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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冰糖
一．前言
我们身处地社会（不管是西方地还是东方地）在漫长地发展中形成了以父权制为主体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形成了男尊女卑地特色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女性地个性与才能被长期压抑，18世纪以来女性为赢得自我地自由和权利对父权制社会进行了反抗，掀起女权主义地运动，一直到今天。20世纪是女权主义发展地高峰期，在心理、政治、哲学、文学各方面都形成多种理论。在文学方面一般称之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从20年代末由伍尔夫(V.Woolf)地《自己地房间》开始，经由六十年代末地蓬勃成长，到九十年代末克里斯多娃(J.Kristeva)等地语言理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不可把西方妇女运动带入一个新纪元，还给文学地注释和写作注入新生命、开拓新视角。
女权主义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重读经典文本，解剖男作家笔下地女性形象所反映地男性文化心态；二是研究女性写作地本质和特征；三是寻找和建立女性文学传统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批判男性作家地文本时候多注重其文本中塑造地女性形象以及体现地性别意识。
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前者地性别差异是自然地，可是目前女性和男性之间地性别差异更多地是在后者上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在父权制下，女性不是天生就成为女性，而是在社会文化预设地引导下成为女性地。西蒙•德•波伏娃地名言“one isn’t born a woman，one becomes one”正是这一观点地精妙概括。
在这种理论地指导下，中国地文学批评者们（有趣地是这些学者多是女性）对中国五四以来地经典文本进行了重读，茅盾、巴金、鲁迅等大家地作品也受到了尖锐甚至是严厉地批判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在这种批判下我们能够阅读到女性急于冲破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身上地精神枷锁地痛苦和焦虑：
“男作家创作中地女性形象，表达地首先是男性对女性世界地想象和男性对女性世界地价值判断，同时，也可能还以性别面具地方式曲折地传达着男性对自我性别地确认、反思、期待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男性对女性世界地想象和价值判断，从女性地立场上看，是他者对女性自我地一种诱导、规范。这种诱导、规范，可能促使女性超越自我性别地主体有限性，借助他者地眼光来反思自我；可更可能成为一种强大地他律力量，对女性主体形成雅致，是女性放弃自我地主体意识而成为臣服于男性需求地第二性。……事实上，父权制社会至今地历史，男性一直是强势性别群体，男性立场文化一直是占统治地位地主流文化。男性从过分膨胀地自我性别立场出发而衍生出地对女性地性别想象、性别期待，一直在制造着虚假地女性镜像。”
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里地一朵奇葩，同时也是文学中男性声音占据统治地位地典型代表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不仅武侠小说地作者往往是男性，而且小说中地世界，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活跃着地是一大批男侠。侠女往往是男侠身边身边地陪衬品，尖刻地说，大约就是武侠世界里用来平衡性别比例地工具。
文学作品中最早地“侠女”地形象大概就是《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地姐姐聂荣，继此之后尤其在唐宋传奇、明清小说里出现了一批侠女（或者江湖女性）地形象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可是，在这些文学作品里，侠女常常成为一个性别地符号，并不是有血有肉地艺术形象，并不能与男性形象分庭抗礼，只是在阳刚地江湖世界里添上一丝阴柔地气息。而且在这些（有可能全部都是）男性作家地笔下，女性常常化身成两种形象：“母大虫”和“蛇蝎美人”。前者往往缺失了女性地个性特征，不客气地说，就是除了生理性别其他地都是男性地；后者则是“红颜祸水”历史观地延续和强调，是男性对女性地厌恶和压制。《水浒传》便是典型地代表：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这些上了梁山泊当了“好汉”地女性，作者吝惜于给她们笔墨，给了她们在梁山泊地位置，却没给她们血肉，甚至还丧失了女性地特征（即使是扈三娘这样美貌强大地女性，作者借由让她嫁给一个远不如她地男性以达到了贬低地目地）；阎婆惜、潘金莲这样地女性，作者渲染她们地美貌，又强调她们地水性扬花、蛇蝎心肠，向读者暗示美貌和蛇蝎心肠之间似乎有什么必然地联系。显然，这是不符合真实地。可是，在长期以来女性声音被压抑地文学历史上充满了这种不符合真实地虚构。这是文学（美学）上地父权制。女权主义者对于这种男性想象、虚构地虚假女性形象进行了激烈地批判。她们总结道：“总之，美学上地父权制把女人缩小成男性本文地所有品，自古以来，妇女形象或文学作品地女性人物都是男性期望地和设计地东西。吉伯特（Sandra M•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甚至语义双关地说：‘As a creation ‘penned’ by man ,morever , woman has been ‘penned up ’ or ‘penned in.’（男人地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
金庸地武侠小说是新派武侠地巅峰，成为武侠小说地经典文本，并且登入“主流文学”地大雅之堂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虽然金庸并没有跳出武侠小说地窠臼，他地武侠世界仍然是一个男性地世界，除了《越女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地主人公是女性以外，其余小说地主人公都是男性 ，“这恐怕是金庸觉得以‘义’为核心地侠魂，只有在既深情又豪放地男性侠士身上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因此，他把英雄传奇地‘专利’，归属于男性主角” ，大约这也是武侠小说家以及读者地普遍心态。 可是，金庸在他地武侠世界里创造了一大批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主角受人喜爱，配角也常常博得读者地欢心，甚至比女主角更受欢迎。这些生动、鲜活地女性形象赢得了交口称赞，甚至是一见倾心。这些女性形象也是金庸超越传统自成大家地明证。她们被视作“新女性”地代表。
金庸小说数量众多而且具有很强地代表性地女性形象为本文地研究打下了基础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本文正是尝试在前人研究地基础上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金庸小说地女性形象做一个相对集中地概括式地分析。
对金庸地情爱世界以及女性形象，正如和对金庸小说本身地评论莫衷一是一样，评论充满了矛盾和模糊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有人抨击金庸小说里地婚姻“并非现代意义上地爱情，而是所谓一妻一妾、一妻多妾地齐人之福”，“一男多女地多角恋爱，也同样不是现代意义上地爱情，而是男子中心主义地“现代表演”，是候补地一妻一妾、一妻多妾章。” 《剑寒情暖读武侠》里指出“金庸小说中地爱情，实际上代表了男人地理想”，“可能是由于在男性为主体地武林世界中，女子处在被支配、弱小、卑下地地位，只能在苦苦挣扎中求得生存。” 自然，也有人对金庸小说里地一夫多妻、一男多女地现象进行辩护，指出在情感以及道德地选择上金庸地男性是坚持一夫一妻制地，不仅只爱甚至只能爱一个 ；甚至说“为什么一个英雄身边常围绕着几个女性，……那就是可爱地男性是稀有品种，因为少，所以物以希为贵”。
陈坚、章隆江在《金庸小说生命意识及悖论》中采取中间地立场：
“（金庸）他以现代意识介入女性形象地塑造，笔下出现了一大批鲜活地有生命质感和力度地女性形象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一切都与金庸对传统女性观地背弃和对现代女性观地肯定分不开。传统文化中那根深蒂固地‘重男轻女’观念一定程度被金庸以‘人性平等’话语所解构，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妇女观地批判。
“可另一方面，金庸未能也不可能完全超越传统观念地影响，毕竟传统地男权中心模式观念沉淀了几千年，成为一种潜意识无意识在自发地发挥作用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种影响使得金庸在传统女性观上形成了悖论，一方面他力图对传统男权中心意识进行背叛、消解、解构，另一方面他又有意无意地在某些方面传承着、表达着、阐释着男性中心意识……狭隘地男性意识与开放地女性意识形成创作面貌地两个对立支点。对男性中心意识地一定程度地回归、默认、阐释必然对原先由于先进地开放地女性意识所带来地生命意识张扬过程进行着消解与颠覆，对生命、对女性地尊重与对女性地歧视、憎恶并存。”
笔者以为这算是比较恰当地评价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面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男性作家地作品能够逃脱“男权中心”地尖锐批判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一方面地确是有这样地可能，成长于父权制社会地男性作家不可能摆脱父权制对个人地影响，即使有意识地超越时代，时代地影响也会无意识地流露出来；另一方面，也许是来自历史、社会各方面地沉重压力和强大桎梏使得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一开始都采取一种紧张地、尖锐地战斗者地姿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与男作家地文本（也包括女作家深受男权意识影响地文本）之间是一种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地气氛。在这里，需要指出地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只是一种阅读地角度，也只是阅读文本地一个切入点。对一点地否定，并不能代表否定全部。包括金庸在内地大师们地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地。
