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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李商隐
赵敬立
摘要 鲁迅与李商隐在身世、遭际等方面有着诸多地同与似,在旧体诗地创作尤其诗歌意象地营构与组接方式以及绮丽含蓄、寄托遥深地风格特征等方面,也有着明显地同与通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这表明普迅对李商隐深刻地认同。他对李商隐地评价和论述,反映了他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大胆汲取、批判继承地科学态度。可这些却长期被忽视和误读了。阐明这种认同和继承关系,可加深对鲁迅地认识和研究,并经由李商隐等人溯至庄、屈这一脉相续地楚骚传统,重建鲁迅旧体诗诊释地诗学体系。
李商隐是晚唐最重要、也最为杰出地诗人之一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他一生仕途蹭蹬,长期过着落魄江湖,沉沦幕僚,郁郁不得志地生活,所谓“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他独具特色地诗歌创作,融家国之痛,抒身世之悲,哀感顽艳,动人心魄。尤其是他地无题诗,情致缠绵,意象凄迷,辞采瑰丽,寄托遥深。他地人生遭际,千载之下,犹令人掩卷扼腕,嘘叹不已而他地诗歌,一千多年来同样为人们所珍视和喜爱。自然也产生着他应有地影响。鲁迅不仅是“新文学地开山’心,而且也是杰出地诗人。他地旧体诗,所作虽不多,“可是意境和音节,无不讲究,工夫深厚,自成风格。’,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中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评价甚高,也向为鲁迅诗歌研究者所称许和倚重。
这两位异代地诗人之间是否存在着“渊源与影响”关系呢？在1934年12月20日致杨雾云地信中,鲁迅曾正面论及李商隐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此前,林庚白在《晨报》上发表地《孑楼诗词话七六》中说“近见鲁迅吊丁玲绝句极佳,此老固无所不能耶录以实吾诗话。诗云‘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以论工力,突过义山。’,其后杨雾云在致鲁迅信中可能言及此事。杨之原信已不可考。据鲁迅复信中“来信于我地诗,奖誉太过”语,猜想是谈论品评鲁迅地诗作及林论当否。鲁迅因而复信,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林公庚白之论,亦非知言”细味这段话地前半,可以说对李商隐评价极高、认同极深,直是义山旷代知音。
综观鲁迅论有唐一代诗人,无论是盛唐“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地李白和杜甫,中唐‘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地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还是与李商隐同时并称地著名诗人杜牧,都不曾获此殊荣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就连鲁迅说他“年轻时较爱读”地李贺,也没能得到过这样地真赏和推崇。衍而广之,即对中国历代诗人而言,我们固然可以指出鲁迅对屈原以及稽康、阮籍等魏晋诗人内在深层地嘉许和认同,可如此直白地形诸语言,且珍爱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地,却不能不说,李商隐是绝无仅有地一人。
这确是很特别地现象,也是很值得作深人研究地课题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一
历来地鲁迅诗歌研究者,大都注意到了鲁迅与庄子、屈原、魏晋诗人以及龚自珍等地继承关系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可却很少有人将他和李商隐联系在一起。鲁迅与李商隐诗,类近之处甚多。比如,他们都多做无题诗。李商隐六百多首诗中,无题及有题等于无题如《锦瑟》之作有六十余首,几近十分之一。而鲁迅四十余首旧体诗,无题及有题等于无题之作有十余首,约占四分之一强。鲁迅与李商隐诗歌艺术上尤其是意象地奇特、缤纷、跳跃与组接方式地同中之异及其原因,留待后文分析。这里且从文本分析着手,举出显而易见地例证
首先,是他们诗作中所用词语地相同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为方便说明起见,兹略作排比鲁迅诗句列前：
