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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畸人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溥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是阮籍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地第一首，诗中地形象具有象征意义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主人公夜间久久不能入睡，起床独坐在空荡荡地堂上，弹琴遣怀。慘白地月光透过薄薄地帷幕飄酒在他地周围，寒凉地夜气阵阵吹袭，拂动着他地衣襟。一种凄清而伤地气氛笼罩着一切，也渗透了人心。寂寞枯索之中，传来一声声悲鸣，那是野外失群地孤雁在呼唤伴侣，林中惊惶地飞鸟在寻找归宿。环顾四周，这个冷漠地世界上看不到任何令人怼藉地东西，心中只有无穷无尽地忧伤。无疑，诗中描摹地并非实在场景，也未必隐喻着什么具体地事实，而只是借诗地意境，寄托一种绝对地孤独之感，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地愁绪。进而言之，这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地悲哀，同时也反映出那一时代许多土人地共同心理。
这里需要对历史作一简单回顾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等人杂揉各家学说，建立了一种富有宗教气息地新儒学一即今文经学，作为汉王朝统治地精神支柱。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现世地统治秩序被解释为有意志地“天”地安排，而这个统治秩序又通过一整套礼法制度来维持。礼法地核心是伦理要求，同时还根据各人身份地位地不同，确定他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应遵循地准则。延而至于东汉，古文经学盛行，把“微言大义”改为“章句之学”，可对封建伦理道徳地强调愈甚于西汉。总之，这是一套与专制政治相适应、强调个人对皇权、对社会地依附性，而否认个人自身地价值与个人自由地规范。至东汉中期以后，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地士族力量开始兴起，经汉末战乱，愈加膨胀。正因为土族并非是完全依附于皇权而存在地；他们也就难以完全接受以维护皇权地绝对权威为旨归地汉代经学。因而，一种新地思潮首先在土族中产生，并逐渐延漫于整个上层社会。这一思潮地基本特征就是自我意识地党醒：人地个体生命地存在被视为最高和最真实地存在，个人地情感和自由意志受到充分地重视，自我价值地实现被视为人生地根本目标。反映在哲学领域，是老庄思想及以此为基础地玄学地抬头；反映在文学领域，是以人生为主题地创作地兴盛。
可现状对士族文人绝非是乐观地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汉、魏晋在短短几十年中迭相更替，一次又一次严酷地权力斗争卷起无数险恶地政治漩涡，而士族并不能完全保持独立地位，也无法逃避权力氵争地风波。甚至，就是早已显现出其荒谬与虚伪地传统礼法，也依然一次又一次被新地权势者抬出来，作为压制反对派地根据。曹操可以算是最为不拘陈规地政治家，他杀异己分子孔融，却是用“不孝”地罪名。至于司马懿父子，更是专讲礼法，而杀人尤多。时代已经是清醒而富于理性地时代，人已经是重视个性、追求自由地人，可他们无法抵抗外部力量地控制，无法把握自己地命运。哪里有真诚地、尊严地、自由地生活？连人命都是朝不保夕。他们不能不为此而悲伤，并由此引起对于人生地充满痛苦地思考。这一趋向在曹植以及阮籍之父阮地诗中已见端倪，到了阮籍，由于他地特殊环覽和经历厂，由于他那强烈前敏感地性格，而发展到更为深入、更为淋漓尽致地境地。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因为他做过步兵校尉，时人又称之为阮步兵。阮籍地父亲阮瑀是曹操地重要幕僚，擅长诗文，代曹操起草过许多军国文书，是著名地“建安七子”之ー。阮氏再上代地情况就不太清楚，可显然属于有一定地位地家庭。从阮璃这一代开始，宗族中有不少人出任重要官职。阮籍出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抚养大地，所以对母亲始终抱有很深地感情。《晋书》本传中说他“性至孝”，还记载了一个值得注意地故事：一次在大将军司马昭府中，有人报告了一桩儿子杀害母亲地案件，阮籍在旁脱口而出：“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这话引起司马昭以及周围人地责难，阮籍只好巧言解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y杀母，禽兽之不若。”无论怎么说，在阮籍心目中，父亲地地位是远不能与母亲相提并论地。由于他从小就没有严父地拘束，只是在温馨地母爱中长大而且总不免常常依恋于这氛氲，因而更容易养成敏感、放任和多少有些软弱地性格。
关于阮籍早年生活地情况，记载很少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据说他自幼聪慧，八岁就能写作。年轻时代，他曾有过一段放浪不地经历。《咏怀》诗自称“少年学击剑”，这是类似游快地行径。又说：“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成阳中，赵李相经过。”（“赵”、“李”也是指游快一类人物。）这种生活经历除了个人地因素外，也受了时代风气地影响。魏晋时贵族子弟追慕奢华，轻狂放浪，恃气任侠，是相当普遍地现象。他们没有必要象汉代地儒生那祥循规蹈矩，埋首经籍，可怜巴巴地求取功名y他们生来就是社会地特殊成员，家族地势力是他们获取政治权力地凭依，因而飞扬跋扈、纵恣任诞，算不得在徳行上有什么了不起地亏缺，甚至相反，常常为他人所称道和羡慕。自然，游侠式地生活终究只是阮籍年轻时代热情与浪漫地表现，到了一定地年岁，便羞为此道了。可旷放自适地生活态度，却并无根本改变。史传中说他“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y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大约是壮岁以后地情状。
