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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朱熹的牌位从孔庙移出(转载):牌位

网上祭祀,网上祭奠,线上祭祀,线上祭奠 2022-01-21 8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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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它实现了我们由动物属性的“人类”到“人”的转化,对于人来讲,特别是中国人,尤其重要牌位。从“儒”这个字就能看出来,“儒”乃“人”之“需”也。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儒家思想是孔子创造的,实则不然,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经过漫长的时间从自然法则里总结提炼出来的,初成体系于“周”部落,集大成于周文王,孔子只是一个继承、整理、总结的人牌位。比如《论语》里有孔子讲的一段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后世根据这段话提炼了“举一反三”这个成语,这段话其实是来源于《周易》“蒙卦”的卦辞:“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两段话综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不能求着幼童进行填鸭式的教育,而是要等幼童自身有求知欲望或者有疑问的时候主动来请教,初次请教时要悉心教导,有问必答,但是如果说完了不记心,反复来问,或不能领会其道理,反复来问同一种类型的问题,就不会再回答了。)

  孔子一生“克己复礼”并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治国学说,然终无所成,后世儒生更是前赴后继皆以此为使命牌位。孔子虽四处碰壁,未能实现理想,但始终不改初心,对自己的思想没有动摇,没有因为理念不被采纳而对主张进行修改。孔门后人诸如曾参、子思、孟子等人虽各有主张,但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儒家思想进行细化和解读,并没有改变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然而后世有些儒生则不然,为了推行儒家治国思想,不惜修改以“孔孟”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思想以取悦当权者,迁就政治。

  对正统儒家思想的修改始于董仲舒,集大成于朱熹牌位。

  提到董仲舒,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实际情况是百家并未罢黜,儒术也未独尊,但是儒家地位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牌位。汉武帝之所以会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则是利益交换的结果。

  在汉朝以前,统治权的来源都是有依据的,要么是众望所归推举而来,要么是分封而来,要么是传承而来牌位。刘邦以一介布衣通过农民起义而获得政权,这在当时是亘古未有的,其政权缺乏合法性。另外,刘邦可以通过起义当皇帝,那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别人自然也可以效仿,这一直是汉朝统治者的一块心病,董仲舒则通过向汉武帝献上“天人三策”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天人三策”的核心思想就是“君权神授”牌位。是老天爷要让刘氏当皇帝,还有比这更牛的合法性吗?而老天爷只让刘氏当皇帝,可没让别人当,别人不能随意效仿。这一下就彻底解决了汉朝政权的合法性以及稳定性,汉武帝能不高兴吗?投桃报李,儒家地位得到提升。

  但是,“君权神授”与正统儒家思想是相悖的,因为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孔子对鬼神是持怀疑态度的,也就是说孔子肯定不是有神论者,这同样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而董仲舒却为了迎合政治,把“神”抬出来说事牌位。可以说是董仲舒开启了通过修改儒家思想来取悦统治者,以求儒家地位提高这么一条道路。

  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只是进行了局部的修改和延伸,绝大部分是没有动的,但是到了朱熹就不同了,其对儒家思想的篡改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牌位。

  最典型的就是“纲常”,一提到“三纲五常”马上就让人想到封建糟粕,这就是拜朱熹所赐牌位。“纲常”本来是相当正确的,孔子的说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大家各司其职、各安本分,是一种平衡状态。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在商代以后历来是重视“阳”的引领作用的,所以“纲常”在应用的时候强调的是“上对下”的表率作用,如《颜氏家训》里所言:“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而朱熹活生生的把它篡改成了“下对上”的无条件服从,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对“纲常”的篡改只是一个典型,朱熹通过对“四书五经”进行注解,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大肆篡改牌位。比如《论语.学而》篇,一共十六段,被朱熹全部或部分注解错的高达八段之多,以小见大,其对儒家思想的破坏程度可见一斑。不妨拿几段出来看看。

  一、“无友不如己者”

  《学而》篇第八段有一句“无友不如己者”,朱熹的原注解是“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朱熹的意思直白说就是“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牌位。这是一个悖论,每个人都不和不如自己的交往,那么所有人都没朋友,因为你想和比你强的交往,可是人家不想和你交往,如此便“天下无友”,可见朱熹的注解于理不通。

  那么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既然朱熹的注解是个悖论,那么“无”就肯定不通“毋”,欲得正解则需要从“者”这个字入手,“者”在古文当中主要有两个意思,其一是“……的人(物)”,其二是“……的原因”,如果按照“……的人(物)”理解,那就是朱熹那个解释,但如果是“……的原因”,那这句话的解释就应该是“没有朋友不如自己的原因是……”,换句话说就是“所有朋友身上都有比自己强的地方”,这样说是不是感觉有点似曾相识?结合“无友不如己者”后面那句“过则勿惮改”,其实与《论语.述而》篇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一个意思牌位。应该是孔子的弟子在回忆老师的话的时候漏掉了一些。