1.灵台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灵台无计逃神矢”《自题小像“归来寂寞灵台下,著破蓝衫出无马。”《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 2.中原。 “血沃中原肥劲草”《无题》“长戟乱中原,何妨起戎氏。”《井泥四十韵》,“中原困屠解,奴隶厌肥豚。”《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3.岁暮。 “岁暮何堪再惆怅”《无题二首》“不堪岁暮相逢地”《赠赵协律哲》。 4.荆棒。 “故乡如醉有荆棒”《送君携兰归国》“高田长拼杨,下田长荆棒。”《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5.万里。 “万里长风送客船”《别诸弟其三》“万里风波一叶舟”《无题》。 6.秦女峨。 “秦女端容理玉筝”《赠人二首其二》。“理”日记作“弄”“素女悲清瑟,秦峨弄碧萧。”《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7. 斯民。 “又为斯民哭健儿”《悼杨检》“右辅田畴薄,斯民常苦贫。”《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8.梢骨。“积毁可销骨,,《题呐喊》“昔叹谗销骨”《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 9.莫向。 “莫向遥天望歌舞”《赠日本歌人》“莫向禅前奏花落”《宫辞》。10. 岂有。 “岂有紊情似旧时”《悼杨栓》“岂有蛟龙长失水”《重有感》。
这样地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经比照,另有“蛾眉”、“下土”、“酩配”、“惊雷”、“微醉”等多个语词仅指双音词,单音词不计互见。考虑到鲁迅诗作本不多,且自身亦有语词复用地情形,这样地互见比率是相当高地。文学史上,因为喜欢某人地诗作,沉潜把玩,浸染日久,以至一旦命笔作诗时,在用字遣词和体式风格上与其表现出惊人地相象,这样地情形屡见。鲁迅之于李商隐即属一例。其次,是他们诗作中句子地相近似。上举语词之例句中,已有一些显示出句式或句意地相同或相似,兹再举若干更为显明地例证：
“金屋何进贮阿娇”《惜花四律其二》“金屋修成贮阿娇”《茂陵》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题三义塔》“相逢一笑怜疏放他日扁舟有故人。”《赠郑说处士》。
“春兰秋菊不同时”《偶成》“春松秋菊可同时”《代魏宫私赠》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敢有歌吟动地哀”《无题》“黄竹歌声动地哀”《瑶池》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赠邹其山》“有客虚投笔,无聊独上城。”《城上》。
“下土谁秦醉,中流辍越吟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无题》“日月淹秦甸,江湖动越吟。”《念远》。
这些句子,有地直是成句地剥用,其句式、句意高度近似,应当足以说明问题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然而,不止于此。还有篇章命意地相近似。如鲁迅地《所闻》与李商隐《即日》。先分录二诗：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搏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忽忆情亲焦土下,徉看罗袜掩泪痕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所闻》
小苑试春衣,高楼侍暮晖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夭桃惟是笑,舞蝶不空飞。
赤岭久无耗,鸿门扰合围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即日》
细寻二诗,诗体虽不同,诗意却颇相近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再如,被冯浩置于玉溪生诗集笺注》卷首地《韩碑》与鲁迅自编文集中写作时间最早年地《自题小像》之间地关联鲁迅《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与李商隐《临发崇让宅紫藏》“一树稼姿独看来”之立意境界地相似等等说俱详后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我们尽可对照他们地诗作,沉吟体味。
二
诗作以外,我们也可寻出他们之间同、似地一些见证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首先,是早年失估,又身为长子这种身世上地相同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李商隐幼随父赴幕,“在浙约六年。父卒,奉丧侍母而归。”时为“穆宗长庆元年辛丑”,商隐“九岁几十岁’,。⑩商隐为长子。他曾自述日“躬奉板舆,以引丹施。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春。’
而鲁迅小时亦尝遭受不幸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十一岁时,祖父周福清因科场案被捕人狱,被判“监斩候”。继之父亲周伯宜又生病吐血,并于年去世。为保住祖父地性命和为父延医买药,家中不得不变卖田产和家当。这就是所谓地“家道中落”。鲁迅亦身为长子,由于“长兄如父”地传统观念和习俗,在这一系列变故过程中,他承担了更多地责任,自然也更多地经受了压力、遭受了心灵地创伤。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悲愤地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地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地真面目。”这篇自序写于年底,鲁迅已届“不惑之年”。相隔如许多年后提起陈年往事,仍是“恨恨不平”。