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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掩饰我的无知，我从来没有看过《激流三部曲》，即便是曾经在语文课本上出现的《繁星》、《海上日出》，也是这几天通过点击各式各样的怀念文章才依稀记起的，内容完全忘掉，只是记得似乎有这么一些东西喜丧纪念。
我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爱好阅读的人，在我有限的现代文学知识中，认来都没有觉得巴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领袖，因为在他的身边，大师太多了，鲁迅、林语堂、钱钟书……随便出来一个，都比巴金有吸引力，在我的印象中，巴金是那种红色文学家，专门讴歌革命、赞美时代的，我不是纯粹的文艺青年，对于那种与封建大家庭决裂、投奔革命的小说缺乏兴趣，所以巴金早期的作品我全无印象，至于后期的《随想录》，基于它甚为严肃的主题以及年轻的浅薄，更是敬而远之喜丧纪念。因此在这个时候来怀念巴金，对于他的作品，我是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不过我确实还是有些话想说喜丧纪念。众多怀念文章推举巴金的成就，把他捧为一代大师，文坛的领袖，我想如果这是真心话的话，那么应该理解为这是基于他的年龄而言的，他是还活着的大师，还活着的巨人，放眼中国，在世的文人，谁能代替他的位置？因此上在中国文坛，巴金老人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所以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直活到101岁。
老人曾经要求过安乐死，他说，“不能工作，我已经是个废人，不要用那么好的药，维持我的生命”，可惜现在的巴金，已经不属于他自己，在巴金活着度过他一百岁生日的那天，我们看到了那个在病塌上强打精神的老人，以及他旁边众多装模作样的官僚，巴金先生，一直到死的那一天，依然是中国作协 ，中国文联副 ，可是早在几年前，他就需要忍受着痛苦，每天靠着鼻管进食维持生命，依靠人力24小时的看护而维持生命，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那个让人敬重的巴金老人，早已不在，他躯壳的存在对很多方面存在意义，唯独对他自己，是完全失去意义的喜丧纪念。
所以我要说，巴金老人在今天的逝去，于他是一种解脱，于方方面面都是一种解脱喜丧纪念。百岁而逝，是为喜丧，而从此不需再忍受病痛，为了一些“意义”而活着，逝者未许不会不感到轻松。所以对于巴老的离去，我们不必作沉痛的哀悼状，缅怀是必要的，做作而程序化的悲哀和沉痛，那属于需要“意义”的大人们所为。
巴金的一生，可以说都被“意义”所笼罩，早年的因为《家》而声誉鹊起，在大革命时代，影响了许许多多青年，这个时期是巴金最象作家的时期，他充满激情的文笔，不期然投合了一个革命流行的时代潮流和党派的需求，因此，和众多红色作家一样，巴金小说渐渐被仪式化、象征化了，控诉封建家庭的黑暗，展现追求自由革命的美好，最后拔高点明革命的意义，巴金等人的作品，有着更高于文学的引导大众、做党的喉舌这样的社会学意义喜丧纪念。而经历了文革的折磨之后，巴金再出文坛的《随想录》，则以勇于解剖自己、敢于“说真话”的面目出现，可是就算到了今天，真正能够彻底说真话的作品，也从来不会得到允许出版，所以《随想录》的真话，只能是点到为止，可是他又再次契合了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反思解剖的主旋律，所以巴金作品的社会学意义再次彰显，主流媒介不遗余力的推介使巴金登上了文坛最高旗手的地位，可是我们也看到，巴金在纯粹文学上的成就，其巅峰始终是《家》、《春》、《秋》。
巴金第三次作为一个象征一个社会学意义的符号出现，是一个不人道、让人悲哀的现实喜丧纪念。那就是他的百岁诞辰，让一个被钦定为“文学大师”、“中国人良心”的老人活着度过百岁生日，本来是充分体现了社会关怀和国家福利的好处，可是这样一个生活不能自理、靠鼻管喂饲维持的老人仍然顶着中国作协 的现实，则让我们明了百岁巴金继续生存的意义，只不过是借以掩盖现代中国在“文学和良心上的无能”。当然到了今天，巴金老人已经逝去，最后一场关于意义的作秀，也将陆续地上演，巴金这个世纪老人的一生，是仪式化存在的一生，我们尊敬他作为真实的“人”的一生，可是对于这样一个被赋予太多意义的人生，在吵杂的表示景仰的议论声中，唯有失语。
对于他的作品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喜丧纪念，可从巴金的言论及诸多评论文章中我们大致可以获得如下的印象：
巴金是个理想主义者，充满激情，他自己也说过：“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巴金的理想主义不可表现在于他的作品充满激情，还表现在于他对推广“世界语”的热情，巴金从年轻开始就信仰无政府主义，对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充满憧憬，所以他非常热衷于“世界语”这种我们看来非常难以推行的东西，并声体力行，除了自己学习掌握并且动手用世界语翻译一些名著，同时还在世界语一个国际组织中担任职务，满怀热情地推广这种语言，保持一种热情一时不难，可保持一辈子就很不容易，尤其是在一个普遍看来不可能实现的理想面前，而巴金先生由始至终痴心不改，这是典型的浪漫理想主义者，这个社会已然不再多见，所以，巴金先生是一个始终保持年轻心态的人，这一点上尤其让人敬佩喜丧纪念。
巴金是个真诚的人喜丧纪念。《随想录》虽然没有说出全部的真话，可是在勇于解剖自己这一点上，巴金无疑做到了胸怀坦荡。象他这样有一定地位的人物，敢于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并且不断地反思勇于剖开自己思想，这样的举动，只有心怀至诚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赤子之心，主流媒介对他的定论可谓贴切，而这样的性情，和他的理想主义思想一脉相承。除去对文革、人性的反思，作为一个出版家、一个编辑、一个报人，巴金先生更是表现了人品上的高风亮节和赤子情怀：“报纸要说真话”，这是对媒体的要求，然而时至今日，没有一家媒体达到或接近这一要求；任出版社编辑及后来身居要职之后，巴金都积极扶助年轻后进，一个著名的作家能为年轻新秀尽心尽责，铺路搭桥，让我们感动；真诚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巴金从不沽名钓誉，他拒绝了所有要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纪念物、文学奖，他把所有稿费捐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不求代价。
作为一个好人，巴金先生有太多让人景仰的地方；作为一个病痛的百岁老人，他让我同情而后心怀怜悯；作为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长寿的作家，他本应遵从天命，可是为了某些人的某些意义坚持到今，现在最终解脱，对于巴金老人而言，退出现实，是为了更好的还原自我，进入历史喜丧纪念。祝愿老人在天堂与挚爱的妻子相会，继续他没有病痛的理想主义之旅。
谨以此纪念巴金先生喜丧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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