任情不羁，只是阮籍早年生活地一方面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以他地家庭出身和个人地聪慧警敏，必然会对自我地未来抱有远大地期待。《咏怀》诗中自述道：“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这是以《诗经》《尚书》泛指儒家祭典。虽说在阮籍地时代，严重束缚个性地汉代经学已经不为士人所重，可传统地儒家经典仍是他们必习地课目。尤其是个人向往在社会中有所作为时，仍然需要从这些经典中寻找思想和行为地依据。《咏怀》诗又回忆自己루年地志向，说是“颜闵相与期。”（颜、闵即孔门高足颜回和闵子鶱。）正表明他想要在德行上有所建树，成为受后人崇仰地贤者。此外，史传中也说阮籍“本有济世志”。这些都反映了阮籍不甘寂寞追求功名事业地愿望。放旷任性与尚德济世看似格格不入，可在阮籍他们身上却是奇妙地统一：任情自适，是重视个性自由和个人情感地表现；追求功名，也是为了在社会中实现自我地价值。虽然由于后来地经历，《咏怀》诗对人生基本上都持悲观态度，可第三十九首，却例外地抒发了慷慨豪壮地情怀，颇类于建安诗地风调，这也许是诗人少年之志地偶一闪现吧。
壮志何慷慨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月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学全躯主？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只是命运不肯赐与阮籍实现其夙愿地机会在他度过青年时代之后，政局就在酝酿着剧烈地变化。阮籍十一岁那年（公元220年），曹丕取代汉室，建立魏朝。可不到三十年，经明帝曹叡至曹芳，便已大权旁落。曹芳继位时年岁尚幼，由宗室曹爽与大臣司马懿共辅朝政。后来二人争夺权力，矛盾日益激化。曹爽身为宗室，原本占有优势，可他骄横刚愎，并无实际才干；司马懿却是老謀深算，有足够地耐心和胆识。到了正始九年（公元248年），司马懿终于抓住机会，果断发动政变，取得成功，随后诛杀曹爽。自此，以司马姓取代曹魏政权地计划就在有力地推行着。
阮籍就在这一变化地过程中开始踏上政治舞台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齐王曹芳正始三年（公元242年），他三十三岁，已是名满天下。当年新任太尉地蒋济听说他地才能，下命召辟他为太尉掾属。按当时制度，朝廷地少数最高级官员（如大将军等）有权成立自己地府署，并自择僚属。一般地习惯，总是选择在土林中享有声望地人入府，以扩大自己地影响。因而这一种召辟，成为文人地主要出身途径之一。阮籍开始不愿就职，后来勉强去了不久即以病为由，辞官还乡。继而又做过很短时间地尚书郎，也是称病而归。到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大将军曹爽又召他为参军。当时曹爽正贵盛无比，作为大将军参军，阮籍可以说得到了接近最高权力中心地机会。可他仍然以疾病为由，很快屏退乡里。阮籍一再辞官，并不是他改变了初衷。开始几次，可能是因为机缘不合，所以无意久留。而辞官隐退，也是有影响有地位地士人自重身份、待价而沽地手段。可到后来，龙其是退岀曹爽地大将军府一举，则显然是因为他看到了政局地危险，不愿卷入权力斗争地漩涡。果然就在他辞官一年多后，曹爽败于司马懿之手。对于阮籍明察时变、及早脱身避祸地举动，当时人都佩服他有远识。不过，从阮籍自己来说，未免有惊心动魄之感吧。随着上层权力斗争愈来愈酷烈，他地政洽雄心也愈来愈衰退。
大致就在正始八年以前地一段时间中，阮籍度与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成同居山阳，常游于竹林之下，放达任酒，畅言老庄之旨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这就是著名地“竹林七贤”。他们有萧散清朗地风采，旷达超脱地襟怀，机智玄妙地辨オ，无不吐言成珠，下笔琳現，占尽一代风流，引起后代许多知识分子地叹赏和追慕。不过这些当代地名土在此结世外之游，并不完全是出于思辩地热情，尽管衷怀不尽相同，可以隐避祸，在林间山中静观动向不明地政治漩流，等待时局地变化，却是一致地。一旦到司马懿政变成功后，局勢明朗，七人也就分道扬镰。其中山涛由于同司马氏地亲戚关系，很快成为新贵，王戎在層了若干年之后，步随山涛地后尘；嵇康本是魏宗室之婿，更且生性刚烈，高馓不羁，因而走上反对司 马氏地道路；阮籍呢，却陷入到一种进退两难身不由己地境地中。
为了实现自己地目标，司马氏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加油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首先是以暴力剪除反对力量。在这方面，他们十分清楚围绕着最高权力地斗争必然是残酷无情地，决不顾忌使用任何很辣地手段。司马懿杀曹爽时，将其同党一律夷灭三族，株连无数。许多著名文人因此丧生，有“名土减半”之叹。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也需要笼络人心，尤其是拉拢那些在土林中有影响地人物。阮氏是个与曹魏政权有密切关系地大族，阮籍本人是当代受人敬重地オ俊之士，他自然成为司马氏物色地对象。大约在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司马懿夺政不久，就征召阮籍为其太傅府从事中郎。次年，司马懿去世，其子司马师以大将军执政，阮籍又转为大将军府从事中郎。此后发生了反对派大臣密谋夺权而告失败地事件，大批牵涉此案地官员均被夷灭三族，继而皇帝曹芳也先被废后遭戮，恐饰地空气日益浓重。新皇帝曹即位之际司马师假借名义封赏群臣，阮籍也封爵关内侯，并被授予散骑常侍这一品位颇高地荣誉官衔。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去世，其弟司马昭继以大将军执政，阮籍再度转为司马昭地大将军从事中郎。这时，改朝换代已在眼前。尽管司马昭最后还是把皇帝宝座留给了自己地儿子，可事态地结局已经明白无疑。用魏地少年皇帝曹髦地话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这位年少气盛地傀儡皇帝不甘受辱，异想天开，亲率左右侍卫去讨伐司马昭，结果被杀死在京城地大街上。总之，在司马氏一步步夺取政权地充满血腥地十余年中，阮籍除了在两次短时间内任官东平太守步兵校尉之外，始终是司马家地僚属。一一这就是他地处境。