可见这早年地经历,对他地性格、看世界地眼光以及处世为人,影响确是至为深巨地。他作品中对弱小者深切地同情,他一生致力于国民劣根性地揭露与批判、加油改造国民性,都无不与家道中落中对世态炎凉、人心险恶地体验有关。由于这一缘故,鲁迅就完全有可能比他人更容易关注、留心到李商隐。语云“同病相怜”,并由“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进一步感其斯文、钦其品节。这上升到高一层面,即是内在认同了。这当中,“潜移默化”与“立意轨范”,兼而有之。我们知道,鲁迅年轻时即爱读书,而且也很杂。既有塾中所授地正统经史,也有他们兄弟自己“广搜博采”来地奇书杂著,藉以多识前言往行。据《鲁迅著译年表》,十五岁时,“课余搜集、抄录古书地兴趣日浓,泛读《蜀碧》、《鸡肋编》、《明季稗史汇编》等野史杂说。”。另据周作人回忆,大约在年父亲病中时,鲁迅“选抄了陆羽地《茶经》,计有三卷。
《茶经》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茶地专门著作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著者陆羽,《新唐书·隐逸传》言其人貌悦陋,口吃而辩,闻人善,若在已,见有过者,规切至柞人。朋友燕处,意有所行,辄去,人疑其多慎。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隐若溪,自称桑芋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坳哭而归,故时谓今接舆也鲁迅之选抄《茶经》,或许不只对茶、对其书,而且对其人地“行状”也颇感兴趣吧。也即是说,他在其时已开始注意特立独行、甚至有怪癖地古人了—他后来爱读有“鬼才”之称地李贺地诗,即是一个例证。
据他“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地诗”之自述,猜想他初识李商隐,也当在这一时期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李长吉歌诗》附有李商隐所作地《李长吉小传》,世传地“锦囊投诗”和长吉死时“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地故事,即出自该文。鲁迅后来于年月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作题为《娜拉走后怎样》地讲演,就曾讲过这个故事。文末发议论曰“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嗯,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时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愤激和痛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语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鲁迅由爱读李贺转而爱读李商隐,自是顺理成章地事。鲁迅后来在《摩罗诗力说》中也曾说过“顾屠戮天才,殆人群恒状,滔滔皆是,宁止英伦。中国汉晋以来,凡负文名者,多受毁谤”
其次,是朋党相争、积毁销骨地人生遭际上地相似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李商隐所生活唐代后期,昔日繁荣强盛地唐王朝,已是江河日下,颓波难挽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民生地凋敝,使得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地阶级矛盾日趋激化。而在统治阶级内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地现象更是十分严重。李商隐一生坎坷不幸,写下众多情调抑郁、感时伤世地诗歌,与他所处地这种历史环境是密切相关地。而对于他这样官职卑微地下层官僚而言,朋党倾轧对他地命运地影响更为直接。他不幸卷入牛李党争之中,成为“弹棋局”中地受害者。“士流嗤滴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摈之。来京都,久不调·一’,。《旧唐书文苑传》更是说他与段成式、温庭绮“俱无特操,恃才诡激,为当途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凛终身。”他也因此而写下“一年生意属流尘”《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他生未卜此生休”《马鬼》、“刻意伤春复伤别”《杜司勋和“昔叹谗锁骨”《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等自伤自怜、愤激哀怨地诗句。
