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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最初由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只有满洲人可以加入，后来又增加了蒙古八旗，到皇太极时期新增加了汉人参与的汉八旗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在雍正元年（1723年），汉军与汉人家奴壮丁共计44万余人，约占当时八旗总人口的72%。至本文讲到的汉八旗大量出旗后，嘉庆元年（1796年）汉八旗仍然占到八旗总人口的43%。所以，了解清朝的八旗制度，是避不开汉八旗的话题的。
一、入关前汉八旗立下汗马功劳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
后金时期，旗人与汉人地位非常不平等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鲁迅先生认为：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李永芳（明军游击，一说是李成梁之孙）是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汉族高级官员，被努尔哈赤招为额附，地位非同一般。可阿敏公然骂他为“蛮奴”，李永芳一言不发，不敢针锋相对。因为汉官地位比旗人低，“畏惧满官”。努尔哈赤时代满汉同吃、同住，辽东地区的汉人倍受歧视与压迫，处境十分恶劣，导致大量汉人逃亡。皇太极即位后，实行逃人法、满汉分屯别居、编投降之汉民为户等缓和措施，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谕旨：“珠申（女真）与汉人各自分街居住，不要去汉人的街，如果知道珠申去汉人街时，要捕捉他。”可汉人一有机会还是逃亡。皇太极清楚地知道后金政权中汉人地位很低，终日劳作却食难果腹、衣不遮体，决定制订汉八旗，的制度。皇太极命管礼部贝勒萨哈璘召集众汉官，谈到将汉人另编一旗，是为其不被“满洲大臣欺凌”。组建八旗汉军，是解决汉人逃亡和旗汉矛盾的重要举措。
克抚顺城降李永芳
八旗汉军经历过一旗、二旗和四旗三个发展阶段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汉军一旗始建于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极命汉人佟养性（其堂兄佟养真的孙女就是康熙的生母佟佳氏）总理汉人军民诸政。崇德二年(1637年)，汉军分建两旗，以昂邦章京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旗主），马光元为右翼固山额真。次年，汉军扩编为四旗，以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和巴颜为固山额真。崇德七年(1642)，所有牛录统一编制，八旗汉军逐渐完善。从天聪八年(1634年)起，满语称八旗汉军为“乌真超哈”，意为“重兵”，最初是操作红夷大炮起家。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后始称“汉军”。
汉八旗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八旗的战斗力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的传统优势是机动、灵活的骑兵，当骑兵野战之际，明朝兵卒不堪一击。可攻坚战却是八旗弱点，在明军枪炮面前，八旗防线很容易被攻破。面对明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城墙时，八旗骑兵只能望而兴叹，无法施展优势。宁完我（明末辽阳汉人，投靠努尔哈赤）曾上奏皇太极说：“臣每虑红夷炮攻城甚妙。”如果招来汉人，“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八旗将如虎添翼。果然，在皇太极“以汉制汉”政策影响下，归降汉人日益增加，由汉人组建的炮兵部队日益强大。“中国长技，火炮为上。”一些汉臣奏议攻城须用大炮。火器原本是明朝对付后金的高手锏，明朝大臣清醒地认识到，“我之骑射不如奴，若击奴于百步之外，神器所至，奴之骑射无所施其力矣。”可自从“贼得唐阵大炮”（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后金在沈阳利用俘虏过来的工匠刘汉，成功仿制了西洋大炮，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往往以炮兵为开路先锋，攻城略地，成为大明劲敌。后金汉人大臣每次攻城前出谋划策：“可看一块受敌之处，架起红夷大炮，更番攻打，不过数日城墙圯塌，一攻可破。”自此后金才在与明朝的战争中真正占据优势。许多人问：数量那么少的满洲人怎么会打败军队人口众多的大明呢？此无他，唯汉人带路党多耳。