对曹魏政权倾败，阮籍自然多有感伤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许多注家认为．《咏怀》诗中有不少暗喻当时政局地内容，虽说难以确证，可大体是可信地。至少，像第三十一首，“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云云，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同样，因为阮氏与曹魏政权地深刻关系，阮籍对司马氏集团地意图和行为，尤其是他们地残忍暴虐，也不可能不感到厌恶。可他无法象过去那样藉口疾病逃离司马氏地控制。因为过去地隐退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而现在地逃避，则会被视为在政治上地异端。这不仅会危及个人地生命，也会累及整个家族地命运，阮籍无力承担这样地责任。而且，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历史已经具有较为清醒地认识。阮籍很明白；司马氏地所作所为不过是历史地重复。即以最近地例子而言，曹魏夺取汉家天下，不同样是充满血腥和虚伪地吗？他既没有回天之力，也并不负有与曹氏政权生死与共地道德义务，所以也没有以身为殉、挽狂澜于既倒地志向。理解这一点对理解阮籍是至关重要地。古人习惯于从传统道德地立场来考虑问题，赞扬阮籍地，喜欢夸大他与司马氏不合作地一面批评阮籍地，则指责他地暖昧与苟且贪生。然而，既然阮籍并不以曹姓地忠臣自居，后人又有什么理由对他艰难求生地行为喋喋不休呢？
在同马氏地身边，阮籍采取十分微妙地态度来规避险恶地政治风波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司马昭曾说：“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这是说他地话语总是空渺不着边际，从不对具体人事加以褒奖或批评。阮籍地朋友嵇康在与山涛地绝交书中，也不无讥讽地说：“阮嗣宗口不沦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从中可以看到阮籍如何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身在仕途，从不过问政事，每日只管饮酒。酒既是自我麻醉地良方，也是自我保全地手段。司马昭曾派人向阮籍提亲，要他把女儿嫁给自己地儿子一一即后来地晋武帝司马炎，对这一政治色彩十分鲜明地联姻之议，阮籍不便拒绝，又不好答允，于是每天喝得昏香然，一连六十多天。司马昭见此情状，也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同马昭地亲信钟会屡次拿政事去征询 阮籍地意见，企图从他地回答中找到构陷地罪名，阮籍也总是票熏然一忖醉态，说出话来不知所云，终于没有落下什么把柄。总之，他既不肯违心地与司马氏在政治上合作，也不想触犯他们地根本利益，以至招来杀身之祸。对此，司马昭虽不能说很满意，大体也可以接受。当阮籍受到攻讦时，常得到同马昭地维护，由此总算享其天年。
然而，正像在开头指出地那样，魏晋时代地土族文人，普遍具有相当强烈地自我意识，重视个人導严和自由意志，而阮籍尤其是才名早播、英锐高做，这种生活对于他无疑是极其痛苦地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生命不可始终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找不到一条可循地途径，几乎成了多余地、毫无意义地存在。如果奪嵇康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嵇康最终被杀，结局比阮籍更为悲慘，可他地人生忧患之感，却并不像阮籍那样强烈。一因为他可能选择地道路是相当明确地，并不像阮籍那样茫然不知所往。有一个故事很有象征意味；据说阮籍常常独自驾了一辆车在野外毫无目标地漫游，而每逢穷途末路，便痛哭一场，掉头而归。成语“穷途而泣”，说地便是他。
他地痛苦抒发于文学创作，流传至今地，主要是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这些诗往往与当日地政治现实及个人遭遇有关，故言辞隐晦，多用 象征手法，不易读懂。古人已感叹“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嶸《诗品》）；“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李善注）。确实，这些诗所牵涉地许多具体人物事件，已无法搞清楚了。可并不是说这些诗都是无法理解地。从根本上说，把这些诗理解为用隐语写成地对某些史实地记述，恐怕是错误地；它们主要是从具体史实和个人处境中产生地对于社会与人生地感受地哲学思考。说得明白点，《咏怀》诗地核心问题是：人怎样在世界上生存？人地内在意志怎样与外在力量发生冲突？而诗地基本倾向，是把现实地荒谬推衍为整个社会历史地荒谬，把个人地痛苦推衍为整个人类地痛苦。这种哲学化地理解，我们可以说是对人生对社会地深入观照，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企图从现实矛盾中解脱出来地软弱表现。一一既然整个历史都是荒谬地、人类根本是痛苦地存在物，那么个人地无所作为，也就成了理所当然地了。在《咏怀》诗中，首先可以看到人生短促引起作者无限感叹。“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时光无情地流逝着“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面对无穷地字宙，人生是那样短暂渺小；“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美好地生命，瞬忽之间就会消失。也就是说，死从根夲上决定了人生地不自由 在东汉末年，当中央政权对社会地强有力控制趋于溃散、各种地方势力逐渐抬头地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生命地价值无法依附于“天命”、依附于社会地伦理观念而存在，由此，人生短促地感叹成为诗歌地突出主题。可同时，人们也在寻找新地人生价值。在《古诗十九首》中，及时享乐、友情和爱情，都受到充分地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诗十九首》并不是颓废地作品。建安诗人则更多地追求建功立业，追求不朽地声名，以此为生命地延续。所以，尽管建安诗中常常流露出关于生与死地忧虑，可人们感受更为强烈地，却是其中慷慨畬发地精神。总之，在阮籍以前地诗歌，其哲理倾向大多是把自然规律矾为人生不自由地根本原因，而相信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找到解脱，至少是精神超升地道路。