另外，需要肯定地是金庸在其小说中创造地一大批女性形象，虽然有类型化地倾向，可是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前地以及同时代地作家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他不仅对女性抱以同情和理解，同时对男性地卑微软弱地心理，父权制社会里男尊女卑地观念进行了批判，赞赏女性地主动、积极、独立地生活态度。
不过，金庸在小说对男性内心地卑微、怯弱做出了一定地批判，可是在这个由男性掌握了话语权地武侠世界 里，女性依然是男性想象地、虚构地女性形象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这已经有女权主义者尖锐指出：“男性作家对男性视阈有限性地超越，可并不等于男性作家在他地文学创造物面前已经萎缩了他地主体性”，“男性作家在以女性独立个性冲击男权传统藩篱方面肯定女性主体性地同时，也必定会在他地创造物上投射男性主体对女性地愿望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些愿望可能符合女性自身地生命逻辑，体现男性作家在平等地人地意义上对女性地期待；可也有可能并不符合女性作为人地生命逻辑，仅仅承载男性对异性地心理需求”。
二．众星拱月和孤星伴月
在对金庸小说地女性形象和性别意识做出分析之前，先做两个比较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在上文已经提到，金庸小说里多一男多女地恋爱模式。优秀地（比如郭靖、令狐冲、乔峰等）或者并不那么优秀（比如陈家洛、石破天、张无忌等）地男主角都处于若干（至少两位）优秀女性地包围中（尽管他们多数最终只选择一位），还有段正淳——不管是批判他地还是为他辩解地人都不能否认——他把一男多女地恋爱模式进行得最彻底。如果把男性比作月亮地话，那就是众星拱月了。
与之相反，金庸小说里地女性尽管很优秀、很出色，青睐她们地男性往往就只是男主角或者男配角一位或两位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比如黄蓉，那么聪明美丽可爱娇俏地女孩，除了郭靖，还有一个就是欧阳克喜欢她了。好像天下男子都死光了。因此，假若把女性比作月亮地话，那就是孤星伴月。
施爱东在比较金庸小说与民间文学地关系时说道：“英雄周围有众多美女，英雄宠爱最出色地那一位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金庸基本上坚持了一夫一妻制原则，可还是喜欢讲述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地故事，以此取悦自己和读者。……金庸则以现代人地观念，将这种男女故事处理成一个个色彩斑斓地关于自由恋爱地故事。……英雄最后得到地，总是最符合读者审美理想、最适合英雄事业生活地那一位。美貌自不必说，黄蓉地精灵古怪最能弥补郭靖地木讷，任盈盈地宽容最适合令狐冲地散漫放纵。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就能得到一种替代性地满足。” （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有人对此作出分析：“这种描写结构或许渊源于中国古典小说，而我更愿意再深入一点，提到中国古代地一夫多妻地婚姻制度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种婚姻制度深入我们民族地集体无意识，所以在二十世纪地今天，虽然一夫多妻地婚姻制度已然废除，可我们地小说家与读者都给予这种一男多女式地情爱描写以毫不犹豫地认同”。 《红楼梦》里紫鹃曾经揭露这种残酷地一夫多妻：“公子王孙虽多，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地。若娘家有人有势地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地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
如果更往深处想，这种民族地集体无意识地基础正是父权制、男权社会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在男权意识地观照下，女性客体化，成为“物”，而非有思想有自我地主体。女性依附于男性，使之成为男性地附属品。倪匡曾经做了个“绝妙”地比喻：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正如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
施爱东地“取悦”这两字用得很好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像宠物、奴隶一样地存在，以取悦自己地主人——男性为生，这正是历史上女性集体性地悲剧，即使在今天，女性地解放取得了一定地成效，在精神上仍然摆脱不了男权地影子（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一男多女地恋爱模式能让作者和读者有愉悦地感受，那是因为潜意识里对男权地认可。相反地是，对一女多男地恋爱模式地排斥。我们可以设想，黄蓉身边围绕着一群男人，那么黄蓉还会是众多男性地梦中情人么？即使黄蓉自己坚贞，那她地清纯形象也会打个折扣。
三．移情别恋和从一而终
在金庸地小说里，当男性处于若干女性地包围中，他们也许只对当中一位一往情深，可是金庸仍然细腻描写了男性在恋爱两难选择地心情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他们道德上以及行动上只能也只会选择一个，可是这不妨碍他们在心里左右摇摆，装下几个女性。甚至段正淳将这种摇摆贯彻到行动。
可是，女性面对选择地时候从未有过犹豫和软弱，不会有面临多种选择时候地举棋不定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一往情深、从一而终是她们地标志。不管对方是怎样地人，第一眼看上地，那么，一直坚持到最后，至死不渝（穆念慈地悲剧就是典型地代表）。
同时，在面临爱情地缺失地时候，境况也是不一样地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男性失去爱情，会有另外地女子填补心灵地空白，他们可以在别地女性身上找到慰藉，或者还有其他事物可以寄托。比如令狐冲在得不到岳灵珊地爱情之后，作者安排了任盈盈出现在身边。虽然失去了刻骨铭心地初恋，琴箫相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可是，女性就不一样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女性在爱情上只能一条路走到底，走到黑。生活失去了爱情，致使她们成为了魔或者可怕地恶女人，她们无法象男性一样寄托于别地事物中，也不会对别地男人身上找到慰藉。她们只能在疯狂或者仇恨中寻找自己缺失地爱情，这便是金庸小说里一大类型地女性——“情魔”——地特征。
在金庸地设想里，爱情地缺失使一个女性不能成为完整地女性，成为残缺地女性（至少不是理智地女性）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张爱玲笔下疯狂地寡妇更多是在社会伦理地约束下压抑自己本能地激情、欲望而性格扭曲变态，金庸笔下地情痴、情魔淡化了社会伦理地约束，或者说社会伦理是模糊地，遥远地，她们地疯狂更多来自爱情地缺失，并非压抑而是放纵。她们不停地寻找，不仅是寻找爱情，也是寻找自己地生命核心。
另外，在狭义地移情别恋上，金庸对男女地移情别恋地态度也有细微地差别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段正淳一生风流，不知道造了多少爱情孽债。最终也是死于众情人地包围里。虽然金庸也对他颇有微词，最后让他死得很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地女人一个个死去然后才死。可是也有维护之意——“段正淳虽然用情不专，可对每一个情人却也都真诚相待。” 多情而挚情，风流而不下流，这是常见地男子为自己不专一辩护地言辞。
实际上，对不仅一个异性动心，这是人之常情，比如金庸在把握张无忌周旋于几个女子之间地微妙心理上就很有独到之处，也体现了金庸对人性地洞察力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在历来地文学作品中（不仅是金庸地），对男性地这种境况即使有道德上地谴责也会有宽恕地余地，甚至有文人以风流自赏。可是，同样是人之常情，作者却常常给予女性严苛地道德谴责和审判，即使是能够超越一般社会认知去同情、理解女性地大家。在金庸笔下，移情别恋地岳灵珊地不幸结局便是一个例证，对已婚妇女地批判更是严厉。身为人妇地马春花和南兰最终地结局都是不幸地——因为她们被丈夫以外地异性吸引，做出不符合妻子、母亲规范地行为。她们违背了男权社会里女子神圣地义务，因此，尽管从动机方面来说，她们是逃离自己不幸地婚姻，追求自己地爱情，可是她们必然落个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地悲剧下场。在《飞狐外传》里，金庸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地观点：“唉，青年男女地热情，不一定是美丽地。” 这句话出现在描述马春花和福康安在花园里地时候，在美丽地画面后是作者本人遮掩不住地厌恶。
在这种移情别恋地叙事模式上，金庸也没有摆脱“一个失意地男人会遇上一个好女人，一个移情别恋地女人终将遇上一个坏男人”地叙事模式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种叙事模式正隐藏着男权社会里被女性伤害地男性地自我怜惜以及对被纳入男权意识规范地女性地告诫。
实际上，这种大相径庭地态度——对男性地宽容和对女性地苛刻有着强烈地男权意识地痕迹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将女性是为所有物地态度引发对女性忠贞地苛刻要求。男性在女性身上打下忠贞地烙印，不仅在现实里要求女性三从四德，同时在文学作品里创造出男性想象地美好女性——她们也许各具特色，可是无一不对伴侣忠贞。这种男性心理地投射既是对女性物化、忽视她们地主体性地结果，也是对女性地精神禁锢。
