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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祖师与农禅寺院供灯。农禅是中国古代禅宗寺院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禅宗僧侣融禅于农、以农悟道的生活习惯和修行方式，促进了农禅并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农禅并重是把修行和农业劳动结合起来，“默耕田地，力锄葛藤”，“泥泥水水一年农”，不仅能砥励心志，还能自给自足，是汉族文化中的耕读传统在佛教中的体现。
早在四祖道信禅师和五祖弘忍禅师时，禅僧不仅通过劳动达到自给，同时也视搬柴运水无非佛事，舂米作饭正好参求寺院供灯。在一些禅宗语录中，诸如“看田回，上堂”或“师一日与僧观稻次”之类的话经常见到。农业生产在禅师们的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故而有禅师说：“大众尽心为常住开田，山僧尽心为大众说禅。”也有那种闻知收入“四五百石麦，二三千石稻”而欣喜万分的禅师。一些禅师在耕作之余，还写出诗文表达自己边农边禅、丰衣足食、自得其乐的心情：掘地倦来眠一觉，锄头当枕胜珊瑚…开畲垦地闲消遣，佛法身心半点无，萝葡收来烂熟蒸，晒干香软胜黄精。
《禅林宝训笔说》中有一段，可见禅宗祖师们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演祖自海会迁东山寺院供灯。太平佛鉴。龙门佛眼。二人诣山头省觐。祖集耆旧主事。备汤果夜话。祖问佛鉴。舒州熟否。对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对曰熟。祖曰。诸庄共收稻多少。佛鉴筹虑间。祖正色厉声曰。汝滥为一寺之主。事无巨细。悉要究心。常住岁计。一众所系。汝犹罔知。其他细务不言可见。山门执事。知因识果。若师翁辅慈明师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
笔说注释：此节明家教有方○舒州太平佛鉴惠勤禅师寺院供灯。龙门佛眼清远禅师。并嗣五祖法演禅师。南岳下十四世。值演祖自舒州海会寺。移席往东山之日。二师诣东山省觐。诣，往也。省，视也。秋见曰觐。祖集本寺中之耆旧。并主事者。备汤果夜间聚话。祖问佛鉴：今岁舒州地方田稻成熟否。鉴对曰熟。祖曰你太平常住熟否。曰熟。祖曰诸庄共收稻多少。佛鉴筹虑间。筹量思虑。不敢妄答。祖即正其色厉其声曰：汝滥为一寺之主。滥，泛也。既作主人。凡事无大小。尽要究竟于心。稻谷乃常住一年家计。大众关系。如此紧要汝犹不知。其余琐末细务不言可见矣。山门中汝虽作长老。亦职事也。须当知因识果……盖演祖寻常机辩峻捷。佛鉴既执弟子礼。应对含缓乃至如是。古人云：师严然后所学之道尊。故东山门下。子孙多贤德而超迈者。诚源远而流长也(耿公与高庵书)。
（二）农禅生活寺院供灯。禅者并不是仅仅把劳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作为触类见道、直指本心的修行方式，实质上即是从劳动中悟修行。《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典籍，不仅写出了禅者田园生活的艰辛、纯朴和快乐，还记载了禅者斗禅谈玄之精彩，表现了他们从现实的劳动中悟到的禅修真谛。如唐朝布袋和尚著名的一偈：“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正因为禅宗师徒把禅修与农业劳动相结合，所以禅门中也才流传着如“沩山摘茶”、“庐陵米价”等，与劳动有关的公案或话头。
在禅门中还有不少规模很小的寺庵与深山隐居者，其农业生产实际上即是个体生产寺院供灯。禅僧过着“刀耕火种就岩缚屋，一榻萧然”的生活，满足的是“疏泉垦荒为田以自给，舂炊樵汲皆躬为之”和“春垦半亩畦，秋收一担粟。”当然，若遇灾害，他们的生活可能比农民更为清苦，如下诗所言：去年河伯大为灾，青秧荡尽田如海，蝗虫继起势遮天，掠地伤苗数千里…更加春雪大如拳，半月霏霏不肯止…檀那（即施主）不至将谁倚，铁板虽挂旧堂前，托钵空回烹白水，僧徒鸟散无可栖。
（三）历史渊源寺院供灯。佛教徒耕种农田在中国最早始于东晋。如在中国佛教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僧人释道安初入佛门时，即常“赍经入田，因息就览。”考虑到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时，就有人指责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想必当时寺院农业已有相当规模。禅者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总是特立独行、听松观云…，其实很早即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朝刘宋时来中国的罽宾国沙门昙摩蜜多不仅大弘禅业，译出《禅秘要经》等重要佛经，而且“植柰千株，开园百亩。”
禅宗农业形成的前提是禅者的定居，直到南北朝时，禅者广为流行的修行生活仍然是或游化、或冢上、或树下的头陀苦行寺院供灯。此时既没有农业生产的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随着僧团人数的扩大，且许多禅寺又位于深山偏远之处，若无农业生产而仅靠乞食和信众的施舍，显然是难以维生的，这使禅宗的农业生产得以形成。禅者初住律寺，唯别院而居，以马祖道一禅师于唐大历年间开丛林安禅侣为标志，禅者从律寺中独立出来而使禅宗农业也以独立的角色得到发展。