  朱熹的注解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稍微有点脑子的都能看出来,那么朱熹为什么要这么解释呢?言行反映思想,朝什么方向想就会朝什么方向去说去做,所以大概率是朱熹自己本身就这么想的,于是大致得出一个推论:朱熹是一个媚上傲下的人牌位。

  二、“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学而》篇第十三段“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这是有若说的一句话,朱熹的注解是“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则亦可以宗而主之矣”,典型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思想牌位。有若是何许人也?他是孔子的弟子,在孔子去世后被孔门之人推举为孔子的继承人,如此之人虽不是圣人也是大贤,怎会说出如此任人唯亲的话。

  这段话的正解需要从两个字入手,一个是“因”,一个是“亲”牌位。“因”在这里不是“依靠”的意思,而是“承袭、沿袭”的意思,贾谊的《过秦论》里有一句“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这里的“因”就是承袭、沿袭之意,是指后面几个秦王承袭了秦孝公的政策,可见“因”具备这个意思。另外,在《论语.为政》篇里有一段“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段里的“因”也是承袭、沿袭之意。

  “亲”应该是通假字,通“新”牌位。《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亲”就通“新”,是“使民自新”之意。所以,“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的解释应该为“所沿袭的如果能适应新的环境,与时俱进而有新得,那么依旧能以之为据”。其实这句话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另外一句话“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一个意思,措辞不同而已。

  唉,又来事了,“可以为师矣”里的这个“师”被朱熹注解成了“老师”,这是错的,如果单单是“温故而知新”就能当老师,那也太简单了牌位。在古文里,“可”是我们现在说的“可以”的意思,而“以”是“以之……”的意思,这里的“可以为师”是“可以以之为师、以之为宗、以之为据、以之为准”的意思。很遗憾,我们语文课本里还在按“老师”来解释。

  言归正传,朱熹在注解“殷因于夏礼”这段时,“因”取的就是“沿袭”之意,在注《大学》时,取了程颐的说法,“亲”通“新”,也就是说朱熹知道这两个字的用法,但在注解这句话时却解成了“任人唯亲”,还是那句话,他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可见,朱熹是一个任人唯亲的人牌位。

  三、“慎终追远牌位,民德归厚矣”

  《学而》篇第九段“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牌位。朱熹对“慎终追远”的解释是“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翻译过来就是“谨慎送终,办好丧礼,真诚的祭奠、追念远祖”,如此解释与这句话的原意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句话的本意是“当事情快要有结果的时候要慎重,需回过头来追思一下远因,看看有没有与初衷相背离”。很多人做事,经常出发点是好的,但最后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这句话就是劝诫人们无论是做事还是为人,都要时不时地修正自己,不要偏离了初衷。用现下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不忘初心”,结果经过朱熹的篡改,愣是给我们整出了一个清明节专用词汇。

  孔子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朱熹真的不知道“慎终追远”的本意,那么他的注解明显是“不知”而为,可见其是一个自以为是而又肤浅的人牌位。而如果朱熹知道本意,故意往错处注解,那么就麻烦了,因为朱熹的行为恰恰就是没有“慎终追远”从而背离了儒家思想,他的错误注解是为了掩盖其丑行,若如此,朱熹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牌位,可谓孝矣”

  《学而》篇第十一段“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朱熹在注解这段话时所表现出的意思是“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三年没有改变父亲的行事之道,就是孝了”牌位。这句话前面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上,且不说“三年”是表示多年,单就这句话而言,父亲做的是错的难道也要守吗?显然于理不合。朱熹将逻辑搞错了,主体不是父亲而是本人。

  这句话正确的解释应该是“父亲在世时考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考察他的行为,如果在父亲去世后其表现与父亲在世时一致,那么就是孝了”牌位。这句话与儒家的“慎独”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不要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朱熹的错误注解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导致后世出现了“不能改祖制”这样一个臭毛病。

  按照朱熹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朱熹是一个“愚忠愚孝”的人,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孔子可以说是朱熹的祖师爷,如果按照朱熹的说法“不能随便改变长辈之道”,那么其对孔子思想的胡乱篡改又是什么行为?所以,朱熹又是一个虚伪的人牌位。

  篇幅所限只举四个例子,《学而》篇朱熹解错的另外四段分别是第一、四、七、十二段牌位。朱熹对《论语》的错解比比皆是,很多都是错的离谱,要知道,古代是文言文,那对古文简直是信手拈来,类似于“可以为师矣”这样的错误注解是不应该犯的。更有甚者,朱熹的很多注解都与原意相反,比如“无友不如己者”就完全解反了。我对朱熹就一个评价:非蠢即坏。

  前面在评价董仲舒的时候用的是“修改”,而说朱熹时用的是“篡改”牌位。其“程朱”一派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篡改,并吸收了道家、佛教的部分思想,形成“程朱理学”,彻底将儒家变成了“儒教”,并利用篡改而来的“三纲五常”、“气节”、“愚忠愚孝”等来取悦当权者,迎合当权者“愚民”的需要,最终实现了历代儒生希望将儒家思想尊为社会主体思想的夙愿。

  对于统治阶层来说,朱熹的思想无异于“想冰吃下雹子”,元朝和清朝都是以少统多、以弱统强,而明朝因为农民起义取得政权,与汉朝存在同样的合法性以及稳定性问题,三者都有较强的“愚民”需求牌位。所以,元、明、清三朝皆用其思想为官方哲学,明朝将朱熹的注解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而清朝不仅如此,其他人如果随意改动朱熹的注解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儒家思想通过两个人的歪曲和修改,分别利用了两次农民起义获取政权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其地位的跨越式提升牌位。尤其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对中国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不可谓不大。我们不妨来看看它“愚民”的威力有多大?

