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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年轻人两年多来云南自发建校助学
方圆几公里最漂亮的学校
知道这个故事纯属偶然。某个百无聊赖的春夜，鼠标把我带到一个叫“旷野之风”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网站。一群杭州网友正在激烈地争论云南某个小学的墙“要刷成白的还是蓝的”，他们的口气和劲头完全是这个小学“缔造者”的作派，这勾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贪婪地往前翻帖子……
于是，我邂逅了这个美丽的故事：一群杭州的户外运动迷自筹18万元资金，分批“接力”远赴云南最贫困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自己动手，历时两年建成了一所小学，他们用这个在茶马古道上的四十驮村的谐音，给这个学校起了个另类而好听的名字――“四十朵花花”。
今年3月，学校开学了，他们又拿起教鞭续写这个传奇……
缘起：
阿六和她的朋友们
一切起源于一个名叫寿姗姗的26岁杭州女孩――这个网名叫“阿六”的女孩被高原的阳光晒得黝黑，笑起来喜欢皱着鼻子，她的笑容也像高原阳光般灿烂而纯净。
2004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阿六闯进了位于三江腹地的云南维西四十驮村一个破旧的教学点：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校舍已经飘摇欲坠，全校30多个学生只得挤在一间破落的泥坯房中上课，惟一的一位代课老师叶老师是村里以前的兽医；孩子每天上学要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即便是这样，这里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上学迟到的，这里的家长也把送孩子上学当作家中的一件大事。震惊之余，阿六被深深地感动了：“看到了我就无法转过身去。也许我们做不了太多，可至少可以想办法让这些孩子安心地坐在教室里上课。”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回到杭州后，阿六和一帮玩户外运动的驴友们商议起在四十驮建新校舍的事情。筹集、募捐资金、与当地相关部门接洽……所有这些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磕磕碰碰地开始了。2005年8月，校舍开工重建了。阿六说，在开工的那一天，村里几乎能来的村民都来了：他们知道，因为这些杭州来的好人，他们的孩子有学上了！
今年3月1日，学校正式开学了，阿六与其他两个女孩留下来当了志愿者老师。取“四十驮”的谐音，学校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四十朵花花。叶老师从山上砍了棵七八米高的小松树，在树干顶上按了个铁轱辘，套上绳子，旗杆就做成了，孩子们按年级从学前班到4年级排成5行，国旗就升起来了，这是这个学校60多年来第一次升国旗，这个安静而简单的过程却让阿六有一种掉眼泪的冲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来对了。”
探访：
触目的贫困与灵魂的洗礼
这个在物欲横流年代近乎童话的故事使我沉浸在长久的辛酸与感动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地，才会成为一群都市年轻人心灵的香格里拉？
5月的一天，我来到了云南维西县四十驮村。
维西是全国惟一的傈栗族自治县，四十驮村深藏于云贵高原腹地，为茶马古道必经之地。一条宽200多米、被泥石流冲刷而成的沟壑把村子和山下的公路隔成两边。和邻近的丽江、大理相比，时间似乎在这里凝固了。
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画面在这里意味着不到200元的年人均收入、每年雨季如猛兽般的泥石流、靠马帮和驿道出行的古老交通方式……而这一切，都让这里孩子的命运像风一样飘摇不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读书生涯会在哪一天戛然而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像父辈一样终日在陡峭的山脊上辛苦地淘出一家人的温饱。