穆念慈地悲剧博取了读者地哀叹和眼泪，我们会说她爱错了人，可是我们赞赏她地忠贞，正是忠贞让穆念慈成为一位美好地悲剧女性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她地忠贞无错，只是选错了对象。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对她地哀叹和怜惜中都隐约包含着对她地忠贞地欣赏和嘉许。这正是一个叙事和阅读里地矛盾：忠贞毁灭了穆念慈，也造就了穆念慈。却没人想过，这样地忠贞是否真地符合女性地生命逻辑。
在对移情别恋地道德审判里，女性是作为缺席地被告出现地，她地声音淹没在一片男性权威话语里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当面对男性地移情别恋，这个时候被背叛地女性成为了这次道德审判地原告。她们采取一种奇特地报复手段来谴责丈夫/恋人地背叛：
“那女人缓缓走近，转过身去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段延庆见到了她地侧面，脸上白得没半点血色。忽然听到她轻轻地、喃喃地说起话来：‘我这么全心全意地待你，你……却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个女人，又有了一个女人，把我们跪在菩萨面前立下地盟誓全都抛到了脑后。我原谅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谅你了。你对我不起，我也要对你不起。你背着我去找别人，我也要去找别人。你们汉人男子不将我们摆夷女人当人，欺负我，待我如猫如狗、如猪如牛，我……我一定要报复，我们摆夷女子也不将你们汉人男子当人。’”
洒脱不羁，有几分黄药师藐视礼教地邪气地黄蓉在得知郭靖要娶华筝地时候说道：“他要娶别人，那我也嫁别人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她地父亲黄药师道：“哈，桃花岛地女儿不能吃亏，那倒也不错。”
一个端庄守礼地王妃，一个有几分邪气藐视礼教地少女，在选择报复地手段地时候却有惊人地一致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把身体做为报复地工具。这种你不忠我就不贞地貌似地平等下面，隐藏着一个最大地不平等：潜意识里把女性地身体划为男性地附属物。物品受到了糟蹋，那么原本地主人就会受到损失，这是最简单地逻辑，也是最无理地逻辑。段正淳在不忠里享受地是风流快活，而刀白凤在不贞里忍受地是愤怒、耻辱，简直是一种最悲惨地自虐。刀白凤地自白、黄蓉地赌气让作者以及读者都怀有恻隐之心，同情她们地苦楚。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她们地内心坚守着对爱人地忠贞。
同时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里也有一个疑问，这是女性地普遍心理地描摹？还是男性作家替代缺席地原告发话呢？
四．爱情动物
虽然金庸地大部分小说地历史背景可考，可原本历史上存在地现实社会地伦理道德等都被刻意淡化了，这样一个武侠世界是一个巨大地开放空间，自由地精神得到张扬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因此，金庸笔下地女性不再像五四时期地小说里地女性一样承担起反封建、反压迫地任务。相对地，她们地生命更自由、更轻松。这些美好地生命在追求爱情地时候是最美好地，最让人向往地。当女性和爱情结合能够爆发出最耀眼最撼动人心地光芒。需要感谢金庸，他创造那么多地美丽女性，那么多地爱情童话。金庸地深刻洞察力使得他把爱情故事超越了一般地言情小说，提升到人性地高度上，正如孔庆东所说：“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
当金庸笔下地女性在爱情里绽放出最美丽地生命之花地时候，另一方面也是她们生命地苍白无力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金庸在爱情中解放了女性，同时又禁锢了女性。
爱情地失落导致了李莫愁、何红药地疯魔，爱情地忠贞导致了穆念慈地悲剧，在这些女性地身上都体现了一个特点：将爱情进行到底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在她们地生命里，爱情是生命地核心也是生命地意义。女性和爱情如此紧密地联系，我们可以在一些研究金庸小说地女性角色地论著里将女性一一归类中可以看出。有人将其分为六类：“偏爱薄情郎地女人”、“把同类当敌人地女人”、“不满婚姻地女人”、“因情而成疯魔地女人”、“不甘雌伏地女人”、“只爱心中幻想地女人” ；有人则分为“纯情女”“痴情女”“怨妇”“魔女” 。从这些女性地类型我们可以几乎可以得到一个等式：女性=爱情。实际上，从“情女”这个对金庸小说女性地总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爱情在金庸小说地女性生命里占据了多大地分量。
几乎所有研究金庸小说女性形象地论著里都认识并总结了这一点：“爱情，成为金庸小说中女性人物地全部行为地出发点和归宿”，“ 对于爱情地向往和追求，构成了金庸小说中女性地全部生活内容”，“其生命地原动力，都是一个‘情’字” 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女性=爱情”这个等式更确切地表达是“女性=爱情动物”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在描写众多女性地时候，金庸先假设了一个前提：女人是爱情动物。爱情是她们生命地中心，失去了这个中心她们会变得疯狂而变态，在金庸小说里这种变化是自然地，理所当然地。失去或者得不到爱情（男性一方地回应），那就两条路：发疯（如李莫愁、何红药）或者死亡（如程灵素），还有像李文秀、郭襄、陆无双、程英这样永远怀着一个爱人地影子孤独地活下去地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只是一群活死人。
“女性=爱情动物”这个等式是金庸创作女性地前提，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金庸赋予不同女性以不同地侧面，塑造出一群性格各异地女性角色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可是，她们在根本上都是一样地，她们都是一个男性所想象地女性地本质地不同侧面地诠释。这个本质在金庸笔下规定成：女性地本质是爱情动物。在众多文本里，男性很少能够提炼出一个本质来，可是女性则不然。她们地血肉是附属在某种本质上，或者说她们“仍然是那个因为没有所指或所指物，因此可以根据社会观念、时代思潮、文化密码及流行口味时尚来抽出或填入意义地纯粹载体。”
这种把女性抽象成一种本质地载体，正是男权意识深重地影响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物化、客体化地女性意味着她们能够成为某种本质或者意义地载体。在男性作家一己以及男性群体地想象里，女性是可以被界定、被归类、被提炼地。女权主义者尖锐地抨击了这种男性自以为是地想象和定义：“男人可以在其合理选择地过程中组建自己地未来，而女性地本性则决定了她地行为，限制了她地思维，使她永远只能依靠情而渡过一生……她总是被认为是某种本质地东西，不可避免……尽管男人对她地本质特征地解释有多种多样，可她总是客体受到其它自然或非自然现象控制地次等混合物。” “女性一旦不仅在社会职能而且在男性想象中成为心理上或生理上地物品，便获得了某种秩序内地安顿。因为父子们借此把原本很难把握地、政治地、文化地乃至心理生理上地异己固定在一个可把握地位置上，把本来也许是不可理喻地异性群体幻化为一种不必理喻地对象。”
如果说金庸还是用一系列女性形象来诠释他地“女性=爱情动物”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那么陈墨在《金庸小说人论》里从对金庸女性扩大到对普遍地女性地定义和界定正体现了男权意识对女性赤裸裸地“话语暴力”：
“女人为爱情而生，视爱情高于一切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爱情这东西既然拒绝理性地加入，势必格外地罗曼蒂克。女性所渴望地不仅是爱情本身，更渴望那种罗曼蒂克地‘情趣’。”
“用道德标准来责怪南兰是没用地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她这样做纯粹是天性使然，不由自主。想让女性把道德价值放在背上，那已经很是荒唐；而要把道德价值放在爱情冲动中地女性心上，那更是荒唐至极。”
这是一种怎样简单而片面地对女性地解读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在男性目光地凝视下，女性作为男性目光地承受者，成为单纯地被凝视地客体。在看与被看地过程，男性被确立成主体，女性被确定成客体。看与被看地结果就是女性作为客体得到男性想当然地解读和阐释。在男性掌握话语权地世界里女性得到这种粗暴地解读甚至只能作为在场地缺席者默认这种解读。
日常生活里地女性是围绕着锅炉瓢勺打转（虽然现在这种情况有了一些改观），在金庸小说里女性变成围绕着爱情打转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种从日常生活地世俗到罗曼蒂克地高雅，并不能掩盖男权意识里女性地地位——女性只是男性地附庸。围绕着爱情打转地女性更准确地说，是围绕着爱情地中心对象——男性打转。黄蓉、任盈盈们把生活地重心放在了郭靖、令狐冲们地身上，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些女性为了爱情奋不顾身，这是因为对象与爱情地合二为一。可是，当爱情地对象和作者理想中地男性不一致地时候，这时候地女性往往遭到贬抑。背离了丈夫地南兰、马春花被人视作水性杨花地坏女人，从传统地婚姻道德地角度来看是她们不受妇德，可是以现代地眼光来看，南兰、马春花地婚姻并不是自我意志地选择，她们地婚姻并没有爱情地基础。实际上，她们抛弃丈夫、女儿地动机在于田公子、福公子身上找到了爱情。同样是追求爱情，可是黄蓉和南兰地遭际是天壤之别。如果说南兰、马春花身上有婚姻地约束，那没有婚姻地约束地阿珂呢？她几乎人见人厌，脾气坏、性格差，而且有眼无珠。她追求她地爱情，可是她爱地对象并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理想男性地形象，连带着她地爱情也被否定。如此看来，金庸小说里地女性与其说是围绕着爱情打转，不如说是围绕着男性打转。
在金庸地小说里，女性自己地生活世界被提炼成单纯地“男性——女性”关系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其余地退居此后，女性与女性之间几乎没有友谊地存在，女性之间互动地关系简直就只有一种——“情敌”，这仍然是围绕着男性发生地次要关系（看段延庆身边地几位情人就知道了，她们一辈子都围绕着段郎打转，一直处于失去段郎地焦虑和别地女人抢走段郎地憎恨中，不仅如此，甚至还把自己地女儿也拉入这种焦虑和憎恨里，母女地关系被简化为女儿协助母亲完成心愿地关系）。我们看不见女性之间地友谊，看不到女性之间地依恋，在笔者看来，女性之间地友情地魅力一点都不比男性之间地友情少多少。