那么，阮籍又怎样看呢？他虽然也重视自然规律地作用，可更为重视社会对人地压迫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在《咏怀》诗中，逐一排除了所有可能地解脱。阮籍看到多少人为追逐富贵而倾轧相争，以至顷刻覆亡，认识到这是一条导致生命毁灭地道路：“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那么荣名是否有意义呢？名和利一样，都是使人丧失自我、丧失本性地东西“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至于身后之名，更是虑幻无价值：“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爱情、 友谊固然是美好地，可是当黑暗笼罩一切地时候，它们也随时会被夺走，愈加唤起人生地悲哀：“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苦辛。”而且，人心中更多地，是险恶、虚伪；人与人之间更多地，是猜疑、仇视与背弃：于是他绝望地感慨“人知交友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干。”“感概怀辛酸，怨毒常苦多。”“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
在《咏怀》诗中，只有二种以肯定地笔调写到地向往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其一是神仙世界。可这只是一种超现实虚幻地追求，作者知道那是不可能得到地；“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另一种是建功立业，如前面所举地第三十九首。可作者同时又指出，这并不是个人可以随意选择地道略。“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遇与不遇，为命运地偶然所决定，所以归根到底生命地价值无法由此得到实现。史书记载阮籍曾登上河南滎阳地广武山，俯视楚汉相争地旧战场，感叹说：“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故事颇显出阮籍地高傲；起于草莽、提三尺剑取天下地汉高祖刘邦，不过是偶然成名地“竖子”1它地另一层意味，就是感慨自己空怀壮志，无处施展。这也是说人为外在力量所操纵。
所以，生命在阮籍笔下，被描绘成极端不自由地、而且是毫无出路地存在天网弥四野，六翩掩不舒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摇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通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咏怀》之七十）这种不自由、无出路地存在，又是极其孤独地。孤独感，是《咏怀》诗中十分强烈地情绪，在此之前地文学中，从未有这样地表现。开头我们已经举了《咏怀》之ー为例，下面地第十七首也很有代表性，并且有很强地艺术感染力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禽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堂上无人，路上无人，整个天下（九州）也只见孤独地鸟兽，不见一人！这竟是一个荒凉地世界。而生命就这样走向毁灭ー日复一タ，一タ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可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在阮籍看来，生命始终受到两种力量地压迫。是人所生存地社会。社会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危险，一切都不可预测，再多地智慧也难以应付因而人地一生焦虑重重，如怀汤火。即使你小心 翼翼，如履薄冰，躲过了人世地一切危险，那么另一种力量必然将你毁灭，那就是一死亡这首诗地内涵同德国近代悲观地哲学家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地世界》一书所说十分相似。他说：生命本身就是布满礁和漩涡地海洋，人是最小心翼翼、千方百计地避开这些暗礁和漩涡。可尽管他历尽艰苦，使出浑身解数而成功地绕过去了，他也正是一步ー步地向死亡驶去，走向那个不可避免、无法挽救地灭顶之灾。
诚然，《咏怀》诗是相当悲观地作品，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它地深刻意义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不自由地悲哀，产生于对自由地渴望；强烈地孤独感，产生于强烈地自我意识；而没有对于完美人生地希冀，也就难以领会生命毁灭地惨痛。尤其是，当阮籍把生命所受地压迫从根本上归之于社会原因时，他已经把汉末以来文学地人生主题引导到一个新地高度。所以，尽管从未有人象阮籍那样，把人生描绘得如此阴暗、沉闷，可人们同时也从中感受到对人生地最为执着地爱恋。虽然这里多少包含着从无可奈何产生地软弱，可它确实既是一曲生命地哀歌，又是一曲生命地颂歌，千余年来《咏怀》诗始终散射着感人至滦地凄哀而美丽地光彩。这里令人想到王隐《晋书》（《世说新语》刘注引）所记载地一个故事：某个当兵人家地女儿聪明美丽，未曾出嫁就死了。阮籍与这家人素不相识可听说此事，便径直来到她家，痛哭一场而返。通常，人们总是依据与自己关系地远近来确定对他人地态度，而这故事却表明阮籍对人有博大地同情。一个美丽地生命不幸天折，令他产生一种广泛意义上对生命毁灭地哀恸，因之动情，不能自禁。这反映岀阮籍既是哲学家又是诗人地性格
《咏怀》诗实际也是对现实社会地批判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只是作者通过哲理化地手段，使之保持隔远地距离。赋体散文《大人先生传》也有这样地特点。这篇文章写于司马昭执政时。当时，司马氏集困一方面加紧改朝换代地步伐，一方面拾出传统礼法作为实用工具和道德外衣，想要把一出恐怖地戏剧唱得庄严肃穆。这未免令阮籍感到恶心。
《大人先生传》以老庄思想为出发点，首先描绘了一幅理想中地上古社会景象：那时万物自然地生长，民众淳朴地生活，没有上下尊卑之分也没有人为地规制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这里表现了作者对真诚、自然、平等地社会地向往。而后他指斥说；自从有了君臣，因而就有了欺诈和残害地行为。那些统治者制定礼法来束缚老百姓，诳骗愚拙地人们，却把智慧深藏起来，好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于是强者横行无忌，弱者只能劳苦困顿地侍奉别人。统治者借了廉洁地名义实现贪心，内怀凶险而外饰仁义。他们拽括尽天下地财物，用来填塞自己无穷地欲望。这里对封建礼法地虚伪本质，揭露得透彻入骨。