鲁迅所处地时代,当然不能说就是与李商隐一样地,是“朋党相争”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可在一定程度上,却也可以说“得其仿佛”。远地且不说,即以五四时期而言,既有新文学与林纤、章士钊等“守旧派”地论争,也有新文化阵营内部地派系之争。即便是在学术流派上倡兼容并包主义地北大校长蔡元培,其“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地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其后就是《新青年》团体地分化“后来《新青年》地团体散掉了,有地高升,有地退隐,有地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地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地头衔,依然在沙漠里走来走去’,。再大而言之,在先,他已“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及至年“四一二”后,他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地”《自传》,进化论地思想“颓然轰毁”。而他原本对北伐是寄予很高地期望地他在厦门那样热切地关注着、与许广平讨论着北伐地形势,并为胜利而兴奋。再后来,就是创造社“历来特别地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以及“第三种人”、“两个口号”之争他因此而立意要编一本《围剿集》,并写下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仿徨。”《题仿徨》、“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城头变幻大王旗”《悼柔石》和“弄文催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题呐喊》等愤激自慨地诗句。
再次,是济世匡国、直道而行地出处大节上地近似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李商隐是个有政治抱负地诗人,曾怀有拯救危亡、旋转颓势地宏愿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贾生年少虚垂涕,王荣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人扁舟。”《安定城楼正是这种政治思想地写照。而鲁迅更是有着高远地志向和自期,年即吟出“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地诗句,并且成为他毕生加油实践地誓「习在出处上,李商隐尽管官职低微,可对一些重大地政治事端,却敢于发表自己地意见,娜明,直道而行。如对刘赘之死说详下,平如对甘露之变。有论者曰,“当时地封建井夫大都畏祸依违,有地趋附顺从,有地默鲜示。正直如白居易,这时远处洛阳,也只嶂中悲叹老友地‘白首同归’,庆幸自己地‘青少种往’。李商降却挺身而岑以不可抑制地呼姆,奋笔写下《有感《重有感》三首,对宦钟暴行提出强烈乡抗议,并表示了铲除这一罪晋势力地强烈愿望。’
鲁迅与之何其相似乃尔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如痛范爱农、杨栓之死。俘如“三’一八”‘渗案发生后,鲁迅原本正在写《砂地蔷薇之二,得悉后,立即掉转笔写这个事件飞写“血债需要用同物偿还”。后来又写《记鲁迅悲愤填膺刀丛觅小诗”。念刘和埃君》。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写作了创惯于长夜过春时”、“怒向《悼柔石纪念》这样地千古雄文,编专号》诗句和《为了忘却地《前哨,·纪念战死者而李商隐哭刘费诗与鲁迅哀爱到一种关联。文主赞,《旧唐书文苑传》言其农诗之间更可看与朋友交,好谈王霸大略,耿介务,慨然有澄清之志。”刘费于大和策中痛论“黄门太横,将危社楼”,厂在旦夕”,慷慨陈词,震动朝野,乍而段。当会昌元年刘赘远贬时,李博学善属文,辉臀言及世元年年间在对‘土崩之势,忧遭迫害,饮恨商隐曾作诗送他。次年刘费去世,又作了四首诗《哭刘费》《哭刘司户二首》《哭刘司户赘哭之,诗日“平生风义兼师友”,鲜明地表达了他与刘费政治态度地一致和对他正义事业地支持。鲁迅与范爱农有同乡之谊,早年留学日本时相结识,归国后始订交。辛亥革命后,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范任学监,过从益密。“自此以后他们成为好友,新年前后常常头戴农夫地毡帽,钉鞋雨伞雪夜去访鲁迅,吃老酒谈天到二三更时候。”①鲁迅北游后,范不为丑恶之势力所容,排挤失业,无所归止。一夕,与青年朋辈泛舟观剧归,酒后,于大风雨中堕水死。以其素能游泳,为失足抑为自杀,莫能明辨。鲁迅于范爱农之死,反应甚为激烈。年月日日记记有“晨得二弟信,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月日记有“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并录存。随后又抄录,寄给周作人,发表于年月日绍兴《民兴日报》,稿后附记说“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肠年底在厦门又写作了后收人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原题旧事重提》中地《范爱农》一文,文中说“我疑心他是自杀”,又说当初“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范爱农耿介兀傲,直道事人。他在年夏历月日给鲁迅地信中,曾有“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等语。鲁迅哀范爱农诗有“世味秋茶苦,人间直道穷”、“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之句,“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愤激感慨,与李商隐之于刘费一样,亦“皆倍沉痛”。不止于此。鲁迅在《范爱农》中提起哀范爱农诗时,明明是三章,却居然说成“只做了四首诗”。曹礼吾鲁迅旧体诗臆说》辨为“误记”。而在《集外集》中,鲁迅编人了其中地一首,题作《哭范爱农》。前面说到鲁迅于范爱农之死,反应甚是激烈,自己做了几首诗,恐怕不至于“误记”吧联系到《哭》地诗题,笔者以为,或许与李商隐有《哭》“四首”,有某种隐然地关联雪泥鸿爪,不足征信,聊资参酌。
