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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禅并重是把修行和农业劳动结合起来，“默耕田地，力锄葛藤”，“泥泥水水一年农”，不仅能砥励心志，也是汉族文化中的耕读传统在佛教中的体现寺院供灯。早在四祖道信禅师和五祖弘忍禅师时，禅僧不仅通过劳动达到自给，同时也视运水搬柴无非佛事，舂米作饭正好参求，做到农禅并重。在一些禅宗语录中，诸如“看田回，上堂”或“师一日与僧观稻次”之类的话经常见到。农业生产在禅师们的心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故而有禅师说：“大众尽心为常住开田，山僧尽心为大众说禅。”也有那种闻知收入“四五百石麦，二三千石稻”而欣喜万分的禅师。一些禅师在耕作之余，还写出诗文表达自己边农边禅、丰衣足食、自得其乐的心情：掘地倦来眠一觉，锄头当枕胜珊瑚……开畲垦地闲消遣，佛法身心半点无，萝葡收来烂熟蒸，晒干香软胜黄精。《禅林宝训笔说》中有一段，可见禅师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演祖自海会迁东山寺院供灯。太平佛鉴。龙门佛眼。二人诣山头省觐。祖集耆旧主事。备汤果夜话。祖问佛鉴。舒州熟否。对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对曰熟。祖曰。诸庄共收稻多少。佛鉴筹虑间。祖正色厉声曰。汝滥为一寺之主。事无巨细。悉要究心。常住岁计。一众所系。汝犹罔知。其他细务不言可见。山门执事。知因识果。若师翁辅慈明师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
笔说注释：此节明家教有方○舒州太平佛鉴惠勤禅师寺院供灯。龙门佛眼清远禅师。并嗣五祖法演禅师。南岳下十四世。值演祖自舒州海会寺。移席往东山之日。二师诣东山省觐。诣，往也。省，视也。秋见曰觐。祖集本寺中之耆旧。并主事者。备汤果夜间聚话。祖问佛鉴：今岁舒州地方田稻成熟否。鉴对曰熟。祖曰你太平常住熟否。曰熟。祖曰诸庄共收稻多少。佛鉴筹虑间。筹量思虑，不敢妄答。祖即正其色厉其声曰：汝滥为一寺之主。滥，泛也。既作主人。凡事无大小。尽要究竟于心。稻谷乃常住一年家计。大众关系。如此紧要汝犹不知。其余琐末细务不言可见矣。山门中汝虽作长老。亦职事也。须当知因识果……盖演祖寻常机辩峻捷。佛鉴既执弟子礼。应对含缓乃至如是。古人云：师严然后所学之道尊。故东山门下。子孙多贤德而超迈者。诚源远而流长也(耿公与高庵书)。
禅者并不是仅仅把劳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作为触类见道、直指本心的修行方式，实质上即是从劳动中悟修行寺院供灯。《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典籍，不仅写出了禅者田园生活的艰辛、纯朴和快乐，还记载了禅者斗禅谈玄之精彩，表现了他们从现实的劳动中悟到的禅修真谛。如唐朝布袋和尚著名的一偈：“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正因为禅宗师徒把禅修与农业劳动相结合，所以禅门中也才流传着如“沩山摘茶”、“庐陵米价”等与劳动有关的公案或话头。
在禅门中还有不少规模很小的寺庵与深山隐居者，其农业生产实际上即是个体生产寺院供灯。禅僧过着“刀耕火种就岩缚屋，一榻萧然”的生活。满足的是“疏泉垦荒为田以自给，舂炊樵汲皆躬为之，”和“春垦半亩畦，秋收一担粟。”当然，若遇灾害，他们的生活可能比农民更为清苦，甚至其农业经济就会破产。如下诗所言：去年河伯大为灾，青秧荡尽田如海，蝗虫继起势遮天，掠地伤苗数千里。……更加春雪大如拳，半月霏霏不肯止。……檀那（即施主）不至将谁倚，铁板虽挂旧堂前，托钵空回烹白水，僧徒鸟散无可栖。
与唐时河洛地区和东西两京的著名寺院不同，虽然大的禅寺庄园也拥有佃户或雇工，但因其修行方式的影响，禅寺丛林大都远离都市，少了世间纷争寺院供灯。尽管历经安史之乱、唐武宗和北周世宗的“法难”、北宋徽宗和明世宗嘉靖帝崇道抑佛，但禅林（禅宗寺院）和禅林经济都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们并不是完全依赖于政治力量和世俗地主式庄园经济的支持而存在的。禅者正是依农禅并重的禅林农业，奠定了自己一千多年的经济基础。
佛教徒耕种农田在中国最早始于东晋寺院供灯。如在中国佛教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僧人释道安初入佛门时，即常“赍经入田，因息就览。”考虑到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时，就有人指责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想必当时寺院农业已有相当规模。禅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总是特立独行、听松观云，其实很早即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朝刘宋时来中国的罽宾国沙门昙摩蜜多不仅大弘禅业，译出《禅秘要经》等重要佛经，而且“植柰千株，开园百亩。”