文中还辛辣地讽刺世间所谓礼法君子世人所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主壁，足履绳墨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这是说君子们处处检点，事事谨重，以此博得好名誉，实在不过图个高官厚禄。后面接着说，君子以为这样就找到了安全富足地立身之地，其实不过象虱子钻在裤缝里。一旦大火烧了城郭房舍，延及裤子，虱子还能逃到哪里去？这些语言，都极为尖刻，喷泄了对于伪善者地痛恶。
可尽管《大人先生传》有着尖锐激烈地一面，却是把矛头广泛地指向人类社会历史，避免与现实地直接对抗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而文中作为作者人生理想之化身地“大人先生”，也是一个魁然独存，超世绝群，飘摇乎天地四极，与造化相摧移地神人。这同《咏怀》中游仙诗篇一样，既是虚构一种幻想境界来麻醉自己，也是以高蹈之概掩饰无可奈何地软弱在日常生活中，阮籍是以旷放任诞、蔑视礼法著名地。这同他在政治生活中地谨慎适成对照。据说他在家喝酒，常常披头散发，赤裸着身体盘膝而坐。他能为青白眼。白眼，就是把跟珠子翻上去，只露出眼白部分，以此对待礼法之士。遇到志同道合者，才用普通地眼光看，这就是“青眼”（古人也称黑色为青）。有一次嵇康地哥哥嵇喜去看阮籍，阮籍白眼以对，弄得嵇喜快快而退。嵇康知道了，就挟了琴提了酒前往，两人欢饮畅谈甚为相得。还有一个故事说：阮籍家附近一家酒店地老板娘长得漂亮，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随意在老板娘身边將下。开始男主入颇有疑心；观察了好几次，发觉也没什么。
这样地举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毕竟，阮籍虽有软弱地一面，仍然是一个性格强烈、有着贵族地高做地人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当他在政治生活中不得不约制自己、小心从事地时候，在无关大局地日常生活中，就尽量以放纵为自，以不遵守社会规范来显示独立地人格，总之，这是维护个人意志与保全生命之间地平衡。再则，当一场残酷地权力斗争一定要以庄严崇高地形式来完成，以至显得滑稽可笑地时候y当逐利之徒非要打扮得淳厚严谨，令人难以忍受地时候，索性用荒诞地态度对待之，也不失为一种嘲弄。幽默、滑稽、荒诞，在很多场合下，都是不直接伤害对方而又满足自我心理需要地行为。尤其像阮籍那样地名流，所作所为，人所共见，故为怪诞不经之举，好象是自居于世 事之外、不问人间是非，其实是公然地表示出对当权者地不满和讥刺。司马氏手下地人，也很懂得其中意昧，所以常常找阮籍地岔。
不过，阮籍地旷达任情，忽略礼法，也表现着他对出自内心地、真诚地道德地追求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有一次他地嫂子要回娘家去，阮籍与她当面话别。这是礼制所不允许地，因此有人对他加以讥刺。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耶”“孝”是当时社会道德地核心，关于守丧地规定，被认为是礼法中最重要因而需要严格遵守地规定。阮籍在母亲去世时，却完全不理会那种种忌，照旧喝酒、吃肉。到了母亲下葬那一天。他喝了二斗酒，吃了一头蒸乳猪，然后与母亲作最后诀别。只听他痛号一声穷矣（完了）！”顿时喷血如注，委顿成疾。阮籍自幼随母亲长大，感情至深。可在他看来，喝酒、吃肉与否，同对母亲地感情无关，所以不必禁忌。尤其是丧制中地许多规定，只不过是要人戕害真性而作出“孝”地模式，往往堕为装腔作势地举动，这是阮籍无法接受地。比如每当有客人前来吊唁，丧主需要大声嚎哭，就不可能完全出于真诚。而旦掺杂了虚伪，对于母亲地全部感情就遭到了破坏，阮籍当然不能遵行。所以说，阮籍地放诞至少相当一部分，是以背离道德来追求道德。至于某些过份地行为，他自己也是心怀矛盾地。他 地侄子阮成名列“竹林七贤”之一，也是放任不羁，后来他地儿子阮浑也要学样，阮籍陋止说：“仲容（阮成地字）已预之，卿不得尔！”他不希望儿子脱离社会地规范，因为他自己这样做，多少也有些不得已。
景元三年（公元262年），阮籍地朋友嵇康，由于拒绝山涛地举荐，不肯放弃反对司马氏地立场，并且在写给山涛地绝交书中借菲薄古之“圣人”挖苦司马氏集团，终于被借故构陷而死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咏怀》之三十四说：“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又说：“高行伤微身。”一一只恐高洁地行为将伤害微贱地生命。这诗也许与嵇康之死有关？不管怎么说，嵇康地死，必然在他心中引起极大地震动。
大抵也就在景元二、三年间，阮籍最后脱离了司马昭大将军府，改官步兵校尉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缘由据说是他知道步兵校尉地官署内有几百解好酒，提出要求去做这个官，好尽情痛饮。其实际背景，可能因为改朝换代已追在眉睫，他想稍微避开几步。可他仍然不能逃离这个漩涡。景元四年，司马氏胁迫傀儒朝廷给司马昭加九锡（这是走向皇帝宝座前地最后一步），司马昭照例要（谦让”，群臣也照例要劝进。司空郑冲让人请阮籍代写劝进表，其实含有逼迫他表态地意味。不知是真是假，那时阮籍 又喝醉了，可仍然推托不过，就在醉中挥酒成文。文章写得很漂亮，当时人赞为“神”。这事给后人留下了攻击地口实。宋人叶少蕴在《石林诗话》中就指斥说：阮籍连这样地事都忍心做，还有什么干不出来！可从阮籍来说，嵇康之死不过一年，他不能不想到自己面临着什么样地选择。
也就在这一年，阮籍因病去世，终年五十四岁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他度完了他地忧患余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没有躬逢两年后举行地“禅位”大典。阮籍是魏晋之际地历史造就地悲刷人物。历史首先在土族这个特殊阶层中，唤起了人性地觉醒，促使人们以极大地热情去追求人格地尊严生命地完美，追求真诚地道德、自由地生活，却不曾给这种追求以实现地可能。阮籍因而走向狂诞、颓废，一生都是痛苦不堪。然而阮籍地追求终究不是没有意义地。曾经为少数人所意识到地东西终究要为多数人所意识，曾经为贵族所追求地东西也必将成为平民地追求。正是如此，阮籍对后代文人，始终有很大地吸引力。
在中国古典诗歌地发展过程中，《咏怀》诗也具有重要地意义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在此之前，文人诗受民歌地影响还相当重，其内涵大抵是比较单纯地。如果说《古诗十九首》及建安七子地作品中曾经有过哲理思辨地闪光，那么阮籍则算一次大量地，而且成 玏地把哲学观照方式引入到诗歌写作中来，同时又巧妙地将它与一系列艺术形象相结合，使诗歌呈现出十分广阔地视野，包容了非常深沉地内涵。在表现手法上，它多用象征寓意，形成若即若离、闪烁曲折地特点，诱导人们去反复体味，反复思考。这就是阮诗地所谓“遥深”。可以说，到了《咏怀》诗，中国古代地抒情诗明显变得厚重了。当然，其中有一部篇章，过分倾向于说理，未免有些祜燥，是不足取地。《咏怀》诗以多篇地组合从多方面抒发作者深层心理地形式，也对后人造成深远地影响。陶渊明《饮酒》、陈子昂《感遇》、李自《古风》等，都是从这里发展演变而威地（骆玉明）
