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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坑从春秋延续到西汉 下站遗址是秦汉祭祀遗存的标尺
下站遗址出土的金鸟祭祀。
陕西宝鸡下站遗址出土的玉质车马器祭祀。
下站遗址出土的玉器祭祀。
长方形祭祀坑(马坑)祭祀。图据文物陕西
下站遗址出土的玉人祭祀。
12月21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介绍了多个遗址发掘、研究情况,其中包括来自陕西宝鸡的下站遗址祭祀。会上介绍,下站遗址从公元前672年一直延续使用到西汉晚期,前后长达600年,是研究先秦至西汉时期祭天礼制最为完备的实物材料。
工作会结束后,记者采访了下站遗址的发掘负责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游富祥,请他详细介绍了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祭祀。
“密”字陶文提供文字依据
建立春秋至汉代祭祀年代框架
下站遗址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经勘探共发现各类祭祀坑1400余座祭祀。2020年、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文物局组织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清理祭祀坑、房址、灰坑等各类遗迹,出土大量马、牛、羊祭祀用牺牲,以及玉器、铁器、青铜车马器,还有砖、瓦、瓦当等遗物。
游富祥介绍,畤祭是秦的祭祀传统,始于秦立国时襄公所立西畤祭祀。雍五畤始于秦文公设鄜畤祭祀白帝,其后宣公设密畤祭青帝,灵公设吴阳上畤、下畤祭祀黄帝和炎帝;汉初,高祖刘邦设北畤祭祀黑帝——五个畤统称雍五畤。一开始,雍五畤是作为秦国的地方封国性祭祀,随着秦的统一,雍五畤升级为统一帝国的祭天大典。
西汉前期,汉承袭了秦的祭祀传统,雍五畤仍旧是国家最高的祭天盛典,直至汉武帝时期设甘泉泰畤,尊太一为天帝最尊者祭祀。五帝成为太一之佐,位格下降,雍五畤才又逐渐演变为天地祭祀之下的祭祀礼仪,直至汉末被废除。虽然雍五畤的形式被废除了,可是其祭祀内容和仪轨被甘泉泰畤和后期的南郊天坛祭祀所吸收,一直延续影响后世两千年。
学术界长期关注畤祭研究,可限于缺乏考古实物资料而难以深入祭祀。自2015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展秦汉“雍五畤”考古项目研究。目前,秦汉雍五畤已经确认其中四个,分别是凤翔雍山血池、陈仓吴山、下站、凤翔蔡阳山四处祭祀遗址。尤以下站遗址的祭祀遗存最为丰富,保存最为完整。
自2020年至今,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下站遗址已经进行了三次主动性考古发掘,揭露遗址面积2400平方米,发掘各类祭祀坑99座,包括有动物牺牲、车马坑和模型车马坑祭祀。各类祭祀坑之间存在丰富的叠压打破关系。根据祭祀坑间的地层关系可知,长条形动物祭祀坑是目前已清理的祭祀坑中年代最早的,应属于春秋中期。
下站遗址出土遗物除玉人、玉琮、玉璜祭祀玉器组合及大量金、玉、铜质车马器,铜弩机、箭镞等兵器外,还包括玉圭、玉璧残件、玉璋残件等其他玉器、钱币、铁质农具以及云纹瓦当、文字瓦当、砖瓦等建筑构件,另外还包含数量庞大的动物牺牲祭祀。其中,刻划“密”字陶文的陶片为遗址的性质提供了文字证据。游富祥告诉记者,结合碳十四测年结果,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春秋至汉代祭祀遗存的年代框架。
严格选择动物牺牲个体
是秦汉祭祀遗存的标尺
游富祥介绍,遗址目前发现的祭祀坑主要分3个大类11个小型,分别是长条形坑、长方形坑和洞室形坑祭祀。长条形坑年代最早,主要埋藏牺牲为牛;长方形坑又分车马坑和动物牺牲坑,车马坑内放置车马一乘,驾披具,动物牺牲坑分马、牛、羊三种,各自埋藏四个幼年个体;洞室形坑内放置模型车马。“这三种动物牺牲,与文献记载使用驹、犊、羔祭祀完全吻合。为了表示对天的崇敬,在牺牲个体的选择上全部选用幼年个体,并在性别和毛色方面也有严格选择。”
祭祀坑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和器物,印证了《史记·封禅书》中的记载: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祭祀。
根据祭祀出土动物的摆放姿势判断,考古人员推测,这些动物牺牲应该是杀死以后埋藏的祭祀。在埋葬动物的祭祀坑中,长条形坑皆头向北,长方形牺牲坑皆头向东。目前,对于朝向的意义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认识,考古人员判断,下站遗址正北方向是秦都雍城,其祭祀对象是青帝,从方位来说是东方天帝,朝向也许与此有关。
密畤经历春秋、战国、秦至西汉,在各个阶段不断发展变化祭祀。理论上,可以通过下站发掘到从春秋至西汉时期的所有类型祭祀坑。这些祭祀坑在不同年代有不同表现。
游富祥介绍,春秋中期,密畤以牢即长条形牛坑祭祀为主,晚期开始出现大型的车马坑和长方形马坑祭祀。战国时期,车马坑继续存在,形制变小,牺牲坑开始出现长方形的牛坑和羊坑。秦至西汉时期延续了战国的传统,祭祀坑和祭祀物品朝着更加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例如玉人、玉琮和玉璜的固定组合形式。“这种变化反映了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由分封走向大一统、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变化格局,在这种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思想的变革带动了祭祀形式的演变。”游富祥解读道。
如此丰富的祭祀坑遗存,也让密畤成了秦汉祭祀遗存的标尺祭祀。“以后国内同时期的祭祀遗存可以拿来和下站遗址进行比较,以下站遗址的发现为标尺,判断其他祭祀遗存的年代和性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祭祀是国人生活的重要内容,祭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游富祥表示,国人通过祭祀活动,承序天命、追忆先祖、传承孝道、涵养德性,在对天命表示敬畏的同时,表达报本感恩之情,抒发弘道扬善之志。“这一祭祀文化现象,对于世道民风的敦化,对于个体生命的教化,都具有特别功能,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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