佟养性墓碑
经皇太极的“恩养”和汉军组建，后金政权内汉人地位大大提高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皇太极对大凌河降官祖大寿说：“尔等被围三月，天以与我，我不忍加诛。故携尔等至此，给以衣食与以妻室，厚加抚恤。使我兵为尔等所获，岂特不加养赡，即首领其能保乎？尔等当孩赤之时，养之者父母也。今朕衣食以养之，朕即尔等之父母也。鞠养之恩，如何可忘？”天聪七年（1633年），以佟养性为代表的汉官认为：“臣等自归顺以来，仰见我皇上与众位贝勒豢养汉官之恩，比金官之典极隆极厚。”天聪九年（1635年），生员杨名显说：“投来者优待，归顺者抚养，即大凌河官兵，至今厚养不懈，此皇上之至仁也。”贝勒罗洛宏说：“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大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公者，时势颠倒。”努尔哈赤时代是把汉人当做奴隶对待的，到皇太极时代提高了汉人地位，汉军的加入才使得清朝军事实力大增，才能够和明朝一决高下。
八旗汉军在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中，以自身经历向其他汉人表明清朝招抚政策的正确性，动摇瓦解了汉族网民的反抗意志，为清朝政权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清初，许多汉人被迫剃发易服，凡不从者一律处死，逃亡和暴动事件屡屡发生。可八旗中的满洲、蒙古和汉军，其成员均有改旗和抬旗的事实存在。八旗组织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在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等方面日趋一致。因此八旗制度中满蒙汉民族关系主流是融洽的，最终大都成为满族的一部分。
二、康雍乾时期的东北汉八旗以及之后他们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贡献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
清朝入关以后，汉军八旗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我们只谈留在东北的汉八旗的两个例子。
黑龙江城（瑷珲）、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
黑龙江城，满语为“萨哈连乌拉霍通”，民间称之为瑷珲，是黑龙江将军下辖的重要驻防城，黑龙江城驻防八旗肩负保卫黑龙江上游地区、巡视中俄边界等重任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有清一代，黑龙江城驻防八旗骁勇善战，被频繁征调到全国各个战场，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立下汗马功劳。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二月，“调乌拉、宁古塔兵一千五百”至黑龙江城，这1500名八旗兵丁成为黑龙江城最初的驻防八旗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到雍正时期黑龙江城驻防八旗兵额开始增加。雍正《大清会典》载:黑龙江城“额设兵一千六百八十名。又匠役五十八名，管屯兵二名。”共计1740名。《盛京通志》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黑龙江城“属下领满洲马兵一千二百九名，耕种公田马兵一百三十五名。养育兵一百三十五名。领催一百四名。前锋四十名。屯领催四名。鸟枪匠二名，弓匠十六名，铁匠二十四名，鞍匠二名”，共计1671名。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黑龙江城开始设置汉军八旗。乾隆元年《盛京通志》载:“三十一年，设汉军(佐领)二员。”属“正白、镶红汉军二佐领，并隶各旗协领兼管。”《民国瑷珲县志》写到:“汉军、皆由山东古籍，随孔王有德来降奉天，转由宁古塔，征剿罗刹（国外）有功，留瑷。以原来官兵一百七十余员名编为正白、镶红汉军二佐。”
黑龙江城设有水师营，全由汉军充任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时，“移水师营总管于黑龙江地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水师营正式建立。“以满、汉兵不习水性，选流人中谙习驾船者百五十名。”又调京口水师驾船水手百名过来。《民国瑷珲县志》则提出另一种说法:“水师营，原系平定三藩之汉军也。顺治十八年（1661年）编入吉林水师营，从征罗刹有功，遂留瑷珲。”