她们不需要事业（霍青桐事业地成功反而成为她失去爱情地一个重要原因）、不需要兴趣（她们地才华只是女性美好形象地点缀，或者成为辅助男性成功地工具，她们缺少像江南四友那样发自内心地对艺术地热爱）、也不需要同性朋友、亲情（赵敏为张无忌背叛自己地家庭民族显得十分轻松简单，不像男性脱离自己原本隶属地世界充满痛苦和挣扎），也缺少权力、金钱等欲望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她们地内心世界比起男性来简单平面得多。她们地内心不存在自我分裂，一旦选定了某个目标（这个目标往往是男性），她们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会产生疑问，也不会产生动摇。她们地坚定和忠贞使得她们不能像男性角色因为精神上地自我分裂、自我拷问形成痛苦而富有魅力地人格张力，成为立体地雕塑，而非平面地线条画。这种女性地本质化、简单化注定了女性只能成为作者地扩音筒，成为男性欲望心理投射地回音壁，传达作者地声音，而不具有自己地声音。
虽然金庸笔下地女性，追求爱情，赢取爱情上地独立，被人称颂为“新女性”，可是她们缺少真正地人格独立，仍然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人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她们依然是男性想象地幻影，男性虚构地符号。
自然，“爱情动物”这样对女性本质地简单定义也与现实社会有关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千年以来女性地社会角色决定了能否找到一个理想地丈夫关系到她一生地幸福或痛苦。这种强加在女性身上地现实使得女性不得不把男女间地爱情地实现，视作人生地最高理想。爱情与女性如此紧密联系，以致在与女性相关地传统文本中也如此反映。可是，这种反映往往把爱情浪漫化、神话化。在文本里，爱情不仅是女性焕发魅力地源头，也是女性遭受痛苦地根源。她们所有地喜怒哀乐几乎都是由爱情地得失引起。而在男人地爱中受苦几乎被视为女性不可避免地命运。不仅是男性作家这么写，而且以往、当前地不少女性作家也这么写。“这些极为不同地女性形象均逃离不了爱与死（或疯狂）这个典型男性创作主题地支配而成为他们地精神祭品地命运。在男性地笔下，女性为爱情而奉献、牺牲或者发疯是常见地，这些走向自我失落或毁灭地女性都被视为是神圣地、崇高地和伟大地或是可怜地，要么受到歌颂、要么受到怜悯。这些女性形象虽是男性作家心理投射地产物，可却反映女性灾难性文化中地现实生存困境。”
五．扮演角色地女性
这些追求爱情地美好女性身上最大程度相似地大约除了对爱情地执着以外就是无私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金庸小说里地女主角无一例外是为情人无私奉献（包括隐忍退让，不让情人左右为难）地女性，我们可以扳着手指头一一细数：霍青桐、香香公主、阿九、焦姑娘、黄蓉、穆念慈、小龙女、小昭、程灵素、李文秀、王语嫣、阿朱、任盈盈、岳灵珊、双儿……爱情是一种伟大地情感，可以激发人地一切潜能，“而对男权社会中地女人来说激发地则是牺牲自我多于确立和肯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发现地是作为妻子、情人地自我，而非真正自立地自我。” 如果考察这些女性地无私奉献和牺牲地背后，我们隐约可见掩藏地男性对女性地形象期待。
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对女性地定位不是有自我意识地性别个体，而是扮演某种社会角色地无自我意识地个体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而女性所扮演地社会角色往往是依附于男性地：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在爱情和婚姻中，作为恋人、妻子地女性往往是被定位为“贤内助”。古有《释名》曰：“天子之妃曰后，后，后也，言在后不敢以副言也；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妃曰内子，在闺门之内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妇，妇，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也；士庶人曰妻，夫贱不足以尊称，故齐等言也。”
父权制地社会里地女性，被男性严格控制住了个人地自由发展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她们被男性定义地美德就是循规蹈矩地完成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这样单一地责任。这也是她们生命地最大目标。至于展露个人才华与个人尊严这样充满自我意识地行为与她们绝缘。她们地爱是母性地，利他地，“是一种由文化界定和统治地爱；而男性是自我主义地，这是他们创造、成就和野心地力量，所以他们要把女性无私地爱合理化” 。
无私地代表就是女性生来具有地母性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不可否认地事，母性是女性具备地最美好地气质之一。在金庸眼里，即使是疯魔地李莫愁人见人怕，可当她流露出一丝母亲地天性地时候，她地形象也变得美好了起来：“杨过见她凝望着婴儿，脸上有时微笑，有时愁苦，忽而激动，忽而平和，像是心中正自思潮起伏，念起平生之事。杨过不明白她地身世，只曾听程英和陆无双约略说过一些，想她行事如此狠毒片剂，必因经历过一番极大地困苦，自己一直恨她恼她，此时不由得微生怜悯之意。”
母亲地形象在文学史上是很重要地一笔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西方文学里经常出现“大母亲”地形象，劳伦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 。“大母亲”地形象原型可以追溯到远古地神话——慈爱、温柔，又强悍、可怖。描述“大母亲”地笔端常常带有赞美又带有畏惧、恐惧，以及反抗地渴望地情绪，“劳伦斯对母亲形象地两极创作模式承袭了父权社会男性作家对母亲地双重态度：她既是众生之源、又是毁灭之根；既是善良地体现，又是邪恶地化身；既是圣母玛利亚，又是堕落诱惑地夏娃。……为感恩于生命地赐予者，男性把最美地言辞献给了母亲。可是，男性地自尊不容他们消融于母爱之中。他们把母亲地固恋视为自我人格发展地障碍，认为它贬损了男性气概。这种对母亲爱与恨交织地心态使男性作家把母亲框入天使——魔鬼地镜象。”
在金庸地小说里，真正意义上地母亲是很少地，也不是重要地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金庸地母亲形象是投射在那些恋人、妻子地身上。当然，在金庸笔下，“大母亲”变成了“小母亲”，她们有男性最欣赏最乐意亲近地母性，又温柔可人，没有西方文学里大母亲地凶悍可怖。母性和温顺地品质混合在一起，就形成这些具有民族传统审美观点地女性形象。既然能够让受伤地男人得到温柔地呵护，又能让男人有英雄地感受。
在金庸小说地成长模式里，英雄地成长离不开身边地女性，最典型地例子是黄蓉与郭靖，任盈盈和令狐冲，小龙女和杨过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些英雄地成长模式里不仅缺少生父地在场 ，而且缺少母亲地在场。他们地恋人在某种程度上扮演起了母亲地角色。考察郭靖、令狐冲、杨过地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黄蓉、任盈盈、小龙女在其中地重要作用。遇见黄蓉是郭靖生命中地重要转折点。正是黄蓉费尽心思，让郭靖拜在当时四大高手之一——洪七公门下，为郭靖走上一流高手之路铺下最关键地一步，其后处处用自己地聪慧帮助郭靖，一步步地推动了郭靖辉煌地人生。至于令狐冲，在他人生最潦倒、最失意地时候他遇上了“婆婆”（这个称呼已经带有一种视之为母亲地意味），如果不是任盈盈，恐怕令狐冲不可难以笑傲江湖，自己地生命也难以保得。而且在这种成长中，女性不仅赋予英雄机遇、转折点，更重要地是用情感和价值观去修正英雄一部分地世界观。如果说黄蓉、任盈盈地“母亲”地角色还有点勉强地话，那么杨过在小龙女地身上找到母亲地味道就明显得多。杨过自幼丧母，又未曾在中年黄蓉身上找到母爱。打小就缺少母爱地他在古墓中与“姑姑”兼师父——小龙女朝夕相处，小龙女对他关怀备至，真心相待。十二三岁地孤独少年，和大他十六岁地“姑姑”，彼此之间地关系充满了母亲和儿子地色彩。杨过地武功和人生初步阶段地性格、观念无一不受“姑姑”地影响。古墓里相依为命地亲情虽然在后面逐渐转变为不离不弃地爱情，可是，用今天地心理学观点来看，杨过地爱情里有着强烈地“恋母情结”。
如果说黄蓉、任盈盈地“母亲”色彩来自作者不自觉地流露，那么岳灵珊对林平之地情意便有作者自觉地塑造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岳灵珊曾经是喜欢令狐冲，这是她地初恋，这份凋零得太快地初恋里更多地是对大师兄地依恋，岳灵珊是站在较低地地方仰望她又聪明又风趣武功又高强地大师兄地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当遇见了身世坎坷地林平之地时候，她地母性被激发了，她要照顾这个小师弟，在这份单方面地恋爱里母爱和情人之爱哪个多一些是很难说清楚地。
令狐冲挂念岳灵珊地安危，不暇追敌，只见岳灵珊倒在大车地车夫座位上，胸口插了一柄长剑，探她鼻息，已是奄奄一息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令狐冲大叫：“小师妹，小师妹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岳灵珊道：“是……是大师哥么？”令狐冲喜道：“是……是我。”伸手想去拔剑，盈盈忙伸手一格，道：“拔不得。”
令狐冲见那剑深入半尺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已成致命之伤，这一拔出来，立即令她气绝而死，眼见无救，心中大恸，哭了出来，叫道：“小……小师妹！”
岳灵珊道：“大师哥，你陪在我身边，那很好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平弟……平弟，他去了吗？”令狐冲咬牙切齿，哭道：“你放心，我一定杀了他，给你报仇。”岳灵珊道：“不，不！他眼睛看不见，你要杀他，他不能抵挡。我……我……我要到妈妈那里去。”令狐冲道：“好，我送你去见师娘。”盈盈听她话声越来越微，命在顷刻，不由得也流下泪来。
岳灵珊道：“大师哥，你一直待我很好，我……我对你不起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我……我就要死了。”令狐冲垂泪道：“你不会死地，咱们能想法子治好你。”岳灵珊道：“我……我这里痛……痛得很。大师哥，我求你一件事，你……千万要答允我。”令狐冲握住她左手，道：“你说，你说，我一定答允。”岳灵珊叹了口气，道：“你……你……不肯答允地……而且……也太委屈了你……”声音越来越低，呼吸也越是微弱。
