教室”和“宿舍”。
藏传佛教寺院大约是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宗教为一体，都设有若干个“学院”。拉卜楞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六大学院、四十八座佛殿和昂欠、五百多座僧院的庞大的寺院。在这里，当然不用说教授显密二宗的学院，就是其他门类的学科也是非常丰富的，诸如天文历算、藏医藏药、书法词章、音韵声明、绘画雕塑、雕版印刷和舞蹈奏乐，简直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喜饶钦沛老师是研究天文历算、藏医藏药的教授，尽管将近七十高龄，可仍旧经常到北京、拉萨等地讲经交流，同时为建设自己的新“教研室”筹款。他带我们到他未来的新“教研室”去看看，那是一个刚刚有了新围墙的空地，围墙是干打垒的，院子比一个排球场大一点，地上堆放着很多巨大的木料。他兴奋地告诉我，盖新房子的钱都是他们自己筹集的，用不了一年，新房子就要建好了，到那时希望我们再来。我们对喜饶钦沛老师说，我们一定来。
1997年元旦，我的父亲突然觉得有些气喘，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我有点心虚，因为他已经83岁，过了除夕，就是人们都忌讳的84岁了。我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医院去看父亲。很快，父亲的病就复杂化了，机体有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续衰落，炎症从肺部发展到肾脏，很快就有了衰竭的现象。医院的专家告诉我，大概过不了春节了，让我们早做准备。小工去看爷爷，对爷爷说：“会好的”，爷爷总是加油地笑笑说：“你总是对我说好的，我都知道。”
年三十的黎明，天刚刚亮，当金色的霞光刚刚照进小工在十层楼上的机房时，医院来了电话。我立即预感到情况不好，果然是父亲危险了。我看着小工即将制作完成的节目，鼻子一个劲地发酸。当节目终于完成的时候，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哭了，也许是《难忘今宵》的歌声太动人，也许是大家太累了，也许是大家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我一个人站在中控机房里小心翼翼地转录着《难忘今宵》播出带，这个节目要在中央电视台新年晚会后面播出。我看着监视器里的图像，看着已经看过了无数遍的节目，可这一次，在我听着那一句句动情的歌词时，我的眼泪不住地往外涌，直到那一群老年人用很慢的速度唱出了这首歌的时候，我不禁哭出了声来：
告别今宵，
告别今宵，
不论新朋与故交。
明年春来再相邀，
青山在，人未老，
人未老……
我知道，明年春来将是父亲的周年。
初一凌晨一点钟，我的父亲已经处在半昏迷状态。我和小工托着父亲无力的脊背，等了好久，终于等完了那么多烦人的广告，终于看到了《难忘今宵》的播出。我说不清父亲是不是看清楚了，是不是听清楚了，直到播完了，我们放下他，我们都看见他紧闭的眼角流出了眼泪。初二的凌晨，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可那台仪器上显示的脑电波一直抖动到上午11点2分。
1997年2月8日上午11时2分，父亲离开了我们。小工把雍和宫的喇嘛朋友送的几粒珍贵的“舍利子”放到了爷爷的嘴里。直到半个月后，在为父亲送行的时候，父亲的面容仍如生前。
我总忘不掉鲁沙尔莲花山上的那尊大佛，总忘不掉大佛那只合不上的眼睛，总忘不掉老活佛说的那句话：“有一个男人要死。”我父亲是菩萨召唤的那个人吗？
父亲生于1914年6月，1997年2月8日大年初二，按阴历算，刚到84岁。
2月19日，为父亲送行，那天邓小平去世。
在八宝山，哀乐放了一遍又一遍，单位里的人几乎都来为他送行。气象界的元老、历届首长和老百姓都来了，人难得的多，哀乐难得的长。那天，我的哥哥程德保坐在轮椅上，由小新新推着，和我们一家人站在父亲身边。一块普通的白布，一个小小的花篮，送走了我们的父亲。
三年前，我母亲和三弟先后去世。那时，也许是父亲心中有一种对小弟德尚的愧疚，也许想找寻一种心里的平衡和平等，也许他真的看透了人间喜剧背后的冷暖，也许是他觉得西藏人死后不留痕迹的一了百了，他决定大家都不留骨灰。后来我哥哥决定把父母亲的骨灰和遗物送回家乡浙江金华。
父亲真的很了解我，如果依照我的愿望去办，什么仪式、什么悼词都是扯淡，我会开着“2020”，把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捧尘缘带到青藏高原上。
我会走到玛多，我会把他送到洁净的黄河里，让他再看看华家岭，再看看西岳华山、东岳泰山。
我会走到沱沱河，我会把他送到通天河里，让他再看看玉龙雪山和丽江，再看看宜宾、重庆和三峡，再回一次故乡徽州，再看一眼南京上海，再最后一次感受一生的荣辱。
我会走到拉萨河，让他带着我的思念，溶化在雅鲁藏布里。在我的高原上走完他人间的最后一段路程：加查、米林、萨地亚、多姆多玛……直到大海。
我父亲留下了9万元人民币的遗产。在1997年，9万元已经不是什么天文数字了。人们难以相信，一个在气象部门里工资最高的人，一个多年节衣缩食的人，一个发表了半辈子文章、领了无数次稿费的人，身后会留下如此清白的遗产。
按照父亲的生前的嘱咐，我的哥哥、我的侄子和我三人平分，我得到了一张3万元的存单。打开一看，居然是我在1995年归还父亲的那张存单，那是为了给小工买设备时跟父亲借的。看着这张存单，我想起了那句中国的老话：“教子一经”。
我的哥哥程德保得到这些遗产，是父亲母亲对他的最后一次疼爱。我的侄儿程新得到这些遗产，是因为爷爷怜惜他。我和程德保一直独立生活，而程新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一直照料着爷爷奶奶的生活。
我知道，父亲一生的积蓄原本不是留给我的，因为他了解我。他一直担忧着老三程德协的将来，这笔钱是为老三积蓄的。可世事难料，没想到自己竟然一而再地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境，如今老三已经不再需要这笔遗产。
我和胖子都想到了小弟德尚，也许父亲深知我们，他知道我们会怎样处理这笔遗产。
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我收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寄来的320元人民币，这是父亲的最后一笔稿费。他为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巨著《中国通史》撰写了中国气象史，那是他在病榻上还在关心的最后一篇文章，篇幅不长，大约一万多字。他非常简练地记述了1949年之前中国气象学的发展历史。在这些文字里，他提到了许多为中国气象事业做出贡献的人：蔡元培、高鲁、高恩洪、张骞、陈一得、蒋丙然、竺可桢、涂长望、张宝坤、吕炯、黄厦千、赵九章、叶笃正、黄仕松、卢鋈、陶诗言、李宪之、高由禧、刘匡南、郑子政、沈孝煌、么振声、朱岗昆、张丙辰……并专门介绍了延安的气象事业和由张乃召领导的延安气象台，提到了曾宪波、邹竞蒙等许多人。在这些老一辈的气象工作者中间，惟独没有他自己的名字，因为他的真正的名字是“一凡”。