禅宗农业形成的前提是禅者的定居寺院供灯。直到南北朝时，禅者广为流行的修行生活仍然是或游化、或冢上、或树下的头陀苦行，要么就是独居净室结跏趺坐。此时既没有农业生产的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随着僧团人数的扩大，且许多禅寺又位于深山偏远之处，若无农业生产而仅靠乞食和信众的施舍显然是难以维生的，这使禅宗的农业生产得以形成。禅者初住于律寺，唯别院而居。以马祖道一禅师于唐大历年间开丛林安禅侣为标志，禅者从律寺中独立出来而使禅宗农业以独立的角色得到发展。
由于佛教强调不杀戒，认为农业劳动如锄地等，会伤害地下生命而得罪业，同时也为抑制物欲，因而佛教反对出家人“安置田宅，一切种植，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寺院供灯。”《十诵律》《梵网经》等诸本戒律对此都严加禁止。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入百丈山开山建寺、大扬禅风，折衷大小乘戒律而制禅苑清规。在清规中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并成为禅者的生活理念与行为，使禅者的农业耕种建立在符合戒律的理论基础之上。
如《灵峰宗论》载：问：西乾（印度）列祖，三学精通寺院供灯。此间地僻时遥，人罕闻见，唯唐宋来数辈宗匠，踪迹彰著。然当其水边林下，则以三条篾、一把锄，为清净自活；逮其匡徒领众，则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为真实芳规；至于扬化接人，则以一棒一喝，为拈提向上，俱与律学不相应。好心出家之流，由行脚入山，至登座披衣，所仿效者，无非此等。今还许从上诸祖是真比丘否？若非，何绍祖位？若是，何不遵律？… 答：祖有三类。一者严净毘尼，弘范三界。如远公、智者、左溪、永嘉、荆溪、大梅、永明、高峰、中峰、楚石等是也。古今如此知识，亦甚众多，所应景仰仿效。二者丁兹末世，势不获已，遵佛遗命，舍微细戒。住静则刀耕火种，领众则垦土开田。然非时食等诸戒，仍自遵行。故晚用药石，不用粥饭；德山托钵，亦因视影。而此等知识，便不肯为人授戒。所以唐宋以来，有禅、讲、律寺，初出家多学律，律有得则以律名家，无得则习讲参禅，但舍微细戒，不舍重戒及性戒也。复有径投禅、教者，此即“乘急戒缓”，然亦护根本五戒，断无毁重之理…
禅宗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决定了僧团观念的演变，而百丈清规正是这一演变的结晶寺院供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劳动的道德性和合律性，也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劳动、反对乞食和不劳而获的融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要求每一位僧尼都要参加劳动和寺院建设，这即是禅门中的“普请”（俗称出坡）劳动原则，意思是普请大众、上下合力、共同劳动。其后禅门高僧如黄檗开田择菜、沩山摘茶合酱、石霜筛米、云严作鞋、临济栽松锄地、仰山牧牛开荒、洞山锄茶园、雪峰斫槽蒸饭、云门担米、玄沙砍柴等等,都是这种价值认同的具体表现。百丈怀海禅师开创的禅苑清规不久即行于全国，天下禅宗如风偃草。这标志着禅宗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寺院的土地来源有如下几种：
一是赏或赐寺院供灯。凭借僧众或寺院的社会威望，从国家（皇室）那里得到赏赐，“赐田”是寺庙取得土地的一种主要方式。如唐代寺院从国家那里依法得到一些土地，唐代的均田法令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
二是施或捐寺院供灯。从贵胄富豪和信众那里得到土地，一些较小规模的捐赠因积少成多也达到很大的数量。一大批信仰禅宗的世俗知识分子、名士和官宦。他们的资助或帮助也促成了禅宗农业经济。唐昭宗天佑四年，抚州崇仁县邓进兄弟三人买地创普安禅院，并随附良田三十顷。北宋太祖时，知雄州安守忠一次就施给广慈禅院土地5770亩。南宋绍熙元年，直秘阁张镃舍自己府第及田地6300余亩为慈云禅寺。南宋时蒋山了明禅师住径山时，受杨和王敬重，随舍苏州庄田于了明禅师，岁可收入达二万斛。
三是寺院通过自身的生产经营，购买而得到土地寺院供灯。唐代普光禅师利用劝募，购海埔地一千多亩，筑岸成田，年收入千斛。唐肃宗时，扬州六合县灵居寺贤禅师就“置鸡笼墅、肥地庄，山原连延，亘数十顷。”
四：禅者依其艰苦的劳动开荒垦田寺院供灯。如南泉普愿禅师于贞元十一年入池阳南泉山，“堙(又作“烟”)谷刊木，以构禅宇；蓑笠饭牛，溷于牧童；斫山畲田，种食以饶，”足不下南泉山长达三十年之久。宪宗元和末年，灵佑禅师奉其师怀海禅师之命，至湖南沩山弘扬禅法，初时“猿猱为伍，橡栗为食”，其后师徒边禅边农，到咸通年间，沩山禅林僧多而地广，佃户达千余家。其它如安岩山华严院僧无尽，于寺院附近开辟废田八百亩。寿圣禅院永净法师，开山田三百亩，植松十万余株。宁波天童寺开垦海埔地，岁收三千斛。这种开垦出的土地促进了禅林经济的发展，使许多丛林具有了庄园经济的规模。而且，一些著名禅寺的“常住田”经营时间也很长，像弘忍禅师真慧寺庄、六祖的宝林寺庄，从唐初一直到宋代，长达几百年。所以后世才有禅者言：“良田一片望无涯，旷古相传佛祖家。”