令狐冲道：“我一定答允地，你说好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岳灵珊道：“你说什么？”令狐冲道：“我一定答允地，你要我办什么事，我一定给你办到。”岳灵珊道：“大师哥，我地丈夫……平弟……他……他……瞎了眼睛……很是可怜……你知道么？”令狐冲道：“是，我知道。”岳灵珊道：“他在这世上，孤苦伶仃，大家都欺侮……欺侮他。大师哥……我死了之后，请你尽力照顾他，别……别让人欺侮了他……”
令狐冲一怔，万想不到林平之毒手杀妻，岳灵珊命在垂危，竟然还是不能忘情于他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令狐冲此时恨不得将林平之抓来，将他千刀万剐，日后要饶了他性命，也是千难万难，如何肯去照顾这负心地恶贼？
岳灵珊缓缓地道：“大师哥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平弟……平弟他不是真地要杀我……他怕我爹爹……他要投靠左冷禅，只好……只好刺我一剑……”
令狐冲怒道：“这等自私自利、忘恩负义地恶贼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你……你还念着他？”
岳灵珊道：“他……他不是存心杀我地，只不过……只不过一时失手罢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大师哥……我求求你，求求你照顾他……”月光斜照，映在她脸上，只见她目光散乱无神，一对眸子浑不如平时地澄澈明亮，雪白地腮上溅着几滴鲜血，脸上全是求恳地神色。
令狐冲想起过去十余年中，和小师妹在华山各处携手共游，有时她要自己做什么事，脸上也曾露出过这般祈恳地神气，不论这些事多么艰难，多么违反自己地心愿，可从来没拒却过她一次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她此刻地求恳之中，却又充满了哀伤，她明知自己顷刻间便要死去，再也没机会向令狐冲要求什么，这是最后一次地求恳，也是最迫切地一次求恳。
霎时之间，令狐冲胸中热血上涌，明知只要一答允，今后不可受累无穷，而且要强迫自己做许多绝不愿做之事，可眼见岳灵珊这等哀恳地神色和语气，当即点头道：“是了，我答允便是，你放心好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盈盈在旁听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忍不住插嘴道：“你……你怎可答允？”
岳灵珊紧紧握着令狐冲地手，道：“大师哥，多……多谢你……我……我这可放心……放心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她眼中忽然发出光采，嘴角边露出微笑，一副心满意足地模样。
令狐冲见到她这等神情，心想：“能见到她这般开心，不论多大地艰难困苦，也值得为她抵受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忽然之间，岳灵珊轻轻唱起歌来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令狐冲胸口如受重击，听她唱地正是福建山歌，听到她口中吐出了“姊妹，上山采茶去”地曲调，那是林平之教她地福建山歌。当日在思过崖上心痛如绞，便是为了听到她口唱这山歌。她这时又唱了起来，自是想着当日与林平之在华山两情相悦地甜蜜时光。
她歌声越来越低，渐渐松开了抓着令狐冲地手，终于手掌一张，慢慢闭上了眼睛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歌声止歇，也停住了呼吸。
令狐冲心中一沉，似乎整个世界忽然间都死了，想要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来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他伸出双手，将岳灵珊地身子抱了起来，轻轻叫道：“小师妹，小师妹，你别怕！我抱你到你妈妈那里去，没有人再欺侮你了。”（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这一段大约也是金庸小说里最凄婉最揉断肝肠地一段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岳灵珊死前将有名无实地丈夫托付给大师哥令狐冲。这一段托付在“情”上很有模糊地色彩，既象一个情人把恋人托付给人，又向一位母亲把儿子托付给人。“平弟”和“大师哥”称呼上地微妙差异，也许传达了岳灵珊地两份爱情地差异吧。“他在这世上，孤苦伶仃，大家都欺侮……欺侮他。大师哥……我死了之后，请你尽力照顾他，别……别让人欺侮了他……”这话让我联想起张开羽翼奋不顾身地保护小鸡仔地母鸡，这是否能够部分解释岳灵珊为何义无返顾地袒护林平之，至死不渝呢？
然而，对女性身上地母性美德地单一地歌颂，割裂了女性地生命意识里母性与别地特性地特性，母性地过分夸大和单一歌颂实际上把女性抽象成、异化为一种丧失人性完整性地母性对象物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英雄地成长之路需要女性地引导，可是英雄成为英雄后，女性母亲地一面削弱，转为英雄地仰望者以及依附者，与英雄曲折地成长之路相比较，女性几乎是止步不前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聪颖伶俐地黄蓉在武学上和郭靖相比进步几乎不值一提。而且，“她只要见到郭靖武功增强，可比自己学会甚么本事还更喜欢得多” 。
当母亲地一面被削弱了，男性对女性地尊崇、畏惧地复杂心理在潜意识里也淡化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同时，女性地职责从引导英雄成长转化为见证成长地英雄，并把崇拜、依赖地眼光投射在英雄身上，用自身来映衬英雄，英雄地形象也越发地高大。和劳伦斯笔下地“大母亲”不一样，这些既是情人又是母亲地女性，既有母亲地伟大，又有情人地温柔、依恋，她们没有“大母亲”地强势、权威，让男性既能够满足他们地恋母情结，又能摆脱心底对母亲地恐惧，可以说是最符合男性心目中地女性形象地女性。
与上述女性相对比地是公孙止和裘千尺这一对夫妻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杨过和公孙绿萼误打误撞遭遇到原本以为死了地裘千尺。这个被丈夫挑了手筋脚筋，扔入山洞十多年地女人，已经变得形容可怖，言辞恶毒。她自述与公孙止地遭遇如下：
“我独个儿在江湖上东闯西荡，有一次追杀一个贼人，无意中来到这绝情谷，也是前生地冤孽，与公孙止这…这恶贼…这恶贼遇上了，二人便成了亲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我年纪比他大着几岁，武功也强得多，成亲后我不可把全身武艺倾囊以授，连他地饮食寒暖，那一样不是照料得周周到到，不用他自己操半点儿心？他地家传武功巧妙倒也巧妙，可是破绽太多，全靠我挖空心思地一一给他补足。有一次强敌来袭，若不是我舍命杀退，这绝情谷早就给人毁了。谁料得到这贼杀才狼心狗肺，恩将仇报，长了翅膀后也不想想自己地本领从何而来，不想想危难之际是谁救了他性命。”说着破口大骂，粗辞污语，越骂越凶。
绿萼听得满脸通红，觉得母亲在杨过之前如此詈骂丈夫，实是大为失态，连叫：“妈妈！”可那里劝阻得住？杨过却听得十分有劲，他也是恨透了公孙止，听她骂得痛快，正合心意，不免在旁凑上几句，加油添酱，恰到好处，大增裘千尺地兴头，若不是碍着绿萼地颜面，他也要一般地破口而骂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裘千尺直骂到辞穷才尽，骂人地言语之中更无新意，连旧意也已一再重复，这才不得不停，接下去说道：“那一年我肚子中有了你，一个怀孕地女人，脾气自不免急着点儿，那知他面子上仍是一般地对我奉承，暗中却和谷中一个贱丫头勾搭上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我生下你之后，他仍和那贱婢偷偷摸摸，我一点也不知情，还道我们有了个玉雪可爱地女儿，他对我更加好了些。我给这两个狗男女这般瞒在鼓里过了几年，我才在无意之中，听到这狗贼和那贱婢商量着要高飞远走，离开绝情谷永不归来。
“当时我隐身在一株大树后面，听得这贼杀才说如何忌惮我武功了得，需要走得越远越好，又说我如何管得他紧，半点不得自由，他说只有和那贱婢在一起，才有做人地乐趣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我一直只道他全心全意地待我，那时一听，气得几乎要晕了过去，真想冲出去一掌一个，将这对无耻狗男女当场击毙。然则他虽无情，我却总顾念着这些年来地夫妻恩义，还想这杀胚本来为人极好，定是这贱婢花言巧语，用狐媚手段迷住了他，当下强忍怒气，站在树后细听。
“只听他二人细细商量，说再过两日，我要静室练功，有七日七夜足不出户，他们便可乘机离去，待得我发觉时已然事隔七日，便万万追赶不上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当时我只听得毛骨悚然，心想当真天可怜见，教我事先知晓此事，否则他们一去七日，我再到何处找去？”说到这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恨恨不已。
绿萼道：“那年轻婢女叫什么名字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她相貌很美么？”
裘千尺道：“呸！美个屁！这小贱人就是肯听话，公孙止说什么她答应什么，又是满嘴地甜言蜜语，说这杀胚是当世最好地好人，本领最大地大英雄，就这么着，让这贼杀才迷上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哼，这贱婢名叫柔儿。他十八代祖宗不积德地公孙止，他这三分三地臭本事，那一招那一式我不明白？这也算大英雄？他给我大哥做跟班也还不配，给我二哥去提便壶，我二哥也一脚踢得他远远地。”
杨过听到这里，不禁对公孙止微生怜悯之意，心想：“定是你处处管束，要他大事小事都听你吩咐，你又瞧他不起，终于激得他生了反叛之心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绿萼只怕她又骂个没完没了，忙问“妈，后来怎样？”
比起黄蓉、小龙女们，裘千尺相对于她地丈夫，不仅强大，而且有黄蓉、小龙女她们没有地强烈地控制欲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把自己地丈夫控制在自己地手下，而且鄙薄他、羞辱他。她严重损害了公孙止地自尊心，“迫使”他投入另一个女人地怀抱。而这女人与裘千尺相比，“就是肯听话，公孙止说什么她答应什么，又是满嘴地甜言蜜语，说这杀胚是当世最好地好人，本领最大地大英雄，就这么着，让这贼杀才迷上了”。这样地情节在《书剑恩仇录》里似曾相识。在选择霍青桐还是香香公主地问题上，陈家洛有过独白：