黑龙江城汉八旗仅二品以上官员就有14名，出了不少名将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兹举两例。富明阿(1805—1882年)，字治安，汉军正白旗人，袁崇焕六世孙。道光七年(1827年)以马甲身份参与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富明阿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获齐车博巴图鲁勇号。咸丰八年(1858年)，军前升任宁古塔副都统。同治九年(1870年)，因伤病辞职归家。富明阿回乡养病，对黑龙江城多有贡献。史载:“设立医院，不取药资。济贫院，施放衣食。”
富明阿长子寿山(1860—1900年)，字眉峰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因富明阿军功，得以任职北京。中日甲午战争，主动请缨亲赴前线，与永山共同奋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升任黑龙江城副都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黑龙江将军恩泽病故，清廷命寿山署黑龙江将军。5月17日到21日，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左岸制造一系列惨案，在海兰泡（今黑河市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残杀中国人6000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今俄境自精奇里江口至孙吴县霍尔漠津对岸南北长214里、东西最宽90里的土地）残杀中国人7000余人，史称庚子俄难。沙俄的军队继而进犯江右，纵火焚烧瑷珲城。5月28日，俄军逼近齐齐哈尔城，炮击城内。寿山因敌众我寡，身亡殉国。寿山坚守“军覆则死”诺言，自卧棺中，命卫士枪击，壮烈殉国。中华民国17年(1928年)，黑龙江省公署建寿公祠于齐齐哈尔关帝庙右侧(今龙沙公园内)。
寿公祠
咸丰朝以后，黑龙江城汉军八旗频繁被征调派往清朝各个战场，凭借军事才能崭露头角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可也导致黑龙江城军事力量更加空虚，加深了东北边疆危机。
呼兰
同样地，呼兰地区的汉八旗在有清一代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呼兰，亦写作“霍伦”、“胡兰”、“湖兰”，因呼兰河而得名，因女作家萧红及其名作《呼兰河传》而名闻海内外。呼兰是黑龙江将军下辖的六大驻防城之一，对巩固东北边疆有重要作用。限于篇幅，仅举两个呼兰汉军八旗的名将。
穆克德布（1821-1886年），周姓，呼兰汉军正红旗人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咸丰三年，由披甲出征湖北。”出征时的穆克德布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斗中，穆克德布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清军与捻军在李兴集渡口遭遇。时为参领的穆克德布“带吉林马队为左翼”参与战斗。在吉林马队的助力下，清军大获全胜，“杀贼二千余名，生擒三百余名，救出难民二千余名”。同治三年（1864年），当攻克南京在望之际，穆克德布又随西安将军都兴阿转战甘肃、宁夏，前往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尽管身为高官，穆克德布仍然身先士卒。同治六年（1867年），“洮河之役，以骑兵冲贼，功最，加副都统衔。”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穆克德布驻扎于金县，获知有回民起义军二百多人停留于稠泥河，即“亲带卡勇四十名，马队二十骑，驰往截剿。该逆正歇山下，猝不及防。该统领喝开抬枪，连毙二十余贼。”又汇同援军，“先枪后矛，又毙贼四十余名。”由于战功卓著，“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二十七日，恭膺简命，补放荆州左翼副都统。”穆克德布从普通士兵干到正二品高官。在荆州任内，穆克德布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光绪元年（1875年），曾代表清政府前往永州九嶷山祭祀舜帝，奉命祭告南岳恒山及神农黄帝陵。光绪六年（1880年），与湖广总督李瀚章、荆州将军希元等人“捐廉倡修”荆州驻防第一座书院——辅文书院。除倡导文化外，穆克德布也参与当地赈灾活动。“在荆州时，岁荐饥，捐俸以食饿者。并会同鄂抚奏请赈恤，全活数万人。”