也许这就是他终究要被人们忘掉的命运，在《中国通史》这部巨著长长的撰稿者名单中，“程纯枢”这个名字被印错了，没有了程纯枢。第二年的春节，我们把这320元人民币寄到了金华，请金华的亲戚换成香火，一烧了之。也许他的灵魂还没有走得太远，也许他还在远远的地方高兴地看着我们。
1997年5月3日，我们和哥哥程德保带着父亲的骨灰先回到了金华。
我父亲生前只回过一次金华，可家乡父母官的盛情款待使他在有生之年不敢再回去。他曾多次和我谈到那些气派的款待，他甚至都觉得吃惊，家乡并不富裕，为了招待他一个人，十几个人陪着，顿顿鲜虾肥鱼，这些钱出在哪里呢？我有时也笑他少见多怪。可不管怎样，他好歹是回过一次故乡，现在终于又回来了，而且再也不走了。他也可以放心，再也不会有什么高级别的盛情款待。在金华只有我们买来的那块不到一平方米的故乡的土地，只有春节、清明时的一点祭品和几缕青烟。
5月4日上午10点正，德保坐着轮椅和我们一起到了金华龙山陵园。这是一片很漂亮的墓地，一个坐北朝南小山坳，前面就是一条江。我和胖子流着眼泪把父母的骨灰盒放进了小小的墓穴。当达摩的幽香飘满龙山，当我不自觉地、默默地念颂着“嗡、嘛、呢、叭、咪、吽”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件小事。有一年，我和小工穿着自己设计的“文化衫”，白色的T恤上印着藏文“嗡、嘛、呢、叭、咪、吽”。按照六字真言的表述、按照天上人间的顺序，印上了白色黑边的“嗡”、青色的“嘛”、黄色的“呢”、绿色的“叭”、红色的“咪”、黑色的“吽”。藏文下面是一行英文“FREEDOM”。父亲看了，摇摇头说：“这样行吗？”我想，父亲在解脱的瞬间，一定感觉到了“这样行”。
父母终于了却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和烦恼，解脱了。望着龙山层层墓碑上袅袅不散的香霭，我领悟到人世的仓促和茫然，感觉在我们这个家庭里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缺憾。中年的父母忽略了孩子，青年的孩子忽略了老年的父母，人都在忙碌中忽略了亲情。回想和父母之间，在情感中少了舐犊之情，更少了冬暖夏清。兄弟之间，没有了手足之情。
在墓地，在渐渐消散的魂灵中，我们都想起了小弟德尚。从此以后，我和胖子就一直在寻找机会去了却心中的那片魂牵梦绕的内疚，一直在筹划去东北找寻小弟德尚。
1997年7月24日去拉萨。在我第一次到拉萨30周年的时候，我又回到了西藏。
贡嘎机场已经与1981年完全不同了，宽敞的跑道和现代化的候机楼给我一种新的感觉，似乎拉萨并不遥远，没有了苍茫和原始，没有了天籁的感觉。
下午我抽空逛了一圈崭新的拉萨，走在现在的拉萨大街上真的可以说是“逛新城”了。到处是新建筑，新的宿舍区、新的大饭店、新的博物馆、新的大商场……藏式房屋的外观很好看，比北京戴瓜皮帽的洋房好看多了。西藏电视台已经离开了药王山下二层楼的简易房子，变得很现代了。在布达拉宫与药王山之间，重建了巨大的白塔大门。布达拉宫西面的北京中路上，到处是装修豪华的饭店，甚至有一些豪华的生啤酒酒馆和海鲜店。变化最大的是朵森格路的北段，走在那里，会觉得这里是成都、是上海，到处是时装店、点心店，还有很像样的书店。藏医院对面是一个很大的旅游工艺品商场，里面的东西种类很多，要比大昭寺那里便宜些。八廓街周围的小巷子里撒着石灰。污黑的石墙已经被刷上了白灰，甚至小巷的地面也有人清扫了。拉萨终于变了。
7月25日，到拉萨的第二天一早，我到大昭寺转八廓去了。离开北京的时候，胖子嘱咐我替她为小工拜拜佛。我过去每次到寺院里，恭敬地看看佛就是了，从来没有拜过佛，每次都是胖子和小工恭恭敬敬地烧香、合十、祈祷。我进过好多次大昭寺，每次都见到那尊西藏最宝贵的释迦牟尼像，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这次我走到释迦牟尼的身边，把供奉交给了小喇嘛，小喇嘛在我的手心里撒了一些彩色的青稞，我把头贴在释迦牟尼的膝上，我什么也没有祈祷。在那几秒钟里，我的脑海里似乎没有了波涛，异常地平静、空阔。我什么也没有想，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几乎流了出来，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咽喉。
7月27日，我骑着自行车跑到西郊的西藏文联，在静静的宿舍区里，在一座二层小楼里找到了马丽华。马丽华不认识我，我只不过是她的一个普通的读者，我像追星族一样一直想和自己的偶像说说话。我非常喜爱她的作品，尤其是她早期的“让人走火入魔”的诗篇。她的那些诗句就像一团带着太阳气味的烈火，温暖着走在高寒路上的我。她的那些诗句展示了我的内心、我的兴奋、我的渴望、我的痛苦。
在她那个凌乱的客厅里，我和她聊了一会儿。我很可惜在拍摄西藏系列片的理想上与马丽华擦肩而过。最终我还在梦想自己的远大计划，而马丽华终于一步一步地成功了。我很羡慕她，甚至妒忌她，因为我没有她那样的智慧、才能和坚韧。
一个普通的山东姑娘，孤身一人，走进西藏，吃尽千辛万苦，坚持了下来，而且成为一名真正的西藏作家。我真羡慕她可以随时开着自己的那辆越野吉普走遍西藏，也许只有马丽华可以骄傲地说自己“走过西藏”，而我充其量也就是“走近西藏”。我最钦佩她的是她真的把自己留在了西藏，就像她在那首诗里写的：
……正是我苦苦寻觅的你啊
——清贫，可是富有，像诗人……
7月31日，天气很好，我骑着自行车跑到山边的村子里，到洛桑活佛家里去。
洛桑的家在拉萨郊区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可他的院子是最大的，大约比一个篮球场大一点，高高的大墙，大大的门楼，涂着彩色的大木门，进去一看，坐北朝南是一幢很宽的二层藏式楼房，根本就是一座漂亮的寺院。楼下是佛堂，楼上是他讲经、修炼的地方，院子的东西两厢是住房，院子的中间是花园。一群小狗在不停地叫着，大门边卧着一只用粗铁链拴着的像小狮子一样的藏獒，它喘着粗气，瞪着大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看着生人。
洛桑是一个噶举派寺院的转世活佛，今年大约40岁，是一个高级编辑。他读过大学，有一个很漂亮的汉族妻子，有两个女孩，大的快10岁了。洛桑的爱人个子高高的，一口流利的老北京话，她的老家就在颐和园谐趣园墙外的老房子里。她带着两个孩子到拉萨不久，可看起来似乎已经是高原的人了。我们闲聊的时候，他们的两个女儿正在房间里看动画片。
我和洛桑还有几个年老的藏族人坐在草地上，喝着酥油茶，天南地北地闲扯着。我们虽然只见过一次面，可都觉得还谈得来。在暖暖的太阳下，大家坦诚地东聊西扯着。