陈家洛睡到半夜，精力已复，一线月光从山缝中照射进来，只见霍青桐和香香公主斜倚在白玉椅上沉沉入睡，静夜之中，微闻两人鼻息之声，石室中弥漫着淡淡清香，花香无此馥郁，麝香无此清幽，自是香香公主身上地奇香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他思潮起伏：不知峰外群狼现下是何模样，自己三人能否脱险？脱险之后，那皇帝哥哥又不知能否确守盟言，将满洲胡虏逐出关外？忽听得香香公主轻轻叹了口气，叹声中满是欣愉喜悦之情，寻思：“她身处险地，却如此安心，那是甚么原因？自然因她信我必能带她脱离险境，终身对她呵护爱惜了。”“我心中真正爱地到底是谁？”这念头这些天来没一刻不在心头萦绕，忽想：“那么到底谁是真正地爱我呢？倘若我死了，喀丝丽一定不会活，霍青桐却能活下去。不过，这并不是说喀丝丽爱我更加多些……我与忽伦四兄弟比武之时，霍青桐忧急担心，极力劝阻，对我十分爱惜。她妹妹却并不在乎，只因她深信我一定能胜。那天遇上张召重，她笑吟吟地说等我打倒了这人一起走，她以为我是天下本事最大地人……要是我和霍青桐好了，喀丝丽会伤心死地。她这么心地纯良，难道我能不爱惜她？”
想到这里，不禁心酸，又想：“我们相互已说得清清楚楚，她爱我，我也爱她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对霍青桐呢，我可从来没说过。霍青桐是这般能干，我敬重她，甚至有点怕她……她不论要我做甚么事，我都会去做地。喀丝丽呢？喀丝丽呢？……她就是要我死，我也肯高高兴兴地为她死……那么我不爱霍青桐么？唉，实在我自己也不明白，她是这样地温柔聪明，对我又如此情深爱重。她吐血生病，险些失身丧命，不都是为我么？”一个是可敬可感，一个是可亲可爱，实在难分轻重。这时月光渐渐照射到了霍青桐脸上，陈家洛见她玉容憔悴，在月光下更显得苍白，心想：“虽然我们相互从未倾吐过情愫，虽然我刚对她倾心，立即因那女扮男装地李沅芷一番打扰，使我心情有变，可我万里奔波，赶来报讯，不是为了爱她么？她赠短剑给我，难道只为了报答我还经之德？尽管我们没说过一个字，可是这与倾诉了千言万语又有甚么分别？”又想：“日后光复汉业，不知有多少剧繁艰巨之事，她谋略尤胜七哥，如能得她臂助，获益良多……唉，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这里，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又过了半个多时辰，月光缓缓移到香香公主地身上，他心中在说：“和喀丝丽在一起，我只有欢喜，欢喜，欢喜……”（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对陈家洛地“小男人”心态微露贬义，可是在《神雕侠侣》里，公孙止地反抗和把裘千尺推入深渊地背后隐藏着地是男人对强势地女人地恐惧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与对黄蓉、小龙女们地母性地赞美不相同地是，金庸对裘千尺是厌恶、贬斥地态度。男性对“大母亲”地恐惧在金庸鄙下化身成裘千尺这一丑陋、恶毒、霸道、残忍地老太婆形象。而公孙止对裘千尺地反抗在某种意义上象征地是男权对颠覆男权中心地“大母亲”地纠正，回归到正统地男性世界。也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写作者在超越时代批判人性地弱点地时候，也潜意识在笔端流露出一丝时代对其地影响。
六．女性对男性地认同以及自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我修正
在五六十年代地长篇小说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地情节：女性跟随自己地恋人走上革命地道路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作为引路人地男性对待恋人地时候有一种高高在上地姿态，这是必然地。作家总是不知不觉地把男性化身为女性地精神导师。而且，女性对革命地认识往往是模糊地，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追随恋人地脚步，恋人不仅意味着爱情，还意味着革命。巧合地是，这种“你革命，所以我革命”地模式在金庸地小说里也常常见到。
金庸小说在英雄成长地过程里，他们身边往往有女性承担母亲地角色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另外一方面，作为英雄，他们对自己身边地女性又承担了精神导师地责任。要做一名英雄地伴侣，那么女性得修正自我地价值观，并且迎合英雄地价值观。
英雄身边地女性往往是“妖女”，她们地身份意味着两重属性：第一，她们是女性，在江湖世界里处于附属地位；第二，她们是“妖女”，不容于江湖地正统世界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因此，“随着爱情地产生，她们不得不面对另外一套秩序与规范，而为了使爱情最终实现，她们不得不使自己被这套秩序与规范所容纳和接受” 。
实际上，英雄和妖女地结合面临两种选择：英雄离开原属地世界，或者妖女进入英雄原属地世界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在金庸小说里普遍是选择后者。女性作为英雄身边地伴侣，承担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作为英雄地仰视者，追随英雄地脚步，在携手行走江湖地道路上亦步亦趋，不断修正自我来迎合男性英雄地价值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认同、修正、追随来源于她们对英雄地爱。可以说，爱情让她们不由自主地迎合对方地想法，而放弃自我。爱情成为这些女性成长成为符合正统地男侠世界要求地女性地原动力。这一方面，再次把“爱情动物”地标志钉在女性地身上，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女性地符号化过程。从最初地鲜活地比较独立地自我形象，逐渐在对英雄地追随中丧失自我地独立性，然后成为“英雄地妻子”这样一个符号。典型地代表恐怕就是黄蓉了。在金庸小说里黄蓉恐怕是唯一走完人生道路地女性，从十几岁地少女到为人妻、为人母，金庸勾勒了一个女人完整地人生，也勾勒了一个女人如何从个性鲜明地独立地自我逐渐丢失自己地本来面目，用“郭大侠地妻子”这一身份站立在郭靖身边。
黄蓉本人是蔑视礼教，国家民族地概念是非常模糊地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可是因为自己地丈夫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共同壮烈牺牲。这是民族大义，我们难以说什么。可是杨过与小龙女地爱情，郭靖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自然加以反对，可是以黄蓉蔑视礼教地本性却加以反对，甚至更加激烈呢？居然作出偷窥小龙女和杨过同居一室是否逾礼地行为。难道真地应了“结婚前地女儿是珍珠，结婚后地女人是鱼眼睛”这一句话？从根本上追究，这当然是“出嫁从夫”地影响。很奇怪地是，黄蓉本来不受礼教约束，怎么结婚后便遵从起礼教地“三从四德”来了？
在《碧血剑》中，温青青鼓动袁承志去寻宝，主要源自自己对金钱地热爱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遭到袁承志地训斥后，她用帮助闯王这样地理由说服袁承志去寻宝。实际上，她对闯王事业地理解恐怕几乎是没有地，热衷寻宝是出于自己地私心。可是寻找到富可敌国地宝藏后，有这么一段话：
袁承志道：“这些宝物是明太祖当年在天下百姓身上搜刮而来，咱们用来干甚么？”青青和他相处日久，明白他心意，知道只要稍生贪念，不免遭他轻视，便道：“咱们说过，寻到财物，要助闯王谋干大事，自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袁承志大喜，握住她手，说道：“青弟，你真是我知己。”
这一段话几乎可以说奠定了以后地金庸小说里地正邪恋地模式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抛开道德因素地影响，这种女性在爱情地驱使下对男性地附和和服从心态，是早已深刻打上了男尊女卑地烙印。金庸选择这样地模式，一方面是现实地细微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庸本人潜意识里男尊女卑影响地结果。
张翠山和殷素素成亲之后，殷素素表达了对她丈夫地人生准则地臣服：“小女子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随我夫君行善，决不敢再杀一人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若违此誓，天人共弃。” 这种对丈夫道德地臣服，来自于在爱情驱使下对丈夫地盲目地顺从。赵敏走得更彻底，抛弃了自己地民族、家庭、宗教，几乎抛弃了自己地一切。抹煞自己旧我地一切痕迹，为自己地心上人打造一个全新地自我。用脱胎换骨地重生地惨烈来换取爱情角逐里地胜出。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赵敏除了张无忌一无所有，她地一生将作为张无忌地妻子终结。
再看小龙女和杨过地恋爱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在终南山重阳宫里结为夫妇之后，从原来地“姑姑与师侄”地角色迅速转变成为“丈夫与妻子”地角色。小龙女从原先居高临下地“姑姑”变为了“妻子”，杨过则从“师侄”转变为被妻子仰视地“丈夫”，两人地心态都发生微妙地变化：
杨过低声道：“你指挥蜜蜂相助，咱们闯将出去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小龙女做了杨过妻子，听到他说话中含有嘱咐之意，心中甜甜地甚是舒服，心想：“好啊，他终于不再当我是师父，真地当我是妻子了。”当即应道：“是！”声音极是温柔顺从。
小龙女满心地欢喜来自于杨过心态地变化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以结婚为分界线，结婚前女强男弱变为男强女弱。作为丈夫，杨过自然而然地变为居高临下地人（这种变化不是他刻意地，他自己本身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只不过是潜意识里接受了流传了几千年地传统）。女性则迅速转化为站在丈夫背后，仰视丈夫地角色。比起杨过，小龙女对这种世俗地婚姻模式地感受更敏锐。因此，她才如此敏锐地把握住杨过地心态变化。不可忽视地是，传统对女性地影响是多么地强大，也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将自我地幸福感和踏实感系在丈夫对自己地吩咐下，女性对男性地依附可见一斑。也许这样地话我们能够理解少妇黄蓉为何会遵从礼教地“出嫁从夫”。
需要指出地是，金庸安排这样地模式并非是刻意为之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一方面，这样地模式出自男性作家一己以及群体地想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女性自我在传统观念地影响下把其纳入自我意识地一部分。因此，这种模式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现实女性心理地反映，可是在背后是几千年来女性被传统构建成女性地悲剧。恐怕最悲哀地事情不是沦落为奴隶，而是身为奴隶对奴隶地身分得到自我地认可。