阿六告诉我，当地教育部门曾以400斤大米来表达对他们的欢迎与共建之意，而当他们听说这是从村里一户户东讨西要凑起来时，难受而坚决地拒绝了这400斤米。
还有一次，村里的一辆拼装小卡车“远征”到千里之外的昆明后，在街头因“闯红灯”被交警拦下了，从没见过红绿灯的司机理直气壮地冲着交警吼：红灯挂得那么高，我咋个“闯”法？
阿六说，这样的故事，让她想笑却笑不出来；这片土地，让她和她的朋友们流连忘返，魂牵梦绕。
换上新衣服的兄弟俩像变了个人
学校：
杭州来的校长、老师和厨师
“老师，这是白菜。”“老师，给你土豆。”5月1日早晨7点刚过，还沉睡在山坳里的四十朵花花小学，就被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们惊醒了。他们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口张望着，递上一袋袋从家里背来的白菜土豆后就一溜烟跑开了；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学生从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交给老师――这些，是他们这个星期在学校里的所有食宿费。很快地，清脆的早读声就回荡在山谷里，四十朵花花的一个星期就这样开始了。
因为星期一要升旗，所有的孩子都穿上了天蓝色的校服，这让脸上永远挂着两坨“高原红”的他们看上去神气了不少。“他们该是维西最幸福的孩子了。”叶老师有些感慨：这个学校的一切都来自无偿捐助；全校51个孩子是维西400多个教学点中惟一有统一校服的；这所有着雪白的围墙、天蓝色校牌的学校是方圆几公里内最漂亮的建筑；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三位来自杭州的老师。
三年级的第一节是语文课。“床单”――一个拖着鼻涕的男孩怯生生地指着黑板上已经教了五六遍的生词“床垫”念道。这让老师蒋永芳有些心急。
蒋永芳是第一个报名到四十朵花花的志愿者老师。这个和阿六同年的女孩有着同样爽朗的笑声，毕业于安庆师范学院的她曾在广州和温州当过两年的小学老师，来四十朵花花之前在杭州一所学院的图书馆工作。“杭州的生活很安逸，可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看到四十朵花花需要志愿者的消息后，我突然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蒋永芳的爸爸也曾是一个乡村的民办老师，电影《一个也不能少》里的那个乡村女教师和爸爸趴在煤油灯前批作业的身影一直清晰地留存在蒋永芳的记忆中，终于有机会成为像他们这样的人让她很满足。
这里的孩子由于长期和外界缺少接触，“乖”得几乎不会想问题了。三年级的孩子有些连一年有几个月还分不清，上节课教的内容总会有一大半还给老师，布置的作业根本就完不成你却没办法去责备他们：学生一回家就要放羊、砍柴、做家务，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读书、识字被无奈地挤到了一旁，这让蒋永芳心痛而焦急。
和蒋永芳的爽朗相比，老家在东北的邢侠跑到这里只是想“做点有用的事”。
“不要把志愿者想得太崇高。这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种难得的体验和经历。”邢侠说，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志愿者的到来只是帮他们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而决定命运的权利，最终还是掌握在孩子们自己的手中。
吃中饭的时间到了。“今天有肉吃！”当一大锅莴笋炒肉和米饭端到学生面前时，孩子们因为意外而显得兴奋异常。他们迅速而安静地端着饭碗围着锅子吃了起来。阿六说，尽管每天的饭菜管够，可这些孩子们吃饭时从不肯离开饭锅半步：看着锅里的饭吃他们心里才踏实。
在平日，20个住校生的中饭都是下课后阿六她们赶着烧的，每天的菜基本是固定的：肉骨头炖大白菜或土豆。当然，骨头是不吃的，因为买这些骨头要到30多公里的县城去，一连炖5天的大白菜后，到了周末那天，孩子们才可以打打牙祭：把一大锅已经没什么肉味的骨头一扫而光，这一天往往是孩子们最向往的日子了。“我们也想改变一下，可一来没那么多钱，也实在没有时间。”阿六有些无奈。因为现在学校4个年级只有4个老师，每个人的课都排得满满的，又找不到会做饭的杂工，阿六们只得身兼伙夫了。
孩子：