洛桑是转世活佛，他的寺院在南部的边境地区，可一直没有机会回去。他曾被送到北京上大学，在北京谈了恋爱，后来回拉萨当了编辑。拉萨没有他的寺院，在开放以后，他建造一所自己的寺院，也叫“家庙”。
他把我引到二楼，那是个巨大的客厅，原木垒起的大墙上挂满了唐卡，我坐在一排卡垫上，听活佛念经，然后随便聊天，我感觉到他在认真地观察我。后来他把我带到内室，送给我一根据说是发了功、念了经、祝了福的细细的红绳子。
内室大约十几平方米，没有窗户，里面充满了神秘的气氛。大墙上画着噶举派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传人，从米拉日巴尊者开始，最后一个就是洛桑活佛自己的画像。墙上还画了许多“胜乐金刚”、“欢喜金刚”等精美的图画。
图画下摆放着很多洛桑引以自豪的纪念品：譬如十世班禅大师亲自给他拍的照片；洛桑在大昭寺里拍摄的释迦牟尼佛像，居然能把佛的衣服拍没了；还有他亲手挖出来的“伏藏”，就是他用“慧眼”发现祖先佛爷们在某处埋藏的佛像和经文……
洛桑看见我摄影背心上印的梵文六字真言，他给我详细地讲解了每个字复杂的含义，以及相应的表述颜色。他又用传统的竹笔为我工整地书写了六字真言，并用非常漂亮的草体藏文写下了他的名字。我想，这次来拉萨，我又多了一个藏族朋友。
8月2日下午，我驾驶着那辆“田野”工具车到西藏社科院去采访著名的西藏艺人玉梅。玉梅是西藏说唱《格萨尔》的著名艺人，《格萨尔》是一部西藏的传奇故事，是西藏民族文学最宝贵的财富。
在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特别是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其中最伟大的五大史诗是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
中国也有自己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譬如纳西族的《创世纪》，彝族的《梅噶》，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而藏族的《格萨尔》就是其中最优秀的英雄史诗。
传说中的格萨尔是天神的儿子，他来到人间，降伏妖魔，造福百姓，当了岭国的国王。谁也说不清这部史诗是由什么人、什么时代开始创作的，谁也说不清这部史诗有多长，谁也说不清这部史诗是靠什么方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格萨尔》的故事流传主要靠手抄本和口头说唱，在广大藏区的农牧民中间，只有口头说唱的形式能够传播《格萨尔》的故事。不识字的玉敏又是怎么学会说唱这几乎是无限长的、浩瀚的《格萨尔》呢？这一切都是谜。
玉梅住在社科院里一所普通的宿舍里，我们见到她时，她很不自在。也许是采访的人太多了，也许是自己的经历与“迷信”多少沾点边，也许是还有其他什么顾虑……她说不好汉语，她不太愿意谈自己的过去，就连社科院专门研究格萨尔的人也不愿意说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在采访中，只是拍摄了玉梅演唱格萨尔的一些段落。
玉梅大概将近40岁，人长得高高胖胖的，很腼腆，红红的脸，是一个很健康的藏族中年妇女。她的老家在藏北那曲的索县，父亲是个专业的说唱艺人。据一些资料介绍，玉梅自己说过，那是她16岁时一场梦和七天七夜不省人事的结果。在梦中，她看到了风、雨、妖魔，妖魔抓走了她，仙女救了她，仙女要她传播格萨尔的故事。于是她在哑了一个月以后，讲了七天七夜，她讲了七十多部格萨尔的故事。
后来，西藏出版局请玉梅来录音，仅一部“梅岭”就有一万多行，录了38个小时。在西藏还有另外几个艺人，如扎巴老人、阿旺嘉措老人、桑珠老人，都是用“菩萨托梦”、“梦境神授”和其他神传方式学会了说唱。这里面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有多少是善意的谎言，我说不清。可玉梅还是坐在那里激动地说着、唱着，很长，很长。
8月2日夜里11点，我打好了行李，收拾好设备。明天就要回北京了。这时传达室的藏族姑娘叫我去接个电话。居然是狐狸打来的，他和小张今天才到拉萨。真不巧，因为还有六七个小时我就要启程到贡嘎机场去了。我跟值班的藏族姑娘借了辆自行车，一会就跑到了一所。见到狐狸和小张，我按照西藏人的风俗把长长的哈达轻轻地放在他们的脖子上。我真想跟他们聊聊西藏、聊到天明，甚至想和他们一起走进我的西藏。可我看得出他们已经有些不适了，只好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分手。
临走时，我把摄影背心和一块高度表留给他们。高度表可以给枯燥疲惫的旅途带来一点乐趣，摄影背心上印着的梵文六字真言，也许会给他们带来幸运。也许他们对这几个字的理解和情感跟我不一样，可我把西藏的灵魂传递给了这两个好朋友，希望他们也会像我一样一路平安。
能在我认为最美好的地方见到好朋友，真的非常高兴。我们能在拉萨相见，那是多大的缘分啊。
后来在北京，当他们把摄影背心和高度表还给我的时候，给我讲述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在离开日喀则前往樟木那天早晨，为了能看看萨迦，能在天黑前赶到樟木，他们起得很早。出发时一片漆黑，小张摔倒在札什伦布的前面，手被玻璃割伤。治疗延误了出发的时间，无奈只好放弃了萨迦的拍摄。就在他们刚刚经过聂拉木，刚刚走进陡峭的波曲峡谷时，刚才经过的一片山体就发生了滑坡，一大段公路被埋在山石里。当他们从樟木返回聂拉木，经过那段滑坡时，人和电视摄影设备都是由当地山民背过来的。他们即使趴在那些大汉的背上，经过七八十度的碎石坡面，看着不断滚下深渊的石块和翻滚的激流，仍觉得心慌胆战。
我想，如果那天小张没有在医院耽搁，会是什么结果呢？他们会到萨迦，会走过喜马拉雅山脊的亚汝雄拉，聂拉木峡谷里的山照样会塌，路照样会断，赶上了，就留在了那里，没赶上，也就只好返回拉萨了。
小张的手缝了几针，可他们避过了波曲的滑坡。那些日子，她一直穿着那件印着“嗡、嘛、呢、叭、咪、吽”的摄影背心，会是缘吗？
8月3日早6点离开拉萨，那座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渐渐消失在黎明的紫罗兰般的桑烟之中，无声的拉萨河伴随着我。我忽然觉得，似乎从1967年开始，30年来，我一直在这条河边走来走去，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
10点，西南航空的4111航班离开西藏，直飞北京。天气真好，难得的能见度，我坐在B–757上，望着机翼下的冰峰雪岭，望着无穷无尽绿色的山山水水，望着山谷里隐隐约约的川藏线，我在赞叹30年前的我，简直是难以形容的伟大。在30年前的那个冬天，飞机不到两个小时的航程，我用了整整三个月，没有动机和目的，更没有需要和获得，就那么走了进来，又那么离开了。惟一得到的是我的骄傲，我走近了西藏。