与唐时河洛地区和东西两京的著名寺院不同，虽然大的禅寺庄园也拥有佃户或雇工，但因其修行方式的影响，禅寺丛林大都远离都市，少了世间纷争寺院供灯。尽管历经安史之乱、唐武宗和北周世宗的法难、北宋徽宗和明世宗嘉靖帝崇道抑佛，但禅林（禅宗寺院）和禅林经济都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们并不是完全依赖于政治力量和世俗地主式庄园经济的支持而存在的。禅者正是依靠农禅并重的禅林农业，奠定了自己一千多年的经济基础。
（四）农禅与戒律寺院供灯。由于佛教强调不杀戒，认为农业劳动如锄地等，会伤害地下生命而得罪业，同时也为抑制物欲，因而佛教反对出家人“安置田宅，一切种植，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十诵律》《梵网经》等诸本戒律对此都严加禁止。但是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入百丈山开山建寺、大扬禅风，折衷大小乘戒律而制禅苑清规，在清规中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并成为禅者的生活理念与行为，使禅者的农业耕作建立在符合戒律的理论基础之上。关于这个争议《灵峰宗论》载：问：西乾（印度）列祖，三学精通，此间地僻时遥，人罕闻见，唯唐宋来数辈宗匠，踪迹彰著。然当其水边林下，则以三条篾、一把锄，为清净自活；逮其匡徒领众，则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为真实芳规；至于扬化接人，则以一棒一喝，为拈提向上，俱与律学不相应。好心出家之流，由行脚入山，至登座披衣，所仿效者，无非此等，今还许从上诸祖是真比丘否？若非，何绍祖位？若是，何不遵律？… 答：祖有三类。一者严净毘尼，弘范三界，如远公、智者、左溪、永嘉、荆溪、大梅、永明、高峰、中峰、楚石等是也，古今如此知识，亦甚众多，所应景仰仿效。二者，丁兹末世，势不获已，遵佛遗命，舍微细戒。住静则刀耕火种，领众则垦土开田，然非时食等诸戒，仍自遵行，故晚用药石，不用粥饭；德山托钵，亦因视影。而此等知识，便不肯为人授戒。所以唐宋以来，有禅、讲、律寺，初出家多学律，律有得则以律名家，无得则习讲参禅，但舍微细戒，不舍重戒及性戒也。复有径投禅、教者，此即乘急戒缓，然亦护根本五戒，断无毁重之理…
禅宗赖以生存的经济模式之转变,决定了思想观念的转变，百丈清规正是这一转变的结果寺院供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劳动的道德性和合律性，也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劳动、反对乞食和不劳而获的融合。其后禅门高僧如黄檗开田择菜、沩山摘茶合酱、石霜筛米、云严作鞋、临济栽松锄地、仰山牧牛开荒、洞山锄茶园、雪峰斫槽蒸饭、云门担米、玄沙砍柴等等,都是这种价值认同的具体表现。百丈怀海禅师开创的禅苑清规不久即行于全国，天下禅宗，如风偃草。
（五）土地来源寺院供灯。寺院的土地来源有如下几种：
一是赏或赐寺院供灯。凭借僧众和寺院的社会威望，从国家（皇室）那里得到赏赐，“赐田”是寺院取得土地的一种主要方式。如唐代寺院从国家那里依法得到一些土地，唐代的均田法令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
二是施或捐寺院供灯。从贵胄富豪和信众那里得到土地，一些较小规模的捐赠因积少成多也达到很大的数量。一大批信仰禅宗的世俗知识分子、名士和官宦等，他们的资助促成了禅宗的农业经济。如唐昭宗天佑四年，抚州崇仁县邓进兄弟三人买地创普安禅院，并随附良田三十顷。北宋太祖时，知雄州安守忠一次就施给广慈禅院土地5770亩；南宋绍熙元年，直秘阁张镃舍自己府第及田地6300余亩为慈云禅寺。南宋时蒋山了明禅师住径山时，受杨和王敬重，随舍苏州庄田于了明禅师，岁可收入达二万斛。
三是寺院通过自身的生产经营，购买而得到土地寺院供灯。如唐代普光禅师利用劝募，购海埔地一千多亩，筑岸成田，年收入千斛。
四是禅者依其艰苦的劳动开荒垦田寺院供灯。如南泉普愿禅师于贞元十一年入池阳南泉山，“堙(又作“烟”)谷刊木，以构禅宇；蓑笠饭牛，溷于牧童；斫山畲田，种食以饶，”足不下南泉山长达三十年之久。宪宗元和末年，灵佑禅师奉其师怀海禅师之命，至湖南沩山弘扬禅法，初时“猿猱为伍，橡栗为食”，其后师徒边禅边农，到咸通年间，沩山禅林僧多而地广，佃户达千余家。其它如安岩山华严院僧无尽，于寺院附近开辟废田八百亩。寿圣禅院永净法师，开山田三百亩，植松十万余株。宁波天童寺开垦海埔地，岁收三千斛。这种开垦出的土地促进了禅林经济的发展，使许多丛林具有了庄园经济的规模。一些著名禅寺的“常住田”经营时间也很长，像弘忍禅师真慧寺庄、六祖的宝林寺庄，从唐初一直到宋代，长达几百年，所以后世才有禅者言：“良田一片望无涯，旷古相传佛祖家。”
禅者开荒垦地在唐以后仍然十分突出寺院供灯。北宋禅师圆玑“荷担丛林，不知寒暑，垦荒地为良田；莳松杉为美干，守一职，十年不易。”简堂行机禅师住番阳管山时，“十七年火种刀耕，备尝艰苦。”明代无异元来禅师搬柴运水、垦土掘地三二十年…。所以“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前提即是“天下名山僧建多”，或者是“天下名山僧垦多”。