松山，原名松音保，字宜春，呼兰汉军镶白旗人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道光六年（1826年），从征喀什噶尔，有功。八年，凯旋。补粘杆处（雍正创立的清朝特务机关，正式名称叫尚虞备用处）拜唐阿。累迁护军参领兼充虎枪营统领。二十三年（1843年），任河南城守尉。”河南城守尉就是开封城守尉，正三品，是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
有清一代，满八旗逐渐腐败堕落，可仍有少数汉八旗子弟精于骑射，文武兼备，在历史上做出了贡献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
三、乾隆初年恶化的八旗民生，促成汉军八旗大量出旗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
八旗制度有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的显著特点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入关后，为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清廷对作为国家军事统治基础的八旗成员采取“恩养”措施，建立了以官缺、旗地和月饷为三大支柱的互补性特权经济模式。顺治初年，为确保八旗制度稳固，清廷采取“官缺制度”，即在政权结构内按民族成分把各种官职定为“缺”，根据官员身份和资格以“官”补“缺”。这套制度使官位固定化占有，保障了核心统治集团的利益。
在经济上，清廷为避免八旗甲兵因分心生计劳作降低战斗力，在入关之初就剔除了八旗制度中原本包含的生产活动，通过圈占、投充和拨补等方式，在北京周围和盛京附近以及各大驻防地（如太原、西安等）划出大量土地作为八旗兵丁份地，即所谓“旗地”，在八旗内部按功勋和官职等级进行分配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八旗兵丁的份地为每丁五晌(一晌约六亩)。份地制度由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仅畿辅地区，经过顺治、康熙三次大规模圈地，畿辅土地被占十七万余顷，约占康熙八年（1669年）全国耕地面积五百四十三余万顷的1/32。清廷在圈占旗地基础上建立了众多皇庄、王庄、官庄、八旗兵丁庄田。八旗兵丁获得土地后，大多依靠户下家奴从事份地上的耕种。旗人无须亲身耕作狩猎，仅按时收取土地上的收获物，从名下旗地中定期定额取得收益。（我们想想《红楼梦》里的庄子年关送年货）。除旗地收入外，披甲当兵的旗人，由清廷按月发给一定数量“月饷”和“年米”。
《红楼梦》乌庄头年关交租
被称为“旗民”的八旗成员在入关初期丰衣足食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然而，随着人口繁衍和奢靡之风日盛，自康熙朝开始旗人生计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并逐渐发展成为有清一代痼疾。康熙及雍正二帝都曾费尽心机采取扩大兵额、增加和赏赐粮饷、回赎旗地、京旗回屯等一系列措施，以谋求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可劳而无功。乾隆即位后做出一项从根本上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办法——汉军出旗，即在保证清朝核心武装——满洲和蒙古八旗的编制与待遇稳定的前提下，将入关前后投奔和收编的八旗汉军有选择性地剔除一部分，使其出旗为民，所余兵额由满洲与蒙古八旗顶补。
汉军出旗为民是指具有旗人资格的八旗汉军成员豁除旗籍，出旗编入州县民籍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令在京八旗汉军人员，“除从龙（随顺治一起入关）人员子孙，其余各项人等，如有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有不愿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远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又规定八旗汉军中“文职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职自守备等官以上，俱不准改归民籍。”这就是著名的汉军八旗“出旗为民令”。出旗政策由少量到大量，由自愿到强制，由试探到逐渐推广到全国执行。
北京八旗