从1966年那次雪中的高原旅程到后来又一次次走进高原，从我一个人到我们全家人，一次又一次地顺着大山里的那条路走近西藏，走近我们的理想。面对高寒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对粗糙简陋甚至原始的生活方式，面对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我们在思考，在一次比一次深刻地思索着。
西藏人用“嗡、嘛、呢、叭、咪、吽”调节着自己的呼吸，简化着自己的生活，充实着自己的生命，净化着自己的欲望。不必去深入了解“嗡、嘛、呢、叭、咪、吽”的含义，那是仁者见仁的事情。我只要看到那些人坚定有力的步履，爽朗淳朴的笑容，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因为我们已经从西藏人那里学会了如何面对困境和苦难。
再过一个月，我就满50岁了。能在自己50岁的时候，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是多么幸运啊。五十知天命，我的天命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走过的路，就是雪地上的那些脚印，就是B—757机翼下的冰峰雪岭，就是山谷里隐隐约约的川藏线，就是羌塘高原上那让人望而生畏的青藏线，就是无穷无尽的横断山脉和昆仑山脉……我生命中的全部精华都留在这片高原上。
几十年来，我梦想着这片高原，寻找到这片高原。我的一生，就是渐渐走上梦中的高原。我50岁了，没有积蓄，没有地位，没有资历，仅仅在这片高原上走着。后来有了小工，我和胖子一起把他领上这片高原，让他站在我的肩膀上起步，让他站在这片高原上起步，让他走得更高更远，这就是我的天命。
在和洛桑活佛谈天说地的时候，我把自己在大昭寺里、在释迦牟尼面前的感觉告诉了他，他说：“你太寂寞了。”我没有问寂寞是什么，也没有问为什么寂寞。
我一直想不出来，在释迦牟尼的怀抱里，到底为什么会哽咽。也许这就是西藏，博大精深的西藏，这就是我只能走近，无限地走近，可永远不会走到的西藏。
当4111航班B–757带着西藏的太阳降落在北京时，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家里的气息。也许是不再缺氧，也许是缺氧后的亢奋，我突然觉悟到，我的万里长征在这一次西藏之行后结束了，也许不再会有那曾让我怅惘、激动、思考的高山反应。
当我整理这一次在西藏拍摄的照片时，发现从1967年以来的30年中，我的生命历程画了一个圆，这次到拉萨是去画上最后一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我的理想、我的信仰、我的崇拜都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圆圈。
从1967年3月3日开始，我好多次来拉萨，可都没有机会好好看看拉萨。这次我骑着自行车不由自主地从东跑到西，从南跑到北，第一次认真地把拉萨走了一遍。
我从拉萨河川藏公路大桥开始，走过金珠路、大昭寺、一招、布达拉宫、药王山和红山之间的大白塔，走过青藏线和川藏线的会合处，走过哲蚌寺、色拉寺，还有已经变得很漂亮的天葬台。
在拉萨，大昭寺里那尊释迦牟尼像是藏族人最珍视的，见到他、抚摩他是藏族人一生一世最大的愿望。他们千里、万里、风里、雪里、磕着长头，就是磕死在路上也在所不惜，仅仅是为了拜一拜这尊释迦牟尼像。我来过多少次拉萨，我从来没有贴近过他，从来没有想祈求什么，可这一次却真的和那些衣衫褴褛的朝圣者一起，俯倒在他的膝上。我从那瞬间的空白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平静，三十年来的一切荣辱、得失、烦恼、欲望都消失一净。蓦然回首，灯火阑珊。
我突然觉得，在我们家庭的舞台上，我已经完成了主角的历史使命，小工已经站在这个舞台的中间。我觉得应当成为配角了，一个50岁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还有什么其他事情比辅佐自己的儿子更有意义呢？
1998年10月2日，小工去青海拍摄，我担任向导，又走了一趟我和胖子走过的路。
10月3日，我们到了海拔2931米的夏河。
一早有点小雨，我们又走上了那条通往同仁的小路。一到山顶，看见甘加公玛的大草滩，觉得特别亲切。已经深秋，草都黄了，牛羊都从夏季草场回来了。黄黄的大草滩上，星星点点布满了黑黑的帐篷，要比夏天热闹多了。
路况比两年前好了一点，看得出来，土路曾经平整过，可又被雨雪、车辆和牲畜搞坏了。巡洋舰跑得很快，天灰蒙蒙的，湿度很大，一路上车子也扬不起什么黄土，很快又到了那个宽阔的三岔路口。在北京，我曾专门找到一张非常详细的地图，确定这个三岔路口的名字是“仁青”，那条岔路就是通往八角城的。远方那片土红色的群山里，真的有一处神奇的修行地，真的流传着“卡卓玛”的故事。
10月4日，我们由西宁去恰卜恰。
日月山上铺满了薄薄的新雪，我想，两年前我和胖子挂上的经幡也许还在。小工决定准备大量的经幡，让日月山新山口的那根柱子上飘满崭新的五彩经幡。
10月5日半夜，窗外好大的雨点打来。
中午，厚厚的乌云还在头顶上。大队人马按时到达距恰卜恰51公里的G-214- 193。荒凉的戈壁，远远的青山，笔直的公路，一幅典型的宽银幕的西部画面展现在面前。我默默地叨念着“嗡、嘛、呢、叭、咪、吽”，观察着天空，不知不觉，云跑快了。我暗自高兴，我预感到云快散了。哈，我想，入乡随俗还是有道理的。
机器调整好，演员试好镜头，天突然开了，云迅速地散去。蓝天、白云，一组镜头很快就完成了。转场到附近的寺院拍摄时，云一丝也不剩了，天蓝得像刚刚洗刷过一样。这时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有预感，因为已经有很多次梦想成真。
返回恰卜恰的路上，晴空万里，一路上罕见车辆和行人，我把车速加到了150，兜着高原的风。两年前我们开“2020”经过这里的时候，乌云密布，一派忧伤的样子……
突然，反光镜中闪过一条金光，大戈壁的落日太灿烂辉煌了。天上没有一丝云，天蓝得太浓了，天边一片刺眼的金光，太阳光几乎贴着地面，起伏的沙丘和浅浅的野草在光辉中现出神奇的柔美和金黄。想当年十万唐军在这里被吐蕃人消灭，那时的风沙雨雪中的旗帜伴着残阳一定是一幅非常惨烈、壮美的景象。
天渐渐地暗了，空气迅速地冷下来，一切声音都消失了，东方极其辽阔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轮像朝阳一样的金色的月亮，那么大，那么圆。我这才想到今天是中秋节。我看着身边戴着耳机、闭目休息的小工，突然觉得面前的一切情景似曾相识：奔波的旅途、掠过的荒原、辽阔的地平线，还有好多个中秋的月亮。
8年前的今天，我们一家人经过一个半月的跋涉，正走在波密到林芝的大塌方险区里，那是2400多公里的川藏公路上最后一段险路，是川藏公路进入青藏高原后的最低处，也是小工十几年情绪和状态的低谷。也许是帕隆藏布江的峡谷太深太陡峭，也许是海拔4500米的色齐拉山上森林茂密，也许是极度疲劳已经让我们忘记了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看见十五的月亮。