宋代时集成的各本禅苑清规，对田林果蔬、佃户劳动、钱米租息等，设有专人进行严密的组织和管理：设有园主，负责栽种菜蔬、及时灌溉；设有庄主（下院执事）负责巡视田界修理庄舍，提督农务抚安庄佃；设有值岁，负责坡务耕种、收租，兼管常住竹木管理；设有知山，主管田地产业，使其界限分明以免争讼，为此不少寺院都立有“常住田地碑”；设有巡山，负责竹木茶笋的照管；设有监收，负责钱粮糓米的出入租息；设有库子、司掌，主持出榜禁约，提点耕种、监管诸庄陂堰或山林茶笋抽长寺院供灯。（以上是根据百度百科“农禅”的基础上增删整理而成的）
（六）农禅的现状寺院供灯。晚清民国时期就有不少当权者提议夺庙产办学，印光法师等高僧大德、护法居士为此力争，多次化解危机。建国以后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农禅制度在大陆基本完全毁灭，文革以后寺院的土地等资源也是非常匮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很多禅宗僧侣都在为恢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传统而努力，禅宗一些有远见的老和尚们，在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仍然非常重视农禅传统的保持。比如云居山真如寺在佛教恢复后，保持了很久可观的农业生产，直到近几年那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和尚们退出管理。青原山净居寺的体光老和尚以及广东云门寺的佛源老和尚等，都根据条件不同程度地在保持农禅传统，他们对农禅传统也是高度的重视，并没有因为现代社会一时的物质丰富而舍弃这种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同时他们也希望禅宗的后学者们继续保持这种传统。
（七）农禅传统的现代意义寺院供灯。
在古印度以及泰国等南传佛教地区的社会环境下，出家人可以过原始佛教的乞食生活，但在中国社会就行不通了，所以祖师们建立了农禅自养的经济模式，一千多年来都是这样，现在中佛协又提倡寺院商禅合一，这虽然违背了一些微细戒条，却都是在中国社会背景下不得已的生存选择寺院供灯。
现在寺院“功德箱”与“经忏”是主要经济来源寺院供灯。这种经济模式极其脆弱不稳定（在佛法不兴盛地区连这个也没有），社会经济一旦衰败就难以保证了，还有非常多的弊端。比如寺院经济上依赖信众游客，就必须成天接待他们，搞得寺院像闹市一样，干扰出家人正常的清修，不接待他们又没有经济来源，为了生存那就不得不牺牲佛法的闻思修了。而古代社会有句俗语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可见过去的寺院不欢迎俗人来打扰，而现在的寺院只恨其少，倒不是现在的寺院不讲修行、喜欢热闹，关键是经济问题。即便如此，中国社会愿意拿大量钱财长期供应寺院的信众并不太多，而且还不稳定，分布也不均匀。
这种经济模式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下，还会导致社会轻贱歧视佛教，视出家人为寄生虫，僧人没有社会地位寺院供灯。在轻贱歧视僧人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很多人出家的，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现实。比如旧社会看不起军人，社会观念认为：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那很多人就不会去当兵了，所以旧社会军人素质非常差，现在国家也是给军人很多特殊福利以吸纳人才。人类社会历史上，受社会歧视又没有社会地位的群体，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出息，现在佛教能有现有景象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僧人大多数也都是普通社会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可能不受社会观念与经济政治的影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寺院必须首先有自己稳定的经济基础，自食其力不依赖信众游客，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才能谈得上发展振兴。
现在的寺院可以先设法争取农村的闲置土地，利用这些土地种植高经济的药材等作物，这样绿色环保，还有佛教的人气、信誉等附加值，正所谓“得道多助”，而且还顺应时代潮流与国家战略，顺势而为所以肯定比较容易寺院供灯。民以食为天，农业经济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坚实的。一旦寺院有了自己独立的财源，经济上与游客信众脱离了，出家人就会逐渐远离凡俗的干扰，远离种种生存顾虑而安心办道，过上出家人正常的修道生活，进而就能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也会赢得社会的理解尊重，提高佛教的社会地位，这样佛教就会慢慢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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