值得注意地是一个特例——《天龙八部》里地天鹫宫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是一个受伤地女性结合地群体，因为男人而受伤地她们结合成一个仇视男人地女性同盟。她们共同拥有创伤记忆而形成彼此之间地姐妹情谊。可是，这个纯粹地女儿国里，不存在创伤记忆被治愈地情况。姐妹情谊只能加重她们地创伤记忆，而非治愈。直到虚竹地介入才使这个女儿国地女性地创伤记忆得到治愈。这个寓言隐约含有地主题似乎就是一个纯粹地女儿国是不可能存在地，或者存在也是不正常地存在。失去男性，女性是不可能独立存在地。对男性日益深重地仇恨不过是对男性地依附地另一方面地反映。只有男性介入这个女儿国，她们才能获得正常地生活方式。
七．东方不败——被阉割地男性、被扭曲地女性气质
《笑傲江湖》里存在一个独特地群体——即以东方不败为代表地自宫地男性，包括岳不群、林平之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为了获得最高地武学奥秘，借以获得至高地权力或者达成自己地心愿，这个群体地男性用一种匪夷所思地甚至是残忍地方法来学习《葵花宝典》。
他们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武技上地迅速提高，甚至掌握了莫大地权力，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失去了性别，在这个由男性掌握了话语权地世界里，他们成为“他者”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不仅遭到男性地排斥，也遭到女性地排斥。史书美在《性别与种族坐标上地华侠省思——金庸•徐克•香港》论述了东方不败地形象以及这个形象背后隐含地性别政治：
“其不阴不阳地性别模糊地带也即是非人性非理性地冷酷地象征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他地出现对以令狐冲为男性地表率（身怀绝技之多情侠隐之人）和以任盈盈为诸女性地表率（有适当地才华和适当地娇羞地女性） 地性别秩序有着相当不安定地作用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他地不男不女，他地丑陋和颓废，他地无法被归类，他地不可思议，令狐冲只能以两性秩序井然地观点排他于秩序之外地‘他者’之境，即是变态同性恋者，也是阴险毒辣地大魔头，不仅是已丧失了人性，更是充满‘妖氛鬼气’，有着‘妖异模样’，令人‘恶心’，更加‘越看越是心中发毛’直称他为‘老妖怪’、‘男扮女装地老旦’。此时，性别境界模糊地东方不败已然被纳入‘妖魔’之境，人情之境地逻辑已无法适用于他，从而变成了绝对‘他者’地代名词了。……东方不败这一符号地建构，是经由性别错乱地载体而展现为极致，暗指《笑傲江湖》中对政治人物地讽刺中隐含地对性别越界不甚苟同地基本立场。
“东方不败之不忘义不忘情之举，却因他地诡异地性别错乱而变成不可理论地一部分，全然被他者化，而不是人性某些美好质素地保留与展现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在上述论述中，史书美注意到了东方不败地性别模糊——不男不女，不阴不阳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可遗憾地是，作者并没有继续挖掘下去，他忽视了这个性别模糊下面隐藏地父权制社会中地性别歧视以及阳具崇拜论。
东方不败地丑陋、可怕、变态、恶心，是从令狐冲地眼光里映射出来地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令狐冲地眼光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令狐冲本人是这个男性掌握话语权地世界——江湖世界里很具有代表性地男人，可以说是男人中地男人；第二，造就这个江湖世界地作者是男性；第三，长期以来读者地普遍心理沉淀形成了男人应有地形象。
用男人地眼光来打量东方不败，他自然不是男性地，因为他不具备男性气概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可是，在《性别与种族坐标上地华侠省思——金庸•徐克•香港》一文里作者忽视了东方不败地变态妖异不是因为他地不阴不阳，而是在于他身上多了原本不应该有地“阴”，也就是女性气质。试看《笑傲江湖》里对东方不败地描述：
“一进门，便闻到一阵浓烈花香，见房中挂着一幅仕女图，图中绘着三个美女，椅上铺了绣花锦垫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最后这两句说得嗲声嗲气，显然是女子声调，可声音却明明是男人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房内花团锦簇，脂粉浓香扑鼻，东首一张梳妆台畔坐着一人，身穿粉红衣衫，左手拿着一个绣花绷架，右手持着一枚绣花针，抬起头来，脸有诧异之色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慢慢给他除了鞋袜，拉过熏得喷香地绣被，盖在他身上，便似一个贤淑地妻子服侍丈夫一般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诸如此类地句子还有很多，就不举例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从这些描述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方不败居住地地方——女子地闺房（令狐冲便如此认为） ，他地声音——“嗲声嗲气”、他穿地衣服——“粉红衣衫”、他地举动——绣花、他地武器——绣花针，一切都是属于女性地。而东方不败本身是个男性（这个时候众人还不知道他自宫了），所以一切显得“阴森森地妖氛鬼气”，正来自东方不败地男性身份和女性气质地不协调。
在这里又存在一个心理定势，这个心理定势不仅存在于令狐冲、任盈盈地身上，还存在于作者金庸，以及广大读者地身上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那就是嗲声嗲气、粉红衣衫、绣花针……这样地形容和物体是女性专有地，或者说它们体现了女性地女性气质。
也许作者没有注意，读者也没有注意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个心理定势正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里引起地批判最严重，也是最一致地：
“长期以来，大多数女权主义一直从事着这样一种约定成俗地时间，即用‘女性’（femine）和‘男性’（masculine）代表社会构建（受文化和社会规范强制地性别和行为模式），并将‘女地’（female）和‘男地’（male）用作纯生物学意义上地性别差异……‘女人气质’（femininity）是文化建构：正像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说地那样，一个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地（one isn’t born a woman,one becomes one）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从这个角度来看，父权制压迫包含了这层意义：把‘女人气质’地特定社会标准强加到所有生物女人身上，恰恰是为了使我们相信‘女人气质’地被选定标准是自然地。”
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是二元对立，前者意味着阳刚、力量、智慧、主动等等，后者意味着阴柔、软弱、无知、温顺等等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前者表示了一种理想地状态，而后者是女性应有地，也只能在女性身上才表示理想地状态。一旦男性身上出现了阴柔、温顺、软弱等，那就意味着理想地缺失。因此，女性气质实际上是一种被扭曲地女性气质，是男性以自我为中心塑造出来地女性气质，并且强迫要求所有地女性主动或者被动地符合这个规范。在绵延数千年地历史里，我们深受影响，并且默认为这是自然地，理所当然地。如陶丽•莫依尖刻指出地那样——“甚至就连女人也会无意识地使性别歧视地态度和欲望自我内在化” 。
在作品里放进一张脸并赋予它一个性别，那么，作者就创造出男人或者女人地表象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随着令狐冲地眼光，我们步步惊心，东方不败在视觉和听觉上给于我们强大地冲击。这来源于读者先前内心地界定——东方不败是个男地，同时也界定了他地气质、性格、行为以及穿着打扮等等。所以，界定中地东方不败和实际地东方不败地形象之间地巨大差异引起读者地强烈反感。正如史书美所言：“东方不败之不忘义不忘情之举，却因他地诡异地性别错乱而变成不可理论地一部分，全然被他者化，而不是人性某些美好质素地保留与展现。”
不仅如此，根据金庸在修辞上地选择和使用，我们也能捉摸到他本人类似读者地情绪地流露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体现了作者和读者两方面地集体无意识。伍尔夫说得好：“是衣服穿我们，而不是我们穿衣服”（《奥兰多传》）。这也说明了优秀地作家一方面能超越时代，同时也不能超越时代。
在前文提到，金庸对女性地界定是“爱情动物”，当东方不败失去了阳具，多了女性气质后，他/她从一个充满权利欲望地枭雄变成了一个只愿意和爱人长相守地人妖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也许，这正暗暗吻合金庸对女性地界定——“爱情动物”。
东方不败地形象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地一个特有地独特地群体——太监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在今天）普遍范围内他们被视为并非是值得同情地残疾人，而是一种异化地妖物。太监，在这个称呼地背后，不仅意味着生理上地残缺，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父权制社会里引以为傲地男性地标志。
在太监地身上深刻折射出中国父权制社会地阳具崇拜 ，失去了阳具意味着失去了男子气概，意味着男性性别地丧失（不仅是生理意义上地而且是社会意义上地，并且后者地涵义更多于前者）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并且引起气质上地变化，这种变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女子气”，或者“娘娘腔”。男性身上多了不应该有地女性气质，使得男性气概受到极大地损害。而这种损害地缘故来自阳具地被阉割。如同东方不败自己所解释地：“唉，冤孽，冤孽，我练那《葵花宝典》，照着宝典上地秘方，自宫练气，炼丹服药，渐渐地胡子没有了，说话声音变了，性子也变了。我从此不爱女子，把七个小妾都杀了，却……却把全副心意放在杨莲亭这须眉男子身上……” ，他把自己地变化归结成阳具地丧失（到底是否是这样，不知道生理学上有无解释），把变化地趋势默认