过了这个夜，一切都将是坦途了。过了这个中秋节，我们家的命运出现了转折。两天后，终于走进了拉萨。当我们坐在地上喘息的时候，不经意间看见了那个大大的月亮。大得出奇，亮得出奇，这时才反应过来，又一年的中秋过去了。
整整8年过去了，往前走的日子总觉得很漫长，回想起往事总觉得是昨天的事情，仅仅才挥手之间。今天，我们又走在青藏路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高原还是那片高原，可小工已经不再是8年前的那个小工了。
1990年我们一家人走上了高原，原本想留在那里从头开始。可命运却把唐古拉山、昆仑山安排成我们一家的转折点。
1991年小工创建了自己的小作坊，从独立执导自己的第一部片子到获得国际金奖。8年过去了，每年都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这不是偶然，是他的命和运所决定的。
记得在1986年4月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摄影比赛中，他的摄影作品《十五的月亮》获二等奖。这是小工第一次参加全国的摄影比赛、第一次获奖。那时，我们要比他还兴奋，因为他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张奖状，而是成长的一个起点，一块零公里里程碑。
十五的月亮，高原的月亮，是巧合？还是必然？我想，如果他是个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的人，那也就没有今天了。
我和小工站在越野车旁边拍了一张照片，背景是辽阔的塔拉和高原的月亮。可小工跟过去一样，没有那么兴奋，没有那么多的感慨。他没有时间，他还要继续往前跑，跑在别人的前面。用他最常说的话，也是他常常对员工们说的话：“如果今天还和昨天一样，没有进步，没有变化，那就别干了。”
10月6日天还没亮，冷得让人发抖，尽管空气中的氧气已经少了很多，我依旧不敢大口地呼吸，吸进的空气能一直冰到肺里。
东面龙羊峡一带远古洪荒般的地平线上已经显露出一抹金色的朝晖，高原的天穹，星光灿烂，好多年没有看见过如此清晰的银河了。还是那个圆圆的月亮，可已经慢慢地走到了西面的深蓝里，看着舞台背景般的星空，似乎“ＥＴ”随时都会从那个大月亮前面跑过。
我们都穿上了棉军大衣，等待着拍摄辉煌的朝霞，突然从吉普车里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是喜多郎，我的高原的伙伴。这些年来，是喜多郎的《太始》，是喜多郎的《黎明》，是喜多郎的《风》、《沙》和《旅途》……伴随我渡过了多少高原的旅途，给奔波的高原生活带来了一缕宁静。每当在寂寥的高原上听到喜多郎的声音，就会觉得身边有一个我看不见的朋友，不再会寂寞，不再会缺氧，甚至觉得自己特灿烂。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我和小工会有这样的高山反应。
今天，恰卜恰的朋友们和寺院喇嘛们经过一天一夜的辛苦，在上千面裁好的蓝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丝绸上印上了祈祷成功的经文，日月山口那根高大的幡杆上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盛景。小工为之感动，为之兴奋。海拔3468米的山口，风很大，小工带头爬上了幡杆的高处，用自己的诚心和诚意，挂起了漫漫的鲜艳的经幡。
1999年9月9日小工和王迎办理了结婚手续，不久他们发现自己要做父亲和母亲了。
2000年2月5日，阴历庚辰年正月初一，大雪。
新年好兆头，一早就飘开了大雪，一切都那样清新和爽快。我们沿京沪高速公路南去，济南到临沂段是刚刚竣工的，一路几乎没有车，一路好大雪，沂蒙山区一片白茫茫。傍晚到了南京北极阁。
2月6日，正月初二，是父亲去世3周年的日子。
重上北极阁，看了看50年前父亲工作的房子和我们一家人住过的地方。1952年我在北极阁住过一年，现在故地重游，一切都变得袖珍了。我带着胖子看看我幼时玩耍的北极阁大石阶，看看那块变小了的草坪，看着那曾经有过一棵大枇杷树的庭院。回首望去，5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是弹指一挥间。
山后是我住过的鸡鸣山庄，那里已经高楼林立。没想到，在密集的楼群中，居然还残留着惟一一栋老房子。我不确定那幢二层小楼是不是我的老家，可一切都像昨日旧梦，似乎昨天我才离开这里。
走上鸡鸣山庄后面的山坡，石头城还在，鸡鸣寺香烟缭绕。我离开南京已经47年了，中间只是在“文革”时回去过，现在回到故乡，觉得已经没有多少可留恋的，因为我的生活和这里没有丝毫联系了。不久，连那栋惟一残留下来的老房子也都要消失。南京市很快就要大规模地建设鼓楼和北极阁风景区，那时山上的民国建筑群将改建为气象博物馆。
2月8日，正月初四，上午路过义乌，选了一篮鲜花，到了金华龙山。我们把一蓝鲜花放在父亲和母亲的墓前，点燃了一把藏香。在一片袅袅的芳香中，看着四周茫茫的墓碑，我想，其实魂灵是自己的梦，如果生者曾使去者安心而去，那生者思绪里的灵魂将是微笑的。我想，下次回来看望父母的时候，大约我们的孙子或者孙女已经长大了。可总是会回来的，这里毕竟是我们的故乡。
下午，金华的亲戚带我们到金华山上“黄大仙祖宫” 去了一趟，胖子点燃了香烛，默默地祈祷着，我从来没有问她祈祷什么。她心地很善良，很少想到自己，每到神佛圣地祈祷，我想，是为很多人、很多事……
我们从来没有在道观里烧过香问过签，可这次盛情难却，就入乡随俗吧。我随意一摇，一签落地，居然是百签中的最后一签、黄大仙灵签第一百签。签上写着:
百花竞放贺阳春，
万物从今尽转新，
末数莫言穷运至，
不知否极泰来临。
解签——“周而复始，否极泰来。”
2000年6月22日上午10时55分，王迎顺利生产，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可爱的孙子，一个小小工。
我们为婴儿取名程尧，尧：高山的意思，山脉连绵，又是一层大山。今年是庚辰金龙年，也是藏历第十七绕迥铁龙年，22日是星期四。小工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个小名叫普布。普布在藏语里是“男孩”的意思，又是星期四的意思。
2001年终于过去了，这个龙年的夏天好热，据说是百年不遇。这个龙年的冬天好冷，冷到了近四十年来的极值。雪好大，落地大玻璃窗外一片白茫茫，小普布扶着大玻璃窗静静地看着眼前陌生的一切。在他看来，飘飘扬扬的雪片是他生命中的奇迹。我和胖子关注着小普布的表情，我们看着他的脸庞，他的厚实的肩膀和屁股，他宽厚的笑容和聪慧的神情，我们总能从中感觉到我们所有亲人们的影子。