这次出旗者寥寥，至乾隆八年（1743年）四月，“汉军出旗为民，查现在情愿为民者一千三百九十六人”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清廷于是决定将出旗重点放在各直省。从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清廷以驻防八旗汉军为主要对象，开始了八旗驻防汉军的出旗高潮。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谕令：“八旗汉军年老残疾不能当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养者，俱令为民。其闲散人等，无以养赡，依靠亲属者，亦令出旗为民。至于领种官地之人，久在各州县种地，业属各州县管束，应即令其就近为民。”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议准，“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又议准，汉军内六品以下现任官员、并一应候补候选告退革退文武官员及兵丁闲散人等，有情愿改入民籍者，呈明报部后，该旗造具家口清册咨部。由部转行各该省州县，收入民籍”“，汉军请入民籍者。本支家口一体改入”。这次效果显著，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福州原设四旗汉军官兵悉令出旗改补绿营。乾隆二十年（1755年），广州汉军裁撤了半数：汉军3000人中，有领催80人、马甲1420人出旗为民。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裁绥远驻防“汉军二千一百一十七名，悉全出旗，分拨直隶、山西两省，改补绿旗营。”截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各直省驻防中，除广州驻防因满人旗兵难以胜任水师，故只裁减一半员额，改为满汉协同驻防，其余各省驻防汉军基本出旗分流。
在出旗中，乾隆下谕，汉军原本就是汉人，出旗后应与汉人一体对待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在具体出旗中，也有些特例。据《清史列传》载，刘芳名、李国英、许定国、马得功、田雄、白广恩等明朝降将，先后编入八旗汉军。这些由入关后归降人员编成的汉军佐领或拱卫京师或驻防各地。查《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乾隆年间汉军出旗过程中，禁旅八旗中仅裁减归降汉人组成的佐领半个，即由台刘国轩与郑氏族人合编的正红旗第五参领第一佐领。清廷尽量挑选有较多资产和谋生能力的人员出旗，其本身自有财产亦准许出旗时携带，以备谋生之需。可在八旗制度下，长期保持的单一军事职能，使绝大多数汉军人员缺乏谋生技能，即使略有资财，也在出旗后的日常生活中消耗殆尽，逐渐陷入贫困之中。
从汉军八旗出旗，清朝统治者虽然宣称“满汉一家”，可内心深处仍然带有难以逾越的民族不平等观念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八旗汉军是清代游离于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尴尬利益群体。八旗汉军因“其初本系汉人”的特殊身份被朝廷首先抛弃。
汉军的出旗使八旗逐渐从军事组织蜕变为特殊的利益集团，留在旗中的旗人日益蜕变为寄生族群，旗民分界日益森严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出旗为民的汉军融入到汉族中继续发展，而留在旗内的满、汉旗人以满洲八旗为核心聚合，满族也越来越趋于稳固。
四、留在八旗内的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也有文化上的差异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
在满族内部，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通过文化交融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局面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他们各自保留了一些原始的主流文化，并分别体现在自身的民俗礼仪之中。一般民俗主要是指婚丧嫁娶和祭祀先人，这里我们仅以婚礼为例说明他们的不同。
传统满族婚礼
