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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中日战争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可是，如何定位中国抗战的起始点，在史学界却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直到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的发布，才让这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尘埃落定。其实，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上来看，“九一八”事变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而“七七事变”则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这是实事求是史学观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得出的科学结论。
抚顺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被日本入侵最早的城市之一，也是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灾难最深重的城市之一。从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第一次武装占领抚顺，到1945年日本投降，抚顺饱受日本殖民残害长达四十年。其间，无论从早期以王承尧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为保护矿权与日本人的斗争，还是中期以煤矿工人为代表的广大市为争取自身权益与日本人的抗争；无论从“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义勇军运动，还是后来东北抗日联军在抚顺进行的武装抗日斗争，四十年来抚顺的反日抗日斗争从未间断过。
那么，如何定位抚顺抗日斗争的起始点呢？这既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和现实问道。笔者认为，抚顺对日斗争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1906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一阶段的对日斗争基本以非暴力方式出现，可定性为非武装对抗日本殖民者的反日斗争阶段；第二阶段：“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这一阶段对日斗争多以武装斗争形式出现，可定性为抚顺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抗日阶段。
抚顺是一座英雄的抗日城市。从1905年日俄战争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七七”事变，最后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经过了长达40年的对日斗争。正是这长达40年的，与东北及全国其他地区有着明显差异特点的对日斗争，才赋予了抚顺中国抗日斗争史上特殊的历史地位。
首先，抚顺是中国抗战史上时间最早、历时最长的城市之一。从1906年日本第一次武装侵占开始，抚顺就成为了事实上的日本“殖民地”。煤田被侵吞，经济被笼断，文化被渗透，甚至失去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导权。清末民初，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当时东北张作霖统治集团，对日本染指东北的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给日本在东北势力的做大提供了机会。而作为最早被日本侵占的城市，抚顺深受其害。随着煤矿被日本的全面控制和煤炭资源被疯狂的掠夺，抚顺城市飞速畸形发展的同时，以煤矿工人为主体的抚顺劳苦大众深陷殖民灾难之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深受日本殖民者的剥削和压榨。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为了自身的生存权益，以王承尧为代表的抚顺民族企业家，率先开始了以“争夺矿权”为主的早期反日抗争。随着日本殖民者对煤矿工人剥削压迫的升级，抚顺产业工人不断觉醒，一场接一场的以“求生存，反压迫”为主的反日抗争活动在矿区兴起。同时，在城市市民中也多次发生过“反对强征农民土地”和“反抗日本人欺凌暴行”的反日事件。而这些早期的反日活动，标志着抚顺从1905年开始，就进入了民众自发的反日抗争时代。“九一八”事变以后，抚顺进入了武装抗日阶段。义勇军、抗日联军和民间抗日武装，在抚顺的白山黑水之间同日寇展开了浴血奋战，在给予日伪统治当局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牵制了大批日军主力进关，为保卫家园、支持东北乃至全国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同东北抗日14年、全国抗战八年相比，抚顺无疑是中国抗战史上时间最早、历时最长的城市之一。
第二，抚顺是辽东乃至东北、全国“对日打响第一枪”的城市。关于“对日打响第一枪”的问题，历来是历史和学术界比较关注并存有较大争议的问题。目前比较多的说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王铁汉说”：“1931年9月18日夜，东北军第七旅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打响了对日第一枪。”第二种是“马占山说”：“马占山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江桥抗战打响了抗日第一枪。”第三种是“吉星文说”：“1937年7月7日，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打响了对日第一枪。”其实，关于“对日打响第一枪”的说法众多并不奇怪，原因在于观点持有者对中国抗日斗争的起点和何为“第一枪”的界定不统一。从时间上看，如果把“九一八”事变看作中国抗战始点，“王铁汉说”是可信的；可对“八年抗战”而言，“吉星文说”更加确切；可这两者最大的问题，都是一种“偶然”的“被迫”行为。而如果把“对日打响第一枪”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目的、有准备”的对日“必然行为”，则“马占山说”更具有说服力。可是，与“马占山说”相似的对日“必然行为”的“第一枪”，却早在“江桥抗战”之前就由抚顺人赵亚洲打响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时任沈阳铁路警务段沈梅线乘警的抚顺人赵亚洲（原名赵殿生）与同乡杨景良、杨振东，携带三支短枪、一枝长枪弃职回到了家乡。不久后，赵亚洲收编了后营盘一带的地方武装郭连田等30余人；三岔子民团长赵横连等20余人及想儿山的李虎臣大刀会；接着又收编了武家沟兴玉生民团、朴起屯董二虎民团、洪兴屯刘洪图民团、大靠山屯刘横山民团、小靠山屯刘海蛟民团等地方武装，拉起了300多人的“大绺子”，之后改大绺子为“抚顺抗日总队”，并制定了“行动纲领”和“二十八条军规”，喊出了“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正式举起抗日大旗对日军开战。1931年9月28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十天，赵亚洲率部袭击了抚顺三岔子（现归铁岭调兵山）铜矿警察所，击毙日军指导官山田一郎少尉，俘虏伪警察13名。这是抚顺抗战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对日战斗，堪称辽东乃至东北、全国对日打响的第一枪。