小普布终于忍不住要出去了，胖子扶着他走到门口的台阶上。小普布伸开肥壮的双手去找寻飘动的雪片。他黑黑的瞳仁里露出惊异的目光，他额头上的雪花慢慢融化成细细的水珠，他胆怯地在白雪上踩出了一个一个小脚印。我凝视着薄雪上那几个小小脚印，我想，在这个世界里终于留下了程家又一代人的痕迹。
看着这些慢慢被雪花掩盖的脚印，我起小工10年来踏过的扎扎实实的脚印，我也想起我们各自走过的路。现在，小工已经成了家，立了业，已经能够沉着地独当一面，已经成长为一个很不错的艺术家了。而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做过的事情，好也罢，错也罢，都会像那雪中的脚印，慢慢逝去。
除了小普布喃喃的笑语，辽阔空旷的雪地里万籁俱寂，草坪早就消失在雪原中了。门前的几棵白玉兰树上，颗颗结实的毛绒绒的花蕾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我想，今年的白玉兰花一定会盛开。好多年来，只要雪花飘飘，我就会想起1967年冬天，在西藏林芝尼西兵站遇到的那场大雪，湿漉漉的大雪片呼呼地盖到脸上，眼睛都睁不开……
胖子带小普布进屋去了，大门里涌出一片温暖。我回头看去，小普布的鼻子贴在落地的大玻璃窗上，还在静静地望着大雪。
现在，孙跃民已经有些偏瘫了，在甘孜的晒台上继续享受着阳光。儿子巴登尼玛在警校毕业后，先是在新都桥的劳改营工作，后来调回了甘孜，在县公安局工作；女儿德西拉姆从康定医校毕业后，回甘孜当了医生，结了婚，有了孩子。孙跃民的老伴呷绒志玛，早就退了休，已经在家当姥姥了。
达嘎已经去逝33年了，只有梁强还偶然和他的母亲通信。
梁强是我的“长征”战友，现在是石家庄河北医大的神经外科医生，他的妻子患了晚期癌症。梁强到底是延安窑洞里锻炼出来的外科医生，他坚强地亲自为妻子动了手术，并坚持亲自负责治疗，终于使妻子的病情得到好转。3年后梁强又一次亲自为妻子动了大手术，可他已经回天无术了。
梁强是惟一一个与我一起走完川藏公路的人，我想，也许那时的磨炼铸就了他的意志。10年来，他一个人承受着接踵而来的苦难，仅从他坚强地为自己亲爱的妻子动手术这一点，我已经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更何况他还要控制住自己心脏的负担，还要抚慰刚刚成年的女儿。
他是个科学家，绝不会相信来世的，他是个坚强的人，历尽苦难却绝不宿命。每当独立寒秋，他只能把一切艰难困苦深藏到病痛的心里，面对外面的世界，依旧乐观。我们曾一起走过风雪高原，我知道扛不住还要扛的滋味。
我的哥哥程德保已经定居上海，嫂子一直在美国的医院里工作，很累很忙。他的儿子新新比小工大3岁，考上了研究生，也要到美国去了。
叶落归根，人也是一样的。根在哪里呢？
我似乎听到雪原上飘来一阵熟悉的歌声，那是罗大佑的“光阴”：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
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
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
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
我似乎看见大雪纷飞中的小弟德尚和他依然的笑容，想起小弟德尚和我在西藏走过的路，想起我们留在大雪中的脚印，想起小兴安岭中那片陌生的土地，想起白桦林里那座无人祭扫的孤坟。
不久前，青海玉树上拉秀乡竹巴寺的扎西活佛到我这里作客，闲聊之中，我们说起网上流传的西藏喇嘛的人格测定。他很简捷地问了我几个问题，而后他的答案居然几乎就是我内心世界的写照。其中最让我惊诧的是当他问及白色与我哪一个亲人有关系时，我选择了小弟德尚。
扎西活佛不知道小弟德尚是谁，他说，我选择的那个人，是我的双胞胎的灵魂。我好久没有说话，不知不觉中，眼泪几乎涌流出来。
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我身上附着小弟德尚的灵魂，我无时无地不在思念着他，从来没有觉得他离开过我。尽管小弟与我们分手已经近30年了，可我只要一看见漫天飘落的雪片，一看见铺满白雪的大地，我总会想到小弟德尚那孩子般的笑容。
小弟德尚的兵团战友张宗培1989年曾去过辰清，那时，营房的那口井已经荒废了，他在小弟德尚的坟墓上放了一片松枝，他记得坟墓边的公路旁有一棵三杈的丛桦，他记得丛桦南面不远处有一块202国道的里程碑。
2002年7月，小弟德尚的兵团战友冯振志要到辰清去。我嘱托他去找找小弟德尚的坟墓。他从东北回来后，给我详细介绍了当地的情况，他在202国道172公里路碑附近的树林里确定了小弟德尚的坟墓。
2002年8月12日，我给国家气象局的领导写了 ，请他们委托黑龙江省气象局和最靠近202国道172公里处的气象部门，参照冯振志确定的墓址，再次确认一遍。然后在旧墓址按照我们的设计建造一座新墓地。
一个星期后，孙吴县气象局局长杨文晓把他们考察的情况告诉给我，并决定一周后开工，第二天我电汇了所需款项。
小兴安岭距离北京两千公里，到那里去建造一座坟，谈何容易。
黑河到北安的路正在修，老路新路一塌糊涂，孙吴到十七连还有近60公里的土路。杨文晓的单位很穷，没有汽车，他只好四处求人。有车的人一听是上坟地，多少钱也不愿意去。蹚路、找寻、勘测，直到运料、动工，杨文晓三番五次带着水和干粮跑到十七连的林子里。杨文晓图个什么？他也快退休了，我的父亲也早就不在了，要说图什么，图的是东北人的义气。
我的父亲去世已经5年了，可有那么多人还记得他，还愿意尽力地为他做一点事情。如果不是父亲的可亲的为人，如果不是他朴素的德行，如果不是他对国家、对事业、对每一个上级和每一个下级鞠躬尽瘁，人们是不会依旧想着他的，我们这次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重建小弟弟的坟墓。
2002年8月26日上午10时，开始备料和进行地基施工。可挖掘后没有发现棺木。杨文晓觉得应当再落实一下，于是他们走到公路东侧的原十七连旧址。那里只有一排平房，他们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问及施工原由后告诉杨文晓，施工的地方没有坟墓。
老人名叫万庆云，74岁了，他是1983年从山东聊城“盲流”到黑龙江来的，在这里已经居住了十七八年。他告诉杨文晓，这一带的林子中只有一座坟墓。
他带杨文晓走到距离施工地点北面近200米的地方，那里离公路只有100多米，除了老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进来过。丛桦和落叶松长得很密，厚厚的落叶和尘土掩盖了一个小小的土丘，四周没有墓碑，林子也没有想象的空旷。经过几十年的冰冻和雨水冲刷，原来近2米高的土堆已经变成了不到一尺高的土丘。
经过仔细辨认，他们确定墓中是我的小弟。
下午4时，杨文晓打通了我的电话。我听到情况后十分激动，手机在我的手里不停地抖动，我觉得自己就在现场，立刻意识到那就是我的小弟弟的遗骸了。
新坟工程在2002年8月28日开始施工，9月9日完成，新坟墓的四周栽种了21棵松树苗。