一年级的哥哥和二年级的弟弟
李海龙、李海成兄弟俩是四十朵花花的“名人”：12岁的哥哥李海龙读一年级，而11岁的弟弟李海成却已经上了2年级：由于酒鬼爸爸万事不管，妈妈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李海龙一直没能上学，直到当地“普九”检查时才被发现，学校答应减免兄弟俩的一切费用，爸爸总算勉强答应让李海龙上学了。
我去的那个星期只碰到了李海龙，“弟弟这里痛，在家休息。我也痛，可是我来了！”李海龙指着自己的腮帮子说，很勇敢的样子。
在同样穿着校服的同学中，李海龙显得有些“鹤立鸡群”：他的校服已经脏得变了颜色，露出的一截脖子上满是黝黑的泥垢。阿六说，俩兄弟刚到学校时，身上的衣服脏得脱下来就可以立在地上了，一问才知道已经有大半年没洗澡了；弟弟李海成因为烧饭时不小心烫到了手臂，皮肤正发炎流脓。由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兄弟俩放学后还需要一路拣垃圾换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志愿者Yak给兄弟俩洗了一个澡，给他们换上了从县城买回来的新衣服，还找他们的爸爸好好地谈了一次话：“你以后还要抱孙子呢！”这句话让爸爸掉下了眼泪，他答应以后尽量少喝酒。“也不知道他究竟做不做得到。”阿六说。
终于可以读书了，李海龙很高兴：“读书好，以后可以到县城找工做。”说到这里，李海龙笑了，很向往的样子，这突然让我有些动容：到县城找工做，这似乎已经是他所能望见的最好出路了，这里的孩子也许大部分还是要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终日在深山坳里辛苦觅食。可不管怎么说，改变已经开始了。
心愿：
给孩子一把认识世界的钥匙
新校舍、新校服、新老师。所有的一切让这里的孩子们仿佛跌进了天堂般地兴奋。“我的新学校是那样的好，我真想在这里读一年呀，可是我们4年级只能在这里读半年呀，这样好的学校呀……”这个叫李艳芝的4年级女孩的作文中，充满了兴奋的叹息。还有一个叫和云海的男孩子则写道：“希望四十朵花花小学永远开在四十驮”。
事实上，和孩子们看到的变化相比，更让阿六们高兴的是来自孩子本身的变化：再也没有孩子因为要上山采菌子而不来上课了；孩子们第一次看到了电脑，并且通过电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在4年级数学期中考试时，除了两人不及格，其他的都在75分以上，而在去年期末，他们的平均成绩是29.1分……这些细小的变化让阿六们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花：“我们也许没办法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改变，可是我们希望给孩子们一把认识世界的钥匙，让他们看到更远的地方，知道更多的事情。当他们长大以后，当他们做决定和选择的时候，也许会比他们的父辈有更远的目光和更广阔的胸襟。”阿六说，这也是他们不想仅仅留下一座建好的学校空壳，而要招募志愿者的原因：“我们并不知道所做的一切到底能对西部的教育发展起多大的作用，可起码我们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几十个孩子，让他们安全、安心地在教室里上课。”这件事，凝聚着所有志愿者和捐款人的共同心愿和信念：实实在在地为西部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做些事情。
事实上，这也正是阿六们目前最焦急的一件事情：招募志愿者。明年蒋永芳和邢侠支教期满后，还有多少人愿意到这里来支教？在阿六们看来，在这里支教，只是作为社会普通一员之责任和良心所促使，是民间反哺西部的一种尝试。作为“体制外”的志愿者，他们没有荣誉的光环、没有回到城市后在就业上的实质优惠，这就更需要志愿者有宝贵的热情、执着的信念和目标。问题是，有多少人能坚持这样清贫的守望？有多少人有这样持久燃烧的激情？
离开四十朵花花的那天下午，刚好碰上阿六托人从县城拉回几张办公桌：在此之前，她们一直趴在一张小矮桌上办公。趁着课间休息，三四年级的孩子全下山来帮老师背桌子了。站在公路边，看着这些10来岁的孩子们背着背篓一步步在陡峭的山坡上攀行的背影，突然觉得，他们背负着的，正是他们的明天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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