第三，抚顺是东北第一个建立县、村民主抗日政权的城市。1932年3月25日，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军在新宾正式成建，李春润任第六军司令。同年4月21日，李春润率部攻克新宾。新宾光复后，有着政治家敏锐意识的李春润清醒地认识到，饱受战争创伤的新宾，满目疮痍，长天云暗，而最重要的是没有坚强的抗日政权。于是，李春润着手建立新宾民主抗日政府。1932年4月27日，在李春润主持下，经新宾各界人士代表150余人投票，选举产生了新政府，并任命了由抗日进步人士出任的县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兵工厂长、税捐局长和支应局长，“兴京民主抗日政府”宣告成立，东北第一个民主抗日政权正式诞生。尽管“兴京民主抗日政府”仅仅存在了不到两个月，可对当时的日伪统治集团产生了极大震撼，并为日后东北抗联在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提供了借鉴。1933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宣告成立。1934年春，杨靖宇率第一军独立师挺进新宾。时任独立师党务主任兼军需部部长的韩震，奉命负责当地的群众工作。同年7月，韩震在里河地方工作人员迟魁武的陪同下，带领三十余人的队伍到新宾县的小四平开展抗日活动。不久，在韩震的组织领导下，在此建立了东北第一个村级抗日政权。小四平村建立村政权后，实行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极大地调动了当地农生产生活、拥军支前、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在新宾，农民自卫军和青年义勇军四处活动，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惩办汉奸、破坏敌人交通线，反日会等群众组织也千方百计为部队筹集粮草、购买物资、侦察敌情、传递情报、照顾伤员等。事实证明，地方抗日政府的建立，对义勇军和东北抗联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抚顺是辽东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九一八”以后，北东各地掀起了抵抗日寇侵略的抗日救亡热潮。义勇军风起云涌，抗日联军日益壮大。抚顺地处辽宁东部，特殊地理位置和山区地貌，使之成为了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从1931年9月起，抚顺赵亚洲的“抗日总队”、清原孙铭武的“血盟救国军”、新宾王彤轩的“抗日大刀队”以及辽东抗日义勇军李春润的第六路军、文殿甲的第十二路军、梁锡福的第十一军以及其它诸如山林队、护乡队等众多抗日武装，一直活跃在抚顺城乡，创下了“力克抚顺城”、“三战清原”、“新宾保卫战”等战例。义勇军失败后，1934年初东北抗联挺进新宾，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体的抚顺抗日斗争序幕。东北抗联进驻抚顺地区以后，杨靖宇领导下的抗联一军得到迅速发展壮大。他们依托新宾老秃顶子、清原莫日红和抚顺三块石等根据地为依托，同日寇展开殊死搏杀。创下了“三战邵本良”、“二打东昌台”、“巧取后安镇”以及“黑石头”、“七道河”和“牛心山”大捷等诸多精典战例。据史料记载，1931年9月至1940年4月，在抚顺城乡，以辽东义勇军和东北抗联为主的对日作战近千次，消灭日伪军超过7万多人。
第五，抚顺是辽东地区民间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策源地之一。从现存史料可以得出结论，辽东义勇军始于桓仁。当年唐聚伍曾在此誓师；可如果没有李春润，唐聚伍恐无桓仁起兵之实；而李春润举旗抗日则是从抚顺新宾开始的。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抚顺应该是辽东民间抗日武装发展壮大的策源地之一。从1931年赵亚洲“打响抗日第一枪”；孙铭武“创血盟军军歌”(国歌母本)；李春润、王彤轩、梁锡福等“起兵抗日”开始，到义勇军失败、抗联撤离辽东，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抚顺民间抗日武装一直是辽东抗日战场中的重要力量之一。抚顺义勇军始于民间抗日武装，抗联一军壮大于抚顺民间抗日武装，这无疑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1940年抗联一军相继撤离辽东后，抚顺地区已没有了正规的成建制的抗日队伍，能对日伪统治者构成威胁的，也只剩下了民间的抗日武装。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到1945年光复，抚顺民间抗日武曾创下的无数重创日伪军的战例，这也足以证明了抚顺民间抗日武装在抗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日军中将毙命清原事件”、“新京、通华袭击事件”、“清永祭祀袭击事件”等曾震惊日本朝野的事件，均为抚顺民间抗日武装所为，特别是1945年10月，盘据在抚顺铁背山的关东军第3混成旅团第3联队残部约1000余人，拒绝履行“天皇降旨”，后被全歼的“南满最后一支日军被灭事件”，也出自抚顺民间抗日武装之手。由此可以说，抚顺民间抗日武装不仅是辽东抗日斗争历史中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的抗日武装之一。
抚顺的抗日斗争，是辽东、东北乃至全国抗日斗争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抚顺在中国抗战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深化研究抚顺抗日斗争史的意义。因此，有关方面应大力提倡和推动抚顺抗日斗争史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化。只有坚持对历史负责的原则，深化抚顺抗日斗争研究，才能使这种研究成为教育广大民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镜鉴；只有以生动鲜活的历史素材，深化抚顺抗日斗争研究，才能更清晰地勾勒出抚顺这座城市近代历史发展脉络，丰富和充实城市精神文化内涵；只有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化抚顺抗日斗争研究，才能使这种研究更有效地激励抚顺人民干事创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自觉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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