满洲八旗的婚礼习俗，“婚姻之始，先之以媒妁之言，请合二姓之好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次以牒书其年庚，交互筮算，名曰“合婚”。婚约既成，由媒氏议定聘礼，由男方家择吉日，备礼品送至女家，曰“下小茶”，亦曰“放定”。”质诸古礼纳彩、纳吉、问名之名称。先后次序虽不相符，其义无以异。惟于放定之日，女饰盛服出，用旱烟筒与男方来宾，依次装烟……”。婚期前一日，由男方择吉日，以衣服、簪环、猪酒各物致送女家，并用红柬开明行礼时日与属相之避忌，赞以吉语，名曰“年命帖”。同时，择福命之女眷与新娘裁妆新红衣一裘，俗称“开剪”，统称曰“下大茶”，亦曰“过大礼”。婚期先一日，女家备具妆奁往送之夫门，男家敬备杯酒于门前，以表欢迎之意。一切嫁妆安置新房之内，名曰“安箱柜”。即时设席款待，名曰“嫁妆酒”，亦曰“柜箱酒”。诘旦，按照年命帖中所择吉时，男家备彩轿、舆仗，随以鼓乐，娶亲人四名或六名，陪伴新郎同往女家迎亲。到门，迎入少憩，对女家祖先及岳父母行礼。”“喜轿到门，大门少闭户刻，重新开门迎入。下轿时，以红毯铺地，女宾扶导至天地桌前拜天地。男拜，女立其旁。礼毕，男先女从，扶往内室。及房门，男将女首所覆红帕揭下，曰“揭盖头红”。相引登床，向吉方安坐，曰“坐福”。女家备糖馅水饺，令男女同食，曰“子孙饽饽”。食毕，女盛妆出帐拜祖先，翁姑及婿家尊长，曰“分大小”。及昏，于洞房中红烛高烧，几案上铺红毯，酌酒两杯，以红绳系古钱两枚置杯中，夫妇交饮，即古人合卺之意。是日，亲友馈送礼物致贺，曰“上礼”。设席欢宴，新郎当席叩谢，曰“拜席”。至亲兄长受新娘拜见，各出钗环等物相答，曰“上拜”。过三日或五日，新夫妇偕往岳家，名曰“回门”。婚礼中，“他如生男悬弧，生女悬悦，依然古礼”。依据各家中对未来生育的不同需求，悬挂不同的器物，以作彰示。除上述礼仪程序外，尚有诸如插车、射三箭、跨马鞍、抱宝瓶等诸多繁琐礼仪仪程。这些仪程都与满洲八旗先世早期渔猎采集生活息息相关。个别仪程细节中折射出历史上早期野蛮婚俗中的缩影。
汉军八旗成员的婚礼仪程，“汉军婚礼有成议，媒妁传达庚帖交递男家，男家备具瓶酒，方肉，率其子谒女父母，名曰“会亲家”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纳彩前二日，男家馈与猪、酒，陈列女家祖堂，两姻家同跪换酒，叩首拜，两姻母同，姻亲尊辈亦如此，是谓“换钟”。”迎亲，冠带披红，乘马从骑，……既至，谒女父母，行三叩礼，女家戚以新客称之。新客不发言，入席不饮酒、举箸。女家实银钱于褡子，压新郎腰间，始言笑饮食，名为“见面礼”，亦曰“开口钱”。次日吉期，俗称“正日子”。女挽发为髻，服棉衣，外易红衫，覆以红巾。既升舆，婿乘马先归，俟于庭前。彩舆到门，迟久而后纳之，谓之“扳性”。扳性者，谓属仰其性，使之柔和也。院中供香案，婿父拈香讫，两妇扶女降舆，偕婿行拜天地礼。拜讫，导入洞房。婿之姑姊举宝瓶、铜镜搭于女肩，及堂屋门，门限覆马鞍一具，婿执秤杆立洞房门为女揭去覆巾。……女既入，向是日福神方向而坐，名曰“坐福”。……夫妇同席吃长寿面，拜祖、拜灶、拜见尊长、翁姑。是日，宴女家送亲人于洞房，名曰“官饭”。宴众宾亲于他室，名曰“正席”。既日，新夫妇同食饺子，俗谓“吃子孙饽饽”。三日，夫妇反马，是谓“回门”。五日内外，祭扫先茔，是谓“庙见”。在汉军八旗成员的婚礼仪程中，除采用满洲八旗婚礼程序中的诸如“举宝瓶、跨马鞍、坐福、吃子孙饽饽”等仪程外，婚礼中所采用的仪程几乎完全是中原汉族的婚礼程序。汉军八旗成员在加入满族后，在原汉文化礼仪基础上，吸收进了满洲八旗婚礼仪程中的部分礼仪并进行了改动，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礼仪程序。尽管如此，《呼兰县志》仍说，“婚礼迎亲时，所用的‘对子马’、鼓乐旌旗等仪，同汉族”。在祭祀和丧礼等方面也大有不同，不再举例。
呼兰河
五、进一步的认识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
从清朝早期创立汉八旗制度，可以看出满族最初的统治者是比较注重拉拢汉网民心的，能够利用汉人熟练掌握火器的优势把他们吸纳到满族群体中来，为入关定鼎中原做准备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
可清朝统治者骨子里又有狭隘自私的民族歧视观点，对待汉人和与汉人关系融洽的回民等有严重的防范心理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尽管清朝有几位皇帝有明确的汉族血统，可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害怕因彻底汉化失去满族统治阶级特权，在国家经济困难之际表现为抛弃大多数汉八旗，把剥夺回来的利益又转给旧有的满洲八旗，这使得满族失去了扩张人口基数的机会。
可是汉人入旗和汉八旗出旗，又带来意想不到的民族融合太原祭祀祭奠祭扫祭英烈。汉人带着丰富的汉族文化与传统进入到满族群体，使满族群体更加深入接受汉文化。而出旗的汉八旗成员经历几代早已拥有许多满族习俗，他们原本在各地驻防，重新回归汉族后，又把这些习俗带给汉族，使汉族同胞更加熟悉满族风俗。就在这种民族的身份转换中，不管统治者如何，民间的满汉文化越来越融合，到清朝灭亡以后，如果不刻意区分，在许多地方汉族和满族在很多文化习俗方面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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