鲁迅与李商隐之间诗歌内外地相同,不是简单地巧合,而是一种深刻地内在认同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
本来,文学史上,因为偏爱、独服某一位大诗人地诗,从而心仪私淑,甚至一辈子拜倒门庭之下,刻意“摹山范水”地,代有其人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即就近代而言,如柳亚子之于龚自珍,郁达夫之于黄仲则。鲁迅喜爱李商隐,自然也没有什么可奇怪地。只是他不如柳、郁多作,也不象他们那样明言张扬罢了。当然,鲁迅是一代大家。旧学功底深厚,又多读外国书,是五四那一代淹博贯通、出人古今中外地人,虽然他地活动领域和学术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就旧体诗而言,他也是博采旁涉,不名一家。有人说“鲁迅对旧诗具有很高地修养。平居涉猎,范围非常广泛。从《诗经》到屈原,从建安诸子到陶潜,从唐代二李李贺、李商隐到清朝地龚自珍,其中尤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地李长吉,最为他所喜爱。’,。这里已提到李商隐。自然,还有前面提到地龚自珍。所谓认同,是一个复杂地精神文化现象,其核心是对一种价值地服膺、承认和接受。形成一种认同,是哲学思想、社会文化乃至个人情性等方面地复杂背景和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地结果,认同也不意味着“照单全收”,它本身就是一个判断和择取地过程。
前面已经提到,促使鲁迅对李商隐形成认同地一些因素,如身世、遭际与出处等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需要指出地是,并不是说鲁迅与李商隐地时代环境、政治文化氛围真地“非常相近似”,而是说并不妨碍、更不能排除鲁迅“自以为”相近似。正如周作人反复说“现代仍是明末”、鲁迅也说“现在地情形何尝比明末好”一样。同样需要指出地是,前面所言地鲁迅与李商隐之间地同、似,与认同本身也有着复杂地因果关系。同、似,既可以是引发、促使认同地因如身世地同,同时也就是深刻认同之后地结果如诗作之同。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深化地过程。鲁迅对李商隐地认同,自然还能寻绎得出其他原因。比如,对传统儒学地怀疑和批判,和反对“为文必有师法”,主张“直挥笔为文”。李商隐在《上崔华州书》中说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饱饱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古今,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鲁迅则说过“孔孟地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地禁令,倒不如不进去。”。并且也是“直挥笔为文”,抗世违世甚至是因为才情和文采。
鲁迅曾说“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地作家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有文采。’。他喜欢李贺,“辞或过之”自是原因之一。而李商隐,人谓“商隐俪偶繁褥,旨能感人,人谓其横绝前后无侍者。’,。此不多论。而作为认同地结果及其影响,最主要也最为显著地,就是鲁迅对李商隐诗歌艺术地继承。尤其是诗歌意象地绮丽与组接方式。李商隐各种诗体都是佳作,可最能体现他独创风格地则是近体律绝特别是七律和七绝。论者曰“这类诗中地优秀篇章,确实具有寄托遥深、构思细密、意境含蓄、情韵优美、语言清丽、韵律铿锵、工于比兴、巧于用典等特点,表现出他特有地深婉精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地艺术风格。”。形成这种艺术风格地最主要方式,则是他诗歌意象地奇特而又缤纷、绮丽而又凄迷,意象与意象之间极富跳跃性,形成多重内在地张力。又在强烈地意绪和深沉倡郁地思想情感地统摄下,经由这种张力地关联,通过意象地并置、复叠等组合手段,形成意象地叠指,从而极大地提高和丰富了诗歌地表现力。同时又由于意象地歧义性和含蓄美等因素,而产生繁富、朦胧、婉曲幽深地意境和情韵。如他地《马鬼》“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一联,通过两组意象超越时空地跳跃式组接,顿生人世沧桑、物是人非地今昔之感。又如《锦动“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通过奇特缤纷地意象地对举、并置和叠加,形成奇诡浓郁、深微婉曲,而又清丽优美地意境,给人以喜悦感受和美丽遐想。而他地一些诗晦涩难解,也多根源于此。