  在宋朝之前,政权更迭多是由权臣或武将篡位导致,比如王莽篡汉、曹魏代汉、司马篡魏、杨坚篡周、朱温篡唐、赵宋篡周等等,南朝更是一部篡位史牌位。而自宋朝重文轻武,“程朱理学”兴起以后,除了较为勉强的袁世凯以外,没有发生过一起外姓篡权,简直是威力无穷啊。但是,中国却开启了被外族蹂躏的历史,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灭大明,清朝更是被列强吊打。“愚民”的结果对统治者一姓而言是利,于民族而言则是祸。

  自宋以后几百年,尤其是明清两朝,读书人皆习朱熹之歪理,中国社会在这种思想束缚下逐渐走向衰落,所以,朱熹是中国由盛而衰,陷入百年屈辱的第一罪人牌位。“五四”前后,中国文人终于认识到了,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文化束缚,于是举起大棒,毫不留情的砸向了儒家思想,由此开启了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直至文革结束的“倒孔运动”,在此,我们不禁要反思一下,如此打倒儒家到底对不对?答案:既对,又不对,又对。

  首先可以肯定的说,打的对!从孔子开始就没有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儒家思想不能强行上位,作为治国的主体思想牌位。因为儒家思想如果要用于治国,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内部要具备较高的全民道德水平;其二是没有外部威胁或外部威胁很小。孔子时代,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全民道德水平相对于西周是在低位运行的。另外,西周时期,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礼乐”治的不是国而是天下,而孔子周游列国推销儒家思想的对象却是诸侯国。须知“国”是群居的产物,天然的就具有对内协作、对外御敌的属性,有国必有别,有别则有异,有异则有争,有争则有斗。儒家思想用于对内协作尚可,但若用于对外御敌,便如同自缚双手与虎狼为伍。“德治”可以是初衷,可以是目的,但不能是过程,因此,其只能作为社会行为的道德基础,不能成为行事、治国的方法和手段。

  再者,又不对牌位。当初的“倒孔运动”虽然找到了中国衰落的病因,但是却打错了对象。真正束缚中国人思想的不是孔孟的正统儒家思想,而是朱熹的“儒教”思想。罪魁祸首没有批判,反而将愤怒的大棒打向了孔子,可以说孔子是无辜躺枪。其带来的结果就是在反“儒教”思想束缚的同时,将中国人的道德信仰和道德体系一并击碎了。

  最后,还是对了牌位。客观来讲,必须连同传统儒家一并打倒。因为朱熹将其“儒教”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结合得太深了,很难摘清楚,加之经过几百年,其对读书人的影响已深至骨髓,其思想遗毒甚至在民间形成了习俗,所谓“沉疴用猛药”,不破不立,只有将儒家彻底打倒才能彻底清除朱熹思想的影响。

  然而可悲的是,大破之后没有大立,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更为重要的是思想界依然没有认识到“儒家”与“儒教”的区别,朱熹依然没有受到清算,还在那享受“朱夫子”的美誉牌位。翻看现下的儒家书籍,绝大多数作者还在沿用朱熹的荒谬注解,“程朱理学”正在借着国学热死灰复燃,继续荼毒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牺牲了几代人的道德素养才换来彻底清除“儒教”封建思想的束缚,照此下去,这些牺牲将付诸东流,不知我们的传统文化将要向何方回归?

  朱熹,为了让儒家上位这一己之私,不惜篡改儒家传统思想,将民族推向深渊,于民族、于国家是为不忠;其虽然如愿使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体思想,但是却陷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间接导致了始自“五.四”运动的“倒孔运动”,使孔子无辜躺枪,于儒家而言是为不孝;其所篡改的“三纲五常”等歪理,不知使多少忠臣义士、贞洁烈女无辜丧命,是为不仁;其“理学”借鉴了道家、佛教的部分思想,却反过来攻击两家,更是对道家进行栽赃,是为不义牌位。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居然作为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这简直是对孔子的侮辱,更是对儒家思想的亵渎。

  朱熹思想的毒害远大于其益处,因此,必须将朱熹的牌位从孔庙移除,非但如此,还应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加以批判,否则不足以正本清源,不足以为中国人重新树立起正确的思想道德体系牌位。

  (来源:思享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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