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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沈从文的文字，不是因为他的最出名的小说《边城》，也不是由于他的被公认写得最好的散文集《湘行散记》，而是二篇作者生前没有将之收录在自己作品集里的回忆性长文《记胡也频》和《记丁玲》。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的上海，是中共领导下的以鲁迅为旗手，荟萃了全国众多著名进步作家的思想宣传文艺阵地，到1936年解散，迄6年时间。
成立初期，在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采取了许多激进做法，如“飞行集会”、“节日游行”等，致使成员白白的蒙受了无谓的损失，可是最惨痛的打击莫过于发生在1931年一月的“东方旅社”事件。
在“东方旅社”事件中被租界巡捕逮捕，后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有三十六位中共党员，他们中有二十三人于1931年2月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里，被难者中就有五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名字是“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冯铿是女性，与柔石为同居恋人。
鲁迅写下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称这是“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二年后，又写下了在我们读高中时被选为语文课文的悼念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文中鲁迅悲愤地写道:“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还为柔石写了小传，给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鲁迅坦言他不懂诗，也没有懂诗的朋友，因此在序中不能对他的诗说一句话，可仍然高度评价殷夫的诗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进军的第一步。”
《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鲁迅只是写了二个人-------殷夫和柔石。殷夫认识时间不长，只见了二三次面，写得印象深刻的只有一幕：殷夫大热天穿着棉衣，身无分文的从监狱中出来，满头大汗地跑到鲁迅处，鲁迅赶忙支付给他入狱前的稿费，好让他能买件夹衫。柔石认识时间较长，限于文章的篇幅，只有几千字，也只是写了柔石与几个文艺青年成立朝华社，翻译出版东欧和北欧文学作品，因经营不善倒闭，欠了很多钱，靠勤奋写作还债，再有就是，写柔石的“愚”以此反衬他性格的淳朴和善良二个零碎的侧面。其他的三位李伟森、胡也频、冯铿，因不了解，只是提了一下名字。《柔石小传》也只是一千字左右的简历式短文。
《为了忘却的纪念》文中开始的时候提到，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鲁迅说得没有错，可并不完全准确，至少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了一篇长文《诗人和小说家》，这就是沈从文撰写的后来改名为《记胡也频》的4万多字的回忆性散文。
沈从文与后来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丁玲夫妇是相识于微末的多年的挚友，三人曾经是朝夕相处的伙伴，具有相同爱好共同奋斗的战友。
胡也频早年是山东烟台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民国九年学校解散，和几个同学流落到了北京。他爱好文学，和几个朋友合编《民众文艺》周刊。沈从文出生于湘西凤凰，高小毕业，当过兵，后北漂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酷爱文学，想以写作谋生，四处投稿，均被退了回来。他投稿到胡也频的文章不仅被采纳，胡也频还亲自到沈从文家里与其会晤，令沈大为感动，二人意气相投，结为好友，后来沈从文又通过胡也频认识了湖南老乡未来的女作家丁玲。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坦言，如果当时不是胡也频到他家里的话，他已经对写作丧失了信心，准备到照相馆当学徒去了。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是中国文人写作历来普遍遵循的传统习俗。夏衍晚年写回忆录《懒寻旧梦录》时说，最难写的是“左翼十年”，因为写事就会涉及到人，就有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的问题，他写的时候曾征询当事人或当事人子女的意见来修改，在避免了以后出版可能出现的纠纷的同时，真实性也就大打折扣了。
而在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以及后来的《记丁玲》中，我们丝毫看不出作者有刻意“讳”的地方，我们只是看到沈从文以第三者旁观的眼光，异常冷峻的笔触，全景式详细地叙述了自己与胡也频和丁玲从相识到交往的整个过程，叙述了三人贫困潦倒的生活，文学写作道路上的艰辛和受到的种种压迫，胡丁二人的爱情波澜，丁冯感情的散步等等。