返观鲁迅,他地一些无题诗,同样具有相似地特征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如他地《赠人二首其二》诗“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清。须臾响急冰弦绝,可见奔星劲有声。”全篇皆由一个个意象地跳跃和推动而成篇。曹礼吾简析曰“一四语写见,二三语写闻。端容见理筝之专,梁尘昭筝声之美。奔星与弦绝似不相蒙,然次语已出‘夜’字,则谓实有所见可,谓写弦绝之声势亦无不可。稽康云,‘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诗有其胜。”并在“附记”中说“二诗题曰《赠人》,诗则香仓体也。诗情如幽谷回溪,跌为怒瀑,巨声瞳嗒,异彩缤纷,自有香仓诗,无此险丽之境。中晚唐赠妓之作,往往题作‘赠人’或‘寄人’。先生非征歌之人,当别有所指明也。’,。这里肯定了鲁迅诗地高远境界和深湛工力,同时也明确指出了“香仓体”地体例和“别有所指”地寄兴。当然,鲁迅地诗作无多。他说起作诗地情形时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明说是偶或为之。许寿裳回忆他年去访僧迅,“不记得怎么一来,忽而谈到旧诗。我问他还有工夫做旧诗么,他答道偶而玩玩而已’,①既是这样,他为什么还要在白话已取得绝对地位,并且自己也有着紧张繁重地杂文写作地同时,仍旧“有时也诌几句”、“偶而玩玩”旧体诗,并且对李商隐诗那样推崇呢笔者认为,这是源于表达心理深层诸如紧张、忧虑、“如大毒蛇缠住了灵魂”一般地寂寞与悲哀、绝望与虚空,·等非理性地意识和情感地需要。
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中,在加油实现人生价值和追寻人生意义地过程中,来自内心深处地对生命地焦灼,这种难以理喻和言说地非理性地意识和情感,却是或强或弱,始终存在地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人地理性活动越是健全、生命活动越是旺盛、生命体验越是深刻、社会理想和人生目标越是高远地人,这种意识和情感还可能更为强烈、表现得更为明显。鲁迅作为活生生地人,自然也不例外。而以意象为基本符号地诗歌尤其是意象高度集中凝练地旧体诗,则是最为适合表达这种焦灼地。鲁迅是主张“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地全人,以及他所处地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⑧提倡并且实践“真切地批评”地。他对于李商隐正是如此。既“热烈地主张着所是”—“清词丽句,何敢比肩”,又“热烈地攻击着所非”—“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行文至此,有必要对鲁迅论李商隐地那段话地后半,稍作辨析。李商隐地诗,夙以“征事奥博,撷采妍华”、难以索解,而为人所垢病。就中尤以元遗山“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三十首》和王士镇“獭祭曾惊博奥弹,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为代表。如若就义山无题诗而言,元、王所论,或不失为一家言。即便如此,朱长孺仍以“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托’,早已自下笺解矣”非之若谓义山诗悉如此,则有不“顾及全篇”、“顾及作者地全人”之失。
李商隐诗集中,有很多诗浅显平易,具有语言朴质自然、明白如话地特点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如《夜雨寄吩、《天涯》等篇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等脍炙人口、千古流传地诗句。这一点已早有人论及。“义山诗,然浅近者亦多。又《马鬼诗‘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此等诗,庸非浅近乎’,④当然,鲁迅对李商隐也有所不满。这也是认同地必然规律。值得注意地是,鲁迅对李商隐“不满”地,是他地“用典太多”,而不是“晦涩难解”。这一点与历来地批评家也不一样。自然,“用典太多”也是导致“晦涩难解”地主要原因之一,可这两者并不就是一回事。用典多,对于熟悉典故者,或经注明出典,其诗意还是可以理解地。就李商隐而言,他地一些无题诗难题,倒并不全是因为“用典太多”,而在于即便明了典故,仍很难理解,此所谓“一篇锦瑟解人难”。用典多,对读者来说,最大地弊病是,只有具相当学问和文史修养地人,才能读得懂,因为明白典故。而一般人,如不借助笺注,则很难读懂。鲁迅之不满李商隐地“用典太多”,是与他地启蒙主义理想和情怀相关地。这正如他改革文字地基本出发点乃是老百姓难识难写一样。他曾说过“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而对于诗人,他地期望和希求则是“盖诗人者,樱人心者也。”并认为“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不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人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一’,。循此,他自然要求诗人地诗作明白晓畅、人人易懂,所“樱”地“人心”越多越好。关于这一点,他先后说过“我们中国地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唐朝呢,樊宗师地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李贺地诗做到别人看不懂,也都为了这缘故。’,。“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地纹死它。’,“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地东西地,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可一沽着他们地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①··一由是,他之不满于李商隐地“用典太多”,自是理所当然地事。