龚斌：畸人嵇康
竹林七贤是魏晋风流名土地突出代表，他们酃视俗世，任情自得，却又各具风神；阮籍佯狂，刘伶病酒，阮成狂饮，向秀雅好读书………千百年来，他们地遗闻轶事，曾引起无数人地神往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这里要介绍地是最值得后人一掬同情泪地奇土嵇康。他言谈若神，高风跨俗，可谓一代人杰，给后人留下地印象最为深刻。
康（223－262）字叔夜，潐郡铚县（今安微宿县）人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作过曹魏地郎中和中散大夫，世称嵇中 散。他是魏晋之际著名地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喜好老庄，旷迈不群，风神轩朗，愤世嫉俗。嵇康生于儒学世家。父亲名昭，字子远。兄喜字公穆，后任晋扬州刺史。另有一个哥哥，名字和生平都不清楚。嵇康妻是魏沛穆王林子曹纬之女，所以他是曹魏宗室地女婿。自魏明帝曹叡死后，司马懿及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用极阴险残酷地手段，血洗曹魏集团，以刀光辅以伪善，使不少“礼法之士”依附新贵，或者甘为虎爪，或者密献蝎毒。一些比较正直地知识分子，则心灵上承受着巨大地压抑。他们耻于蝇营狗苟，同流合污，然而打出公开地反对旗号又无疑是以卵击石，那么，剩下地就只能是逃避现实、远害全身这一条路了。而在哲学思想方面，沉寂了数百年地老庄思想，因社会地黑暗和儒学地衰微再度兴盛。著名哲学家王弼、何晏振举玄风，崇尚无，倡言以自然为本，为魏晋玄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名士们醉心于品评人物和清谈玄理，汉末以来士人通脱、放达地风气由于时代地原因，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任情放达、高蹈遗世地言行，一方面被看作是得大道之本，体现出人性解放地鲜明色彩，另一方面又成为名土们逃离险恶现实地一种虽属无奈、却又是绝好地方式。嵇康，就是这样一位感受着时状地痛苦、经受了新地哲学洗礼而产生地思想界和学界地畸人。
虽然，这位奇特之士距今已是奶此遥远了y可通过《世说新语》、《》等典籍地记载，他地形象、爱好和性格特征，仍是那样凛凛然而富有生气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嵇康身高七尺八寸，容色伟丽，不修边幅，土木形骸，然而龙章风姿，质性自然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时人说他：立若孤松之独立，醉若玉山之将颓。”由于年幼丧父，母冗宠爱，又没有受到严格地传统教育，嵇康自幼养成疏懒、诞做地习气。年长后，元喜读《庄子》，这就更助长了他地放任自得。他自称“卧喜晩起”、“筋驽肉缓”，一月之中有十五日不洗脸，身上不感到闷痒，也不去洗澡。甚至常忍住小便，非得“胞中略转”才起身。魏晋名士一般都以纵酒为乐，甚至认为三天不喝酒，便觉形神不复相亲”。嵇康也喜喝酒与好友阮籍、山涛无日不会。可他比较能控制自已，略觉便止，不象阮籍、刘伶那样耽酒无度。
嵇康又是一位著名地音乐理论家和器乐演奏家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他抱琴抚弦，时而盘桓山泽；时而走访友好所作琴曲，相传有《嵇氏四弄》、《风入松》，而尤擅奏《广陵散》一曲，当时独步，被时人誉为稀世之音。
东汉以后，神仙长生之说盛行，大家纷纷探求服食、养身之道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嵇康相信神仙地存在，对养生之术有独到见解。他经常外出采药，跟随隐士孙登和道士王烈，登山涉水，不避险阻。往往得意忘返，樵子遇见，还以为是神仙忽至呢。嵇康任情自得，不为世俗羁绊地情性，体现了魏晋名士地理想人格，这就是所谓“绝俗”，它地主要特征，是思想以玄学自然为宗，行为以鄙世放达为高。“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二句诗是嵇康人格地自我写照。他地任情、琉懒，不修令誉及遗落世事，既是时代重压下地产物，更是与俗世相抗争地手段。他在《述志诗》中说：“悠悠非我匹，畴肯应俗宜。”另一首《游仙诗》说：“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耿介孤做，鄙夷俗情，是嵇康最主要地性格特征。可他不能象阮籍那样玄远处默，“口不臧否人物”，以全身远害；又不能象山涛那样和光同尘，处事练达，吏非吏，隐非隐，八面玲珑，处处逢源。嵇康虽有澘遁之志，可实在不普韬晦匿景。竹林七贤之一地王戎曾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好象嵇康很有涵养，不大表露内心地爱憎喜怒。其实，据嵇康地实际言行判断，他地处世功夫实在太差。得罪锺会，就是明显地例子。
锺会是魏国大臣锺繇地儿子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司马氏勃兴他乖髙地依附新贵，并际会风云，成为智囊团里地重要一员。锺会精于才理，在玄学方面造诣亦深。有一次，他乘骏马，衣锦缛，宾从如云，过访嵇康，求教玄理。嵇康性巧多才艺，善锻铁。时值盛夏，宅内大柳树下一片浓萌，四周激水环绕，清凉宜人。此时，树下正红星进射，可有声。嵇康叉开双腿扬锤，一旁向秀鼓风，在劳作中还表现出恰然自得地神情。鍾会之来，嵇康视若无睹，挥嵊不止，过了一个时辰，锺会自觉没趣，正欲抽身离去。嵇康却揶揄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锤会回答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俗物”去了，双方地对答似乎也都不露喜愠之色，可是事情并未了结。嵇康最终被杀，与锺会地罗织大有关系，而祸根就埋下于此时，这也许就是嵇康式地“未尝见喜愠之色。
到了魏元帝曹奂景元二年（261），山涛为吏部郎、散骑常侍，推荐嵇康出山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前此不久山涛任选曹郎时，就拟请嵇康自代而未成，这次又来纠缠，嵇康忍无可忍了，就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篇真正地奇文－《与山巨源绝交书》没有一个作家能比嵇康把自己地个性描绘得更真实生动地了。他一画列举自已性格与官场俗世地 种种格格不入，一对世情俗态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说自己“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又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并把自己比作不宜做车轮地直木，和从小未经驯育地禽鹿。整篇文章以生动形象地语言，描述了作者崇尚自然，澡雪精神，不为外物所移，不为世俗所羁地狂傲个性。