我跑到北京房山县西南端的南尚乐石窝镇定制了一块石碑，80厘米长、50厘米宽、5厘米厚，石碑是灰色的，很重，重得就像我们的心情。
我感激很多很多至今仍怀念着小弟德尚的兄弟姐妹们，临行前，我与小弟德尚生前的好朋友张宗培、赖为民、梁江东和曹金会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小弟德尚的这些兵团战友坐在一起。要了却这段近30年的恩怨，我的心情是极其沉重的。我看着这些跟小弟德尚一起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的朋友，这些亲手擦洗过他、为他穿上崭新的黄军装和解放鞋的兄弟，这些亲手把他放进棺木，亲手给棺木钉上第一颗钉子，亲手推着爬犁给他送行，亲手给坟墓堆上黑土的兄弟们，我看着他们，听着他们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我就像回到了1973年7月18日。
事隔近30年了，我就像见到了那口井，看到了已经安息的小弟德尚，我好像扶着爬犁，一起走进了那片林子……
再过几天，我和胖子就要到孙吴去了，无论是我，还是赖为民，大家都无须再做什么解释，无须再为那场悲剧背负什么愧疚和负担，因为每个人都已经为小弟德尚付出了近30年的哀思。仅仅是怀念，这就足够了。持续30年的怀念，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就像有句话说的：他死了，可仍旧活着。
2002年9月28日晨5时，我、胖子和梁江东终于踏上了探望小弟德尚的沉重的路程。离开北京沿京哈高速公路北去。我们经沈阳、长春、哈尔滨、兰西、明水到北安。一路阳光灿烂，满目金黄。笔直、空旷的公路上铺满了金黄色的叶片，可我们都很沉默，似乎都沉浸在恍惚的梦境之中。
北安、二龙山农场、龙镇、龙门农场、183铁路道口、红旗乡、辰清和孙吴……20多年来，我们不知抚摸过多少张黑龙江省地图，不知期盼过多少次长途跋涉。一路上，我和胖子激动地念叨着这些熟悉的地名，望着四周似乎熟悉的田野和山林，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梦想着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今天我们似乎在期待久盼的一次欢聚。
……就要到了，终于到了。越接近172的岔口，大家的心情越是沉重。当我们经过202国道173里程碑不久，终于看见了路右侧的一排新建的临时平房，大墙上用红油漆赫然写着“十七连小吃修理部”几个大字，我的心一阵紧缩。
我一下车，看见迎面走来的人，就猜出那是孙吴县的杨文晓局长。他们已经等了3个小时了。
我刚握住杨文晓的双手，就哽咽地说不出一句话来。尽管我从来没有到过小兴安岭，可一路走来，我没有丝毫陌生的感觉，就连见到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杨文晓，我也一眼就分辨出来，似乎是自己的老熟人。
车子离开202国道，沿着一条林间小路向东走去。大约走了两百来米，就可以看到远方开垦过的起伏的丘陵，那就是十七连开垦的土地。小路北边有一所柴草围成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排平房，一个老人走了出来，我一眼就认出是我在照片上见过的那位“盲流”老人。
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如此激动过，我竟然失声哭了出来，只好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我连谢谢都说不出来，结果倒让那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安慰我。
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我就是在母亲和父亲去世时也不曾有过如此的感动，也许是因为这两个陌生人给了我无比的关怀和帮助、甚至是恩惠，也许是他们前不久刚刚亲眼见过我朝思暮想的小弟德尚，也许是因为这两个人彻底破灭了我多年的梦想，残酷地告诉我：小弟德尚再也不会回来了。
老人居住的房屋南面是一片开阔地，那里曾经是十七连的营房，如今那里只有一间孤零零的破木屋和里面的那口深井，那口黑洞洞的、深不可测的井。那间破木屋是80年代建的，里面那口井也是那时重新修复和启用的。来这里逃荒落户的“盲流”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个“知青”死在井里，于是一到年节，“盲流”们都要在井边烧纸。他们说，这口井的水一直很旺。
从十七连的营房旧址往东南望去，远方是一片片棕色的林子，长满了落叶松和丛桦，收割过的小麦田里，还有不少黄黄的草垛，一个亮亮的小水洼子静静地镶嵌在芦苇丛中。在这片土地上，曾留下了小弟德尚的多少脚印，也曾留下他的欢乐和忧伤。如今这里的一切都变得静悄悄的，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我们返回202国道，经过那块172里程碑，沿公路向北走了300多米，我一眼就看见了路边那棵高大的三杈的丛桦。
当我和胖子、梁江东抬着沉重的石碑走下公路的路基，走进树林深处，几只彩色的大喜鹊缓缓地飞起，远处一座洁白的坟墓隐现在白色、棕色和金黄色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惊诧地看着这片墓地，每个人都立即被这片墓地所吸引。尽管我们设计了墓台，可绝没有想到坟墓的环境是如此美丽。我立即想起了电影《归心似箭》中那片由美工师精心绘制的场景，那也是一片秋季的、厚重的、浓郁的油画般的桦木林，跟我眼前的墓地几乎一模一样。尽管是坟地，可毫无阴气，一片灿烂，我立刻爱上了这里，甚至向往着自己死后也会来到这里。
坟墓建在小兴安的一个海拔432米的缓缓的丘陵南侧，墓地很开阔，四周是新栽的21棵松树苗，安静得很。坟墓朝向西南，当初小弟德尚的战友们为了让他能望见自己的家乡，特意让他面朝西南，他顽强地望了将近30年，如今终于可以安息了。
墓地东距老202国道大约有50米左右，北黑铁路远在西面三四百米的地方，新202国道还在铁路西侧的更远的地方，公路和铁路在丘陵的北面相交，看来这里的面貌永远不会改变了。
2002年10月1日，壬午年八月二十五日，晴。一早，我们离开孙吴县城沿202国道返回墓地，我们走在树林里，觉得四周的景象那么熟悉，觉得似乎回到了甘孜的松林口、波密的山谷。我和小弟德尚在西藏的那些日子，曾是他短暂生命的华彩部分。我想，这就是命运，如今小弟德尚已经和这片美丽的山河融为了一体。小兴安那片林子里的坟墓跟周围的山水相配得那么自然和协调，仿佛五彩的林子是为那座洁白的坟墓而生的。小弟德尚安息在那里，看不出孤单和凄凉，反倒觉得那么美，那么和谐。
早上，我和工人把墓碑放置在墓基上，工人仔细地抹着白水泥。我和胖子穿过树林，走到十七连营房旧址去跟万庆云老汉告别，我们给他留下了一些钱和冬季生活用品。