禅者开荒垦地在唐以后仍然十分突出寺院供灯。北宋禅师圆玑“荷担丛林，不知寒暑，垦荒地为良田；莳松杉为美干，守一职，十年不易。”简堂行机禅师住番阳管山时，“十七年火种刀耕，备尝艰苦。”明代无异元来禅师搬柴运水、垦土掘地三二十年。“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前提即是“天下名山僧建多”，或者是“天下名山僧垦多”。
宋代时集成的各本禅苑清规，对田林果蔬、佃户劳动、钱米租息等，设有专人进行严密的组织和管理：设有园主，负责栽种菜蔬、及时灌溉；设有庄主（下院执事）负责巡视田界修理庄舍，提督农务抚安庄佃；设有值岁，负责坡务耕种、收租，兼管常住竹木管理；设有知山，主管田地产业，使其界限分明以免争讼，为此不少寺院都立有“常住田地碑”；设有巡山，负责竹木茶笋的照管；设有监收，负责钱粮糓米的出入租息；设有库子、司掌，主持出榜禁约，提点耕种、监管诸庄陂堰或山林茶笋抽长寺院供灯。
现状：农禅作为中国佛教禅宗文化的重要部分，曾经是中国禅林发展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文革的十年浩劫，农禅并举制度在大陆基本完全毁灭寺院供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近几年有很多禅宗僧侣都在为恢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而努力。
附：论现代寺院的经济改革
在古印度以及泰国等南传佛教地区的社会环境下，出家人可以过原始佛教的乞食生活，但在中国社会就行不通了，所以祖师们建立了农禅自养的经济模式，一千多年来都是这样，现在学诚法师又提倡寺院商禅合一寺院供灯。这虽然违背了一些微细戒条，却都是在中国社会下不得已的生存选择。
现在寺院的“功德箱”与“经忏”是主要经济来源，这种经济模式极其脆弱不稳定（在佛法不兴盛地区连这个也没有），社会经济一旦衰败就难以保证了，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弊端寺院供灯。比如寺院经济上依赖信众游客，就必须成天接待他们，搞得寺院像闹市一样，干扰出家人正常的清修，不接待他们又没有经济来源，为了生存那只能牺牲佛法的学修了。而且中国社会愿意拿大量钱财长期供应寺院的信众并不太多，还不稳定，分布也不均匀。
这种经济模式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下，还会导致社会轻贱歧视佛教，视出家人为寄生虫，僧人没有社会地位，那也就吸引不了很多社会上的正人君子寺院供灯。在轻贱歧视僧人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很多正人君子出家的，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现实。比如旧社会不尊重军人，社会观念认为：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那正人君子就不会去当兵了，所以旧社会军人素质非常差，所以现在国家也是给军人很多特殊优待。人类社会历史上，受社会歧视又没有社会地位的群体，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出息，现在佛教能有现有景象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僧人大多数也都是普通社会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可能不受社会观念与经济政治的影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寺院必须首先有自己稳定的经济来源，自食其力不依赖信众游客，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才能谈得上发展振兴。
现在的寺院可以先设法争取农村的闲置土地，利用这些土地种植高经济的药材等作物，不打农药绿色环保，还有佛教的人气、信誉等附加值，这还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国家战略寺院供灯。民以食为天，农业经济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坚实的。一旦寺院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模式，经济上与游客信众脱离了，出家人就会逐渐远离凡俗的干扰染污，远离种种生存顾虑而安心办道，进而提高自身素质修养，过上出家人正常的修行生活，也会赢得社会的理解尊重，这样佛教就会慢慢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一些热心护持佛教事业的大德居士，不如帮助寺院添置土地等不动产业寺院供灯。你供养再多钱也很快就会花完，有时还花不到刀刃上，并且你也不可能总这么一直供应。而土地等产业可能不用你们花多少钱，只需帮助运作即可，却可以一直出生财物供养以后的无数僧众，这功德比供养有限的钱财大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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