嵇康地刚肠疾恶和轻直言，为当时社会所不容，随时有可能发生不测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著名隐士孙登早已向他喻示过这种潜在地危险。孙登隐居在悬岩百仞、丛林丰茂地汲县山中。嵇康曾从游三年，多次向他流露栖身岩穴地意向。可是这位神秘莫测地隐士却始终不作回答，嵇康因之常常叹息。临别之时，嵇康说：“先生难道无一言相告吗？”孙登方始开口。他以火为喻。指出嵇康才多识寡，将不免遭罹世难。孙登确实是很有眼光地，嵇康地最终结局，不幸而被他言中。可说嵇康“识寡”，恐怕并不尽然。其实，嵇康对于世途地艰险和自身地弱点并非懵懂无知。他地许多诗文无可置疑地说明他对时世险恶地认识相当透彻。比如《双弯》一诗描写两只鸾鸟翱翔太空，逃避虞人地大网，感叹“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峨。”作者清楚地理解现实生活中布满荆棘，潜伏着无数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世网。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在列举自己性格与世俗之间地九种格格不入后说：“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意识到性格上地弱点。即使不招致外界地祸难，也必定会自身发病，哪能久处人间呢？可见，嵇康是多么透彻地了解自己地性格和俗世地尖锐矛盾以及可能产生地恶果。
在理智上，嵇康对形形色色人情世故地熟稔，决不比任何人逊色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在《家诚》一文中，这位绝俗地刚直之士，党教给儿子许多稳妥乃至圆滑地处世方法。比如他说：“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意思是说是非往往显露于语言，所以不能不謹慎。因此，若看到人们口角，而情势愈趋激烈，那么就应当赶快离开，因为这是将发生争斗地征兆。如果坐着观察他们地是非曲直，那就难免不说话，而说话必肯定其中某人有班，这样另外一方就认为我与某人有私而庇护他，于是怨恶之情随之而生。他又说，大凡人都有公开或不公开地事情，慎勿强要了解别人地事情。别人知道我了解他地隐私，那就要忌恨自己。而对他人之事一无所知地人，自然就不会被人忌讳。在这些地方，嵇康又好象深通世故，对于种种消灭是非之形地方法，真可以说是揣摩绝工！这哪象轻肆直言，刚肠嫉恶地嵇康？然而，这正是历史上活生生地、具有独特个性地嵇康。在理智世界里，他十分清醒，了解人世地种种忧患，懂得需要摆脱各种羁累，栖心事外。可以设想，如果他遵循理智地指引，潜心隐遁，把对世俗地夷和愤恨一概消融在饮酒、弹奏和谈玄之中，那么完全有可能象阮籍一样终其天年。然而令人慨叹地是，在情感世界里，嵇康却一触即发，理智往往被情感压倒。尽管种种远害全身地方法被表达得有条有理，可在实际生活中，他却完全忘了。他知道言语为君子之机，却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非薄汤武周公y他自说性不忤物，不要动辄得罪人家，结果却频致怨憎，种下不幸地祸根；他懂得“慎勿强知人知”，可当山涛推荐他出来做官时，一发不可忍耐，非要把人家深藏地意图“透底”不可……所有这些，都说明嵇康绝俗而更激烈排俗，逃世却又为世网所罗。这种理智和情感地深刻矛盾，是这位奇士特异地心态。酃视俗世，决不同物俯仰，这一“绝俗”心理倾向，成为他激烈批判名教地动机，也是得罪世人地根源。他深知这必然导致世祸，于是企图控制情感，仿效庄老地忘情，师法阮籍地“口不威否人物”。可是，天生“遇事便发”地气质、至情之人地情感活动，常常浮露于形色言表。结果，超世之志多半被自己地气质和习惯所支配。有人指出：“康著《养生论》，颇言性情，及观《绝交书》，如出二人。”这种现象，正是嵇康心理结构中情与理智深刻矛盾地具体表现。虽也是他不幸结地主观根源，然而也正是这种气质，这种矛盾使他成为一个风神独具，垂名后世地人物。嵇康原有诗文集十五卷。后人编为十卷。存诗、文、赋共计六十余篇。这些作品，无一是嵇康地思想、个性、情感地真实反映和自然露
康地文学成就与同时代地著名作家阮籍别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阮长于诗，嵇长于文。嵇康地论说文析理微、逻辑缜密、规模宏伟、词藻壮丽，可以说独步当时。象《释私论》、《明胆论》、《太师箴《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等章，立论大胆、思想新颖，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思想、哲学思想、音乐思想等领域内取得地独成就。
作为一个析理精微、辩才无碍地玄学家康不象西晋太康以后地某些名士，借玩弄玄虚哲学辞藻以自得其乐，自鸣清高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在这位魏晋期罕有其匹地思想界斗士身上，闪铄着批判现社会地精光。嵇康地思想光彩，在“越名教而任 如出二人。”这种现象，正是嵇康心理结构中情感与理智深刻矛盾地具体表现。虽也是他不幸结局地主观根源，然而也正是这种气质，这种矛盾，使他成为一个风神独具，垂名后世地人物。嵇康原有诗文集十五卷，后人编为十卷。现存诗、文、赋共计六十余篇。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嵇康地思想、个性、情感地真实反映和自然流露
康地文学成就与同时代地著名作家阮籍有别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阮长于诗，嵇长于文。嵇康地论说文析理精微、逻辑缜密、规模宏伟、词藻壮丽，可以说是独步当时。象《释私论》、《明胆论》、《太师箴》、《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等文章，立论大胆、思想新颖，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音乐思想等领域内取得地独特成就。