我一个人走进那间木屋，我的眼泪无声地融进了那深深的井水里。我久久地望着黑黑的井底，然后用一缕洁白的哈达裹着一片金色的六字真言，慢慢地飘进水底。我不禁对着井底的涟漪说：“小弟，我来晚了。”这是我心底的呼唤。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忏悔自己对小弟德尚的极大的影响，他像我的地方太多了，可他到底太年轻了；我一直在忏悔自己对小弟德尚的不周，如果当初听昌都军分区司令员的话，把小弟德尚留在昌都当兵，或是留在西藏波密参加西藏生产建设兵团；如果当初带小弟德尚到青海学徒；如果小弟德尚在被捕前那一天逃往青海；如果小弟德尚在被遣送回东北后再逃到青海……
是啊，如果……可命运是没有如果的。人固有一死，可他的死能牵动如此多的人心，能绵延地持续如此漫长的岁月，也许这也是命运。
上午9点，我把一束束洁白的哈达系在坟墓四周的树木上，我们按照当地的习俗在墓前摆放好鲜花和果品，鲜花周围飘拂着几条哈达。微微的山风揭开了墓碑上的哈达，风马在天空缓缓地飘动，阳光透过金黄色桦叶的缝隙，柔和地撒在深灰色的石碑上。我的眼睛早已经模糊了，已经看不清楚那些描金的隶书大字、那些铭刻在我们心中的纪念。
程德尚之墓
小弟德尚生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
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四营十七连
的战士。他于1952年12月23日出生在南京；
1969年初中毕业于北京105中学，刚刚毕业
就离开父母兄弟到小兴安岭屯垦戍边。
1973年7月18日早晨5时，他在井下为
大家取肉时辘轳断落，不幸重伤身亡。他离
开我们的时候还不到二十一岁。
时值“文革”期间，父亲自身难保，不能为
自己的小儿子送行，每每想起小弟德尚的音
容笑貌，我们总是愧疚万分。小弟德尚聪慧
淳朴，善良坚强，无人不为之痛惜。如今重
修墓地，以告慰小弟德尚：
我们和子孙们、
你的朋友和兵团战友们将永远怀念你。
小弟德尚安息
爱你的二哥程德美
二嫂杨玉华
2002年10月1日立
当墓地里只剩下我和胖子两人，我再一次抚摩着石碑上的小弟德尚的名字。我们压抑得太久了，胖子的哭声随着飘扬的风在林子里回荡，似乎天与地之间，生与死之间只有用眼泪和哭泣才能相通。
我们终于做完了一件早就应当做的事情。胖子对我说：“终于踏实了，看着小弟德尚安息在这么安静、这么美丽的地方，这么自然，这么踏实，我们要好好珍惜活着的日子”。
上午12点钟，我们告别了孙吴的朋友们，一路南去。
风沙骤起，雨点落下，一路都是雨水。我想，苍天知道那片黑土地里融化了一代人的青春，知道那片林子里长眠着一个孩子，苍天哭了。
我们沿着小兴安的林子向南走去，我在伤痛中呆呆地望着掠过的桦林。胖子打开车上的CD，我听到了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那是毛阿敏演唱的《同一首歌》。我熟悉MTV里的每一个画面；炽热的战火、无尽的荒滩、金色的篝火和十几个衣衫褴褛的女红军小战士……毛阿敏演唱得凄美动人。
我曾跟拍摄这部MTV的导演聊过，我说，还是毛阿敏演唱，把女红军小战士换成建设兵团的孩子，场景是兴安岭的四季……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
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的时刻。
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
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
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
我们手拉手啊想说的太多。
星光撒满了所有的童年，
风雨走遍了世间的角落，
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阳光想渗透所有的语言，
风儿把天下的故事传说……
第二天，小兴安岭里燃烧了半个月之久的山火被雨水熄灭了。
一个月后，2002年10月30日，从卫星云图上看，东北北部已经被大雪覆盖，我想，小弟德尚的墓地一定也是一片白茫茫的了。
2002年12月22日，冬至。又是一年，又是一场好大的雪，雪片好大，雪已经下了好几天，据说这是北京百年不遇的长雪。尽管还要经历好长的数九寒天，可终究阳气就要开始上升了，冬天就要过去了。
小普布已经整整两岁半，我和胖子也已经退休两年多了，我们在家全职看护小普布。
小普布长得真结实，几乎跟小工一模一样，头发卷卷的，嘴唇厚厚的，眼睛像他妈妈，聪明，善良。我和胖子刚刚看完1990年我们一家去西藏的录像，小普布靠在我怀里一声不吭，目不转睛地看着荧光屏里闪烁的画面，不时扭过头来对我们露出不可思议的、成熟的、微妙的微笑。我对胖子说：“我真希望生命定格。”
胖子说：“这是不可能的，你以为这是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真的要谢谢胖子提醒了我，我突然想到了一直百思而不解的那个问题。可不是香格里拉，而是我的香巴拉。
我曾一次次长时间地站在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口，一次次抚摩着那些一千多年来被人的肉体摩擦得平滑如镜的石板，凝视着那些衣衫褴褛、甚至双手双膝以至额头都流着鲜血的西藏人，我仿佛看见了彩色的迷雾。后来终于有一年，当我穿过这一层层迷雾，把额头贴着那举世无双的佛像时，我的思绪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平静和空白，当我清醒过来时，觉得心中一阵紧缩、酸楚，两眼湿润。
一个噶举派的活佛对我说：“你太寂寞了”，可我一直不解。
今天，胖子简单的一句话，让我解开了疑团。我想起了1967年那个冬天，我在高烧的迷迷糊糊中离开拉萨的时候，我望着悠然远去的布达拉，我忽然发觉了我梦中的故乡：
一条陡峭的满是岩石、积雪和树根的狭小的山谷，我加油地向上爬着，爬了不知多久，终于爬上山顶。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黄褐色的丘陵山川，一条土路弯弯曲曲通向天际，那里有一座傲然突起的石头山，山上有一座小城，城里都是高耸的土房子，窗户很小，城中间只有一条小街，小街是一条窄窄的小巷，曲曲弯弯地挤在高高的土房子中间，人很少，一片天籁般的宁静……
挥手之间，35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期盼和找寻我自己的香巴拉，今天蓦然回首，在那个梦的后面，就是我的香巴拉——小普布长得很结实，跟小工一模一样，头发卷卷的，有个漂亮的嘴唇。他不时对我们露出不可思议的、成熟的、微妙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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