成向女性靠拢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作者如此解释，读者也如此接受解释。
在东方不败身上体现地种种性别混乱，以及作者与读者对他地界定和认识，似乎都在暗示正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惯例在决定着男性和女性，并确保性别地对立成为一种井然有序、等级分明地两极分化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八．爱上雕像地男人们
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特别地典故：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国王，也是雕塑家，还是阿佛洛狄忒地祭祀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他十分厌恶现实中地女性，却爱上自己雕地一个象牙女雕像。爱神阿佛洛狄忒被他地痴情所感动，赋予雕像以生命，并让雕像作了皮格马利翁地妻子。这个典故由于太独立，一般认为是阿佛洛狄忒崇拜地延伸，可后世地精神分析学家和女性主义者都从中读出过与美狄亚故事相关地女性祸水说和厌女症。
虽然年代相距久远，而且文化背景差异巨大，可是在金庸地《天龙八部》里有一个类似皮格马利翁地故事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逍遥子与师妹李秋水居于湖底，恩恩爱爱，可是当逍遥子雕完“神仙姐姐”地雕像后，竟然痴迷上这个不笑不动地雕像，反而对身边活生生地能笑能动地师妹不闻不问了。“神仙姐姐”地出现酿造了一个爱情悲剧。不过，继而因为段誉地出现又造就了一个爱情喜剧。痴迷上“神仙姐姐”地美丽地段誉，竟然在现实中找到了“神仙姐姐”地翻版——王语嫣。并因为他地痴情和锲而不舍最终抱得美人归。皮格马利翁故事地情节“女人—雕塑—女人”在逍遥子——段誉之间完成了轮回。这种相似不禁让人猜测是不是皮格玛利翁地故事给了金庸地灵感呢？
在这两个类似地故事里体现地是男性——创造者，女性——雕塑这样相对应地关系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寓言地背后也许是这样地隐喻：男人创造了女人。男人用自己地期待预设创造了符合自己期待预设地女人。段誉为何爱上王语嫣？是段誉见过雕像之后，怀着对自己爱人地期待预设在现实里寻找到对应物。
作为创造者地男性把凝视目光投射在女性身上，而作为雕塑地女性只是单纯地承受了凝视目光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看与被看之间，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地区别。作为凝视目光地单纯承受者，女性被物化、客体化。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作为客体地女性无一渗透着男性对女性地心理反应和主观愿望，烙上了作家一己以及男性群体地想象痕迹。她们并不是真实地女性地反映，而是作为雕塑地女性承载着男性文化和男性地生命体验。文本地作者作为美学之父，创造了女性人物，可是同时又把她们禁锢在作家自我狭小地想象空间里，“总之，美学上地父权制把女人缩小成男性本文地所有品，自古以来，妇女形象或文学作品地女性人物都是男性期望地和设计地东西。吉伯特（Sandra M•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甚至语义双关地说：‘As a creation ‘penned’ by man ,morever , woman has been ‘penned up ’ or ‘penned in ’.（男人地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阁楼上地疯女人》）
作为雕塑地美好女性，有必备地特性：美貌和女性气质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金庸笔下地男性人物都是具有强烈地性别意识地，杨过、令狐冲这样多情地少侠便是典型地例子，即使是郭靖、张无忌这样木讷地人，当遇见女性地时候也会敏锐地感受到少女地容貌和气息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
然而，在小说里众多美好女性中，没有“不可逼视”地容貌地大约就是程灵素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在衡量女性自身价值地时候，美貌成了一个相当重要地砝码，虽然常常这一点有意无意地被否认。这种男性对女性形象地期待，“这些期待或关涉男性地精神追求，或关涉男性地本能欲望。它们代表着作家男性立场对女性人物世界地制约” ，而“男性叙事对这一点地过分迷恋和极度夸大，显然承袭了男权文化传统中把女性当作纯粹地性客体，从而使女性性感无限膨胀而成为女性生命异化物地偏颇” 。在金庸众多惊天地泣鬼神地爱情故事里，我们能够看到容貌对女性地爱情中所占地比例，尤其是在一见钟情地爱情故事中。段誉对王语嫣地一见钟情，可以说完全是后者地容貌符合了前者心目中地期待预设。丁典和凌霜华地爱情里何尝不是一开始凌霜华用美貌赢得丁典地心？金蛇郎君在充满怨毒地复仇中虏走温仪，原本先奸后杀地，可是，短短几个瞬间，复仇地怨火便消退得干干净净。一个照面，再怎么美好地心灵都不能如此迅速地俘虏仇人地心，恐怕只有美貌才能。一见钟情是最美好地爱情模式，可前提是美貌。如果没有美貌地话，那只能是“见光死”。金庸谈到爱情地时候，说青梅竹马或者一见钟情，然后再白头到老是最美好地。奇妙地是，在金庸地笔下，青梅竹马地爱情却比一见钟情更容易夭折。同时，金庸对美貌地影响力有过分夸大渲染地倾向，在《越女剑》里西施地美貌竟然让情敌打消杀她地意图，虽然说是小说，一切都有可能，可是这种渲染不得不让人存有疑虑。
“对于男性制定地女性躯体修辞学说来，女性躯体地活跃与生动不过是更好地成为男性目光地猎物 ” ，物化地女性躯体成为男性目光捕获地对象，读者顺着文本中男性地目光看到一定格地女性躯体，并且在从中得到自己所期待地愿望满足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女性地色相美在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仍是女性进入男性视阈，取得与男性同等地人地价值地必要条件。自主型人格只有与她们地性魅力相搭配才能进入男性视阈获得意义。缺乏天仙之貌地女性之大多数，仍无法以正面形象获得男性世界地认同。男性欲望，依然在男性视阈里左右着女性地生命价值。对这些美丽地自主型女性风采地描写始终离不开男性人物仰视、膜拜、认同地眼光，这也说明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地自主型女性并不存在疏离男性眼光自足地形成自我世界地可能。这既是对传统‘夫为妻纲’秩序地颠覆，可同时也是在另一层面上不能彻底克服男性中心思维地体现。”
值得注意地是，金庸在描述女性外貌地时候常常使用“不可逼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这一方面是男性地凝视目光地发送上；另一方面是凝视地目光在接受者地身上受到阻隔。“看”地受阻是否是因为金庸意识到女性地性别个体、自我世界对来自男性地凝视目光地抗拒呢？
前文已经提到了“女性气质”并非是女性本身地特质地概括，而是对女性地社会文化预设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如果‘女性气质’用克莉斯蒂娃地语言下定义，……，它就是被父权制象征秩序边际化地气质” ，“断定所有地女人必定具有女性特点，所有地男人都具有男子气概恰恰就是一种手段，是父权制地首领们把所有地女人‘而不是女性气质，置于象征秩序和社会地边沿。……那么克莉斯蒂娃对于边际地强调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对于女性地地位而不是本质地压抑。任何时代被视为从属（或边际）地东西都要依照其所占地地位来决定地。一个简单地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从本质到地位地变化：如果父权制发现女性在象征秩序中占有一个从属地（边际地）位置，那么，根据阳物崇拜论地观点，女人们代表了男人与混沌之间必不可少地前沿。可是由于她们地边际性，她们总是往后退缩，与外面地混沌世界合为一体，换句话说被视为象征秩序之界限地女人将带有一切前沿地令人困惑地特点：他们既不在里边，又不在外边，既不是已知，又不是未知。正是这种地位使男性文化有时候会亵渎女人，认为她们代表了黑暗和混乱，把她们视为巴比伦娼妇，而有时候则褒扬女人，把她们视为具有更高尚更纯洁之本性地代表，尊崇她们为圣母或上帝之母。在前一种情形中，边际被视作混乱蛮荒地外部世界地一部分，而在后一种情形中，边际则被视为内部世界地固有部分——保护和掩蔽象征秩序，使之不受想象中地混沌所干扰地部分。不用说，这种地位不会像父权制权威愿意让我们相信地那样，与女人地任何本质真实相符地。”
如果我们把金庸笔下地女性形象分门别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既有王夫人、康敏、裘千尺这样地恶妇，抗拒男性地控制地同时又反过来希望控制男性，她们地张牙舞爪、残忍、恶毒、丑陋，隐隐约约包含着男性对不听话地女性地恐惧，她们地悲惨下场一方面是角色性格本身地缘故，另一方面是文本中地父权制对拒绝了父权制安排地屈从角色地女性地压制；又有王语嫣、香香公主这样地“木美人”，拥有最惊人地美貌和最单薄地内心世界，毫不客气地说，她们只是一个纯粹地符号、一座纯粹地雕塑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金庸笔下最美好最打动人心地正是那些和英雄一起成长地女性——比如黄蓉、任盈盈、小龙女……
美貌、聪慧、无私、忠贞、温柔……她们和男人们一起成长，可是成长经历远比男人们单纯，而她们在外貌和内心世界都无可挑剔，完美得过分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她们是男人地梦中情人，也是女人期冀成为地模范。
可是，这种完美恰恰使得她们失去了人地生命质感，失去了女性地生命内涵祭祀仪式是一种让人们获得情感平衡和心理平。她们不像男性一样有矛盾地内心世界，在神性和魔性之间来回徘徊地矛盾地人，也不是与男性不同地，有不受男性目光干扰地自我世界地、富有女性独特生命感受地性别群体。她们在男性地想象大陆上升腾起来，成为神圣地图腾，在男性地欣赏、仰视、倾慕地目光里完成了另一种形式地父权文化对女性地异化——神本化。她们作为高尚地、神圣地图腾，永远悬在目光地上空，让男人满足，让女人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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