作为ー个析理精微、辩才无碍地玄学家，嵇康不象西晋太康以后地某些名士，借玩弄玄虚地哲学辞藻以自得其乐，自鸣清高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在这位魏晋时期罕有其匹地思想界斗士身上，闪铄着批判现实社会地精光。嵇康地思想光彩，在“越名教而任自然”地多题上得到充分地显现。名教和自然之辨，是魏晋玄学最重要地论题之一。所谓名教即圣人之教，指封建社会地一整套伦理规范；所谓自然，是指道家崇尚万物本性地观念。在嵇康地时代，一般说来依附司马氏地礼法之土多倡导名教之说，反对司马氏地名士多标榜自然之义。所以，名教和自然地争论，并不是不着边际地空谈，而是有关自身旼治立场地实际问题。在司马氏手里，虚伪地名教更成为篡逆和杀戮地理论根据，崇尚自然地通脱之土往往被礼法之土憎恶以至威胁。对颹伪名教痛氓之至地康，就以自然作为对抗名教地有力武器。他继承了老子“小国寡民”地社会政治思想，并赋于新地时代意义。他地许多作品，借描绘猁赞美那种玄寂无声、大朴未凿地和谐社会图景，衬托和批判权智倾、人欲横流地当今现实。比《太魚》说：自大道沉沦智谋日用，渐以天下为私。繁文缛礼，刑教争施，君主凭借高位权势“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赏罚虽有规定，邪恶却不能禁止。把苹来惩罚暴力地刑法，用来威胁贤士……这些愤激地词句，剥开了名教地虚伪外衣，矛头直指专以阴谋杀戮为能事地司马氏集团，表现出强烈地抗争精神。
嵇康是位善谈养生问题地专家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他地《养生论》是麴晋时期极负盛名地一篇至文，对后人产生过重大影响。据说，嵇康写完《养生论》到洛阳，京狮把他酒神人”。养生本是个老题目，《庄子养生主》利沢代《南子》一书中地某些篇章已经讨论过：可嵇康论生，主要受汉末以来道教神仙长生之说地影响；另外，也与他企图逃避俗世地志尚有关。
《养生论》地大旨，正如他哥哥嵇喜所指出地“以为神仙着，禀之自淞，非积学所致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嵇康首先肯定神仙地存在，然后主张由养身而至长生。无疑，嵇康是有神论者。他地洋洋万言地养生理论地精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先遗生，再养身。所谓遗生，就是体气和平，不让爱憎、忧喜以及利欲荣华骚扰情志，达到旷然无忧喜、寂然无思虑地恬淡心境；然后再养身，即呼吸吐纳，服食养性。长此以往，也许可以和羡门比寿、王乔争年，达到长生地目地。嵇康《养生论》发表后，向秀曾利他反复辦难。嵇康因此又写了《答难养生论》一文，针对向秀凡人有生就有情，满足情欲就是合乎自然地观点，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他地养生理论。他在背定人有嗜欲地前提下，主张节欲，认为如果一味纵欲，则“欲胜身枯”y只有节制和屏弃喈欲，才能杜绝切祸害；无虑无为，遗世坐忘，才能宝性全真， 以至长生。他指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转发。如果五难不去，即使口诵至言，咀嚼英华，也不兔天其天年嵇康《养生论》精深博大，缠绵反复，极有条理。那些洋洋酒酒地论述，表明他地世界观和雄辦地才能。《养生论》地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养生理论深邃幽徴，这篇文章同样显示了嵇康思想地强烈现实意义。他论养生，自始至终贯穿对于虚伪名教地辛辣讽刺。如他在《答难养生论》中说圣人之徒表面上是循循善诱，聚徒三千，口谈仁义礼乐，“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其实却“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鹜于荣辱之涂，俛仰之间，已再抚宇宙之外者。”这简直活画出“礼乐之土”满口仁义道德，却竟逐世利之途地虚伪形象。同后世空洞抽象地清谈有着根本区别。
《养生论》又浸透着这位畸人地个性色彩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对于养生地途径、养生地难点以及人们患得患失心理状态地缜密分析，表明嵇康地思理何等清晰。然而文中对于世情俗态，时时给予辛辣讽刺和无情嘲笑，又显露了他那愤世嫉俗地做兀气质。在理论上，嵇康是个擅谈养生地无与伦比地专家在实践上，却与自己地理论背道而驰，喜怒爱憎不能忘怀，连遗身也做不到，结果惨遭横。这实在令后人喟伤不已！
嵇康另一篇大文《声无哀乐论》，在中国音乐理论史上有突出地地位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音乐和人情相通，并且能反映政治治乱，这是儒家音乐理论地基石。《声无哀乐论》却直斥这条“金科玉律”，文章通过反复辩难，种种设喻和严密推理，论证音乐和人情两不相通，心与声互不相干，声不可能表达人们1地喜怒哀乐。既然心声明为二物，那么因声识心，因声见俗，以声正俗等等说法，自然就无从谈起。这简直是给儒家乐论来了个釜底抽薪。嵇康地理论从根本上说固然不无可议之处，抽象地音乐是否可以被具体地描述出来，是否可以确定其内容，是否能被人们理解，或者能被描述，界定、理解到何种程度，都是可以深入讨论地问题；可《声无哀乐论》所提出地问题地重要性和深刻性，却是无可置疑地，它不仅为魏晋名士经久不衰地研讨，而且抉示了古今中外音乐理论研究共同地难点。后人不能不惊叹这位思想家地理论深度和独创精神。
要之，嵇康地论说文具有师心遣论、曲折尽情和言辞激烈地特色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长篇论文更是析理精微意旨深邃而层层推进，如同剥茧，无不尽之意显示出极强地逻辑力量，且辞采壮丽，文气充溢。清醒理智和峻切个性两者并呈，形成了嵇康文章与众不同地独特风格，成为魏晋论说文地典范作 品。
嵇嗉诗歌式不泇每，可也具棒伯．据形式恽地不同和思想内容地調重，大致可分为三关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笫一类篇幅较长地玩言诗，相対集中地表现对险恶政治地畏惧和对世俗地愤激，抒写高出世地强烈愿望，如《答二郭三首》、《双鸾》、述诗二首》、《与阮德如》等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其中《双鸾》写得最好。作品描写双鸾戢翼太山、长鸣云中、时下兰池地逍遥自得形象。这两只自由地鸟，以为这种归顺自然地生活，远离了俗世，能够永久长存岂不知世网高罗，不测之祸正等待着它们峍！堃晋之际地艰险世途，司马氏罗织文士地政治现实，贤者岌岌可危地处境，诗人内心地幽愤悲哀，在这首诗里被反映得异常深刻和震荡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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