沈从文始终认为，作家要有一支自由的笔，正是遵循这样的一种认识，使他在写好友的回忆性散文时直言不讳，也正是这样直言不讳的文字后来致使丁玲与他决裂，却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丰满、有血有肉的文学青年的形象。
在东方旅社的党员扩大会议是在未经党组织同意的情况下，由个别党小组负责人牵头召开，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反对此前不久召开的六届四中会议上王明左倾路线报告。出事以后，王明指责他们是一小撮“反党小集团分子”，不承认他们是烈士，后经其他同志反复争取，才勉强同意他们为烈士。上海许多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也幸灾乐祸称“东方旅社”事件是共产党之间的内讧。
事件刚发生后，获悉这一消息的左联成员都停止了活动，分散隐蔽起来。党组织委托宋庆龄出面聘请名律师阻止公共租界捕房将被捕人员引渡给上海市政府未果之后，营救行动就变成了家属的个人行为。
胡也频在上海被捕前的一天还与沈从文在一起过。因交不起房租，为讨好房东，让沈替他为房东刚夭折的儿子写一副挽联，因为沈从文的字写得好。匆匆分手时说先去百货买一副白练，约定让沈晚上来家里写。晚上，沈从文到胡也频家里只看到丁玲一人，二人等了一晚上也没等到胡也频，第二天沈又去，还是没有见到胡也频，焦急中接到了丁玲朋友传来的消息，胡也频被捕了。
为营救胡也频，沈从文帮助丁玲一起四处奔波，托朋友去政府求情，终因案件重大，能力有限，没有成功。他还陪同丁玲到龙华监狱去探望了一次胡也频，在监狱过道口，隔了牢房好几米远的地方站了很久，看到胡也频身影碰巧从牢房门口出现，叫了一声，胡也频冲他们笑了一下，扬了扬带镣铐的手就消失了，这是最后一面。胡也频被难后，沈从文护送丁玲将他们几个月大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交给丁玲母亲抚养。
1927年北伐军节节胜利，中国的文艺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翌年，沈从文离开北京到上海发展。此时，沈已经在文坛小有名气，却仍然受到报馆杂志社的盘剥，稿酬被压得很低，每个月领到的稿费还被门房抽取一定比例。不久，胡也频和丁玲也从北京来到上海。为了摆脱被剥削，三人一起创办《红黑》杂志却没能成功，出了几期就出不下去了，还欠了很多债，光靠稿酬难以还清，他们想到了去教书，这样可以还债快一点。沈从文在朋友推荐下，到吴淞上海公学当了老师，校长是胡适，开始追求起自己的女学生。胡也频也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山东一所中学去教书，开始了革命活动，在学校宣传马列思想，二个月后被山东政府通缉，潜逃回了上海，后来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从这时起，老朋友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胡也频曾经劝沈从文加入左联，被拒绝，沈说，他只想要一支自由的笔，不想参与政治，并且劝胡放弃革命，还是拿起自己原来擅长的笔为好。谁也没有说服谁。
丁玲也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胡牺牲后担任了左联重要刊物《北斗》的编辑工作。1933年，因同居男友冯达被捕后出卖，被国民党当局秘密绑架。获悉消息的沈从文除了在报纸上发表谴责政府的文章外，还在听到她被杀害的传闻后，写了十万字的回忆散文《记丁玲》在报纸上连载，引起了民众及大的关注，给国民党当局造成很大的压力。经中共多方营救，三年后丁玲被释放，去了延安，毛泽东亲自举行欢迎大会，写了首词，称赞她“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现在网上许多文章说到丁玲去延安的时候总要加这么一句：丁玲是放弃了大城市优渥生活，去延安投奔革命的。
沈从文在《记胡也频》文中说道：“这里所写到的虽有那么多，却仅就某一时节，这个人怎么样活到这个世界的过去生活而言。关于他的文章没有提到，关于他其余一切，也保留给他的朋友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传记去说的。”沈从文说的他的朋友无疑是指丁玲，然而遗憾的是，丁玲既没有对胡也频文字上的成就作出分析与评价，以她对胡的了解和文字的鉴赏力完全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去写更有意义的传记，倒是在半个世纪后的八十年代，丁玲假借《也频与革命》一文，痛斥沈从文的文章是编的拙劣的小说，骂沈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二人关系破裂，沈从文把《记胡也频》、《记丁玲》排除在文集之外。
新中国成立前夕，继鲁迅之后，前左联旗手郭沫若的一篇檄文，指名道姓痛斥沈从文是反动的专写黄色小说的粉红色作家，从此，沈从文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最后写道：“可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相关人员的凋零尽净，“再说他们的时候”终究没能出现。
相比于李伟森、冯铿只剩下名字，柔石、殷夫的浮光掠影，我们却是看到了胡也频鲜活完整的形象，这正是沈从文文章的弥足珍贵之处，也是我喜欢他文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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