李商隐地诗作,是我国诗歌宝库中一朵绚丽地奇葩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他地诗歌艺术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意象地营构上,确实达到了后人难以追攀和企及地高度。鲁迅对李商隐诗地认同和评价,反映了他对民族文化遗产大胆汲取和继承地正确态度,和谦恭自守、实事求是地求实精神。也正是因此,他才说“林公庚白之论,亦非知言”地吧。李商隐《韩碑》诗有句曰“句奇语重喻者少”。可是,鲁迅论李商隐地一段话,算得明白了,无奈却也是“喻者少”。或读作“鲁迅特此表示他对李商隐诗地看法。说明自己偶而写些旧体诗,不仅内容与李商隐不同,即表现方法也有所不同。’,。或径作李商隐诗晦涩难解地论据。并因此而对鲁迅地论断不够重视甚或忽略,对鲁迅与李商隐之间地“渊源和影响”关系缺少应有地深人地研究。这不能不说是颇让人讶异和遗憾地事。四探明鲁迅与李商隐之间地影响与认同关系,可曾作《庄子与鲁迅》专文论之。以加深对鲁迅地认识和研究。譬如,用来表达非理至于屈原,许寿裳早就以《屈原和鲁迅》为题性意识和情感地意象营构艺术,对他地散文诗《野作过论述,可谓尤具法眼。他指出鲁迅诗全首用骚彰和《狂人日记》《孤独者》《伤逝及《铸剑词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地现象,并排比等小说创作地影响,等等。仅就鲁迅旧体诗而言,了鲁迅诗所用地《离骚》词句。事实上,本文前面一些久悬未决地问题,或许也会因此而得到较好地所罗列之鲁迅与李商隐诗作之间词句地众多解决。更进一步,经由李商隐以及李贺,上及同、似,在屈原以及宋玉地骚词中均可找到,阮籍下及龚自珍,进而上溯到庄子、屈原这一他们共同地源头是—楚骚。脉相续地楚骚传统,我们可以重建鲁迅旧体诗连释中国诗人中,对鲁迅影响最大地,自然是屈地诗学体系。·原。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中国古代诗人多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论庄子、屈原道所否定,惟对屈原,他写道“庄子名周,著书十余万言,而其文则汪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泪罗,返顾高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前,顾忌皆去,慰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尤以文辞,陵栋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词,卓绝一世。后人所不敢言。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较之于《诗》,则其可谓极为推许。在我看来,也正是因为屈原地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缘故,鲁迅才喜爱“唐代二李”和认同李商隐地。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瞥而细李贺被称为“《骚》之苗裔”,自不待言。前人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谓“风骚拟屈宋,妙处相领顽。’,“古今仇才者,上。”鲁迅深受庄屈地影响,是学界向所公认地。首上官子兰而成屈子以千古未有之《离骚》。则爱他自己曾说过“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者且千万人,谗何伤贺才学骚者也’,。、“唐韩非地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郭沫若也才人皆诗,而白与贺独骚。白,近乎骚者也。贺则幽深诡橘,较骚为尤甚。’,
而李商隐呢,《义山集》朱长孺笺本序曰“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对此,观义山集中,多有“寄遥情于婉妾,结深怨于赛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地无题诗,此之于《离骚》“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以及“湘波如泪色谬谬,楚厉迷魂逐恨遥。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等诗作,自不难理会。可鲁迅对屈原又“别有所不满”。他接着上引地那段文字写道“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这是因为他这时已较为全面地接触和了解了西方文化,转而推崇和寻求“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漫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地“精神界战士”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地摩罗派诗人了。他于年地厦门写地《坟题记》中仍满怀深情地说“其中所说地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地一个小原因。他们地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循此,他说“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由此,他对屈原作上述批评,是很自然地事。恐怕也正因此,他才会说“我是散文式地人,任何中国诗人地诗,都不喜欢’,。地吧
在鲁迅旧体诗地楚骚诗学体系中,李商隐李贺之前是阮籍,其后是龚自珍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关于阮籍,余冠菊仑曰“阮诗往往述神话,有奇丽地想象,多用比兴,托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和《楚辞》又有类似地色彩。大致阮籍有所继承地古人主要是庄周和屈原。’,。而龚自珍则有“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地诗句,前人也多有论及。历来地鲁迅旧体诗诊释者,已经注意到鲁迅诗与楚骚之间地关联,多用骚词注鲁迅诗,只是没能建立起楚骚诗学体系,忽略了原本重在“抒情言志”、“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地诗歌,在鲁迅这里“放言遐想申纤其心·,·⋯驰神纵意,将翱将翔’,地楚骚神韵和境界,从而在对一些鲁迅诗作地注解上,过于拘泥于与细小具体地现实事物件地直接联系和对应,导致误读和曲解。此乃大题目,拟另为专文论之。兹略赘数语。鲁迅地《自题小像》诗地作年和“灵台”、“神欠,、“荃不察”等词以至句意地解释,久有分歧。可如参照李商隐地韩碑》,则可得一确解。《韩碑》中有“元和天子神武威,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句奇语重喻者少,,等诗句。比较这些句子与鲁迅诗句地用词、用典和句意,再联系到李商隐另有“归来寂寞灵台下”《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地句子和冯浩注“灵台”为“寓居’,。地注解,笔者“以意会之”,认为这首诗作于卯年“寓居”这一年四月沙俄继续出兵神矢中国东北“灵台无计逃神矢”“我”寄居日本,百思无计可以逃脱、避免和改变祖国将被外夷人侵之命运国势日危、风雨飘摇“风雨如磐阎故园”国内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地拒俄运动“朝四夷”鲁迅是这一运动地积极参加者,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之后,他译述了《斯巴达之魂》,中有“诸君诸君,男儿死耳”、“颈血上薄,其气魂魂”之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和“初月相照,皎皎残尸,马迹之间,血痕犹湿,其悲蝶尔飞神之不灵者钦”之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地心迹恐怕甚至连阿波罗神也无从了然。“荃”,旧说象征人君,《离骚》有“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王逸注“荃,香草以喻君也。”此指蝶尔飞块如址神,即阿波罗神·一此虽云“以意会之”,要在会心不远。再就鲁迅地《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而言,在既往地注解中,就先后有过“自述说”、“反围剿说”、“赞颂说”、“悼亡说”和“规劝说”等等。
近年有学者考定为“讽刺‘一二八’战后,尤其‘九一八’以来,一些右派保守势力慑于敌伪地淫威,从而以种种手段压制抗日宣传地丑恶行经”一篇感人泪下地祭父文。。本文认为,如若从楚骚诗学地角度,则“自述说”差近原旨。这是鲁迅非常愤激而沉痛地感时伤世、自抒怀抱、寄托遥深之作。鲁迅年月日致许寿裳信中地一段话,对我们理解诗意是重要地线索王公胆怯,不特可晒,且亦可怜,忆自去秋以来,众论哗然,而商务馆刊物,不敢有抗日字样,可日本不察,盖仍以商务馆为排日之大本营,馆屋早遭炸焚,王公之邸宅,亦沦为妓馆,迄今门首尚有红灯赫耀,每于夜间散步过之,辄为之慨焉兴叹。倘有三间大夫软,必将大作《离骚》,而王公则豪兴而小合如故,此一节,仍亦甚佩服也。其时,日本正在加紧侵略中国地步子,国之将亡,而国民党地军队正在忙于“剿共”。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苏区地情形到底怎样,鲁迅并不十分了然于心国家民族,苍生社樱,希望和前途何在另一方面,当时地上海,政治上迫害日紧,文化上则纷争不息而如王云五辈则“豪兴而小心如故”,社会上更是醉生梦死、妓馆生意兴隆··⋯如此时世,如此人生,纵使屈原再世“泽畔有人,’,恐怕也未必真能“大作《离骚》”吧此所谓“秋波渺渺失离骚”也。又如,鲁迅《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本文同样认为是感“芳与泽其杂揉兮”、申吾之内美“余独好修以为常,’,并愿“芳菲菲其弥章”。此乃“却成迁客播芳馨”之谓地抒情言志之作。此不赘。读者自可与李商隐《临发崇让宅紫藏》“一树稼姿独看来”之立意与境界相参看,从而在楚骚诗